历史延续性与道德责任的二维统一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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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延续性与道德责任的二维统一体

历史延续性与道德责任的二维统一体

  论文关键词:

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的人马》自我分裂历史延续性道德责任

  论文内容提要:

作为一位不懈探讨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南方作家,罗伯特·潘·沃伦的自我哲学观包含历史延续性和道德责任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在《国王的人马》中,沃伦致力于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诠释其关于构建完整自我的生命哲学观,理性地探索当代社会中“分裂自我”重塑的可能性及其整合途径,这对我们当今构建和谐人生与和谐社会亦具有厚重的启迪意义。

  Abstract:

AsaSouthernwriterwhoispersevereintheexplorationofthevaluesandmeaningofhumanlife,RobertPennWarren’sphilosophyofselfiscomposedoftwoinalienableaspects:

historicalcontinuityandmoralresponsibility.InhisfamousnovelAlltheKing’sMen,Warrentriestorepresenthislifephilosophyonthecreationoftheintegratedselfthroughtheartisticformofnovel.Atthesametimehetriestomakerationalexplorationofthepossibilityandtheeffectivewaystoreintegratethe“dividedselves”andcreateaharmoniousoneinmodernsociety.Warren’stheorycanbeasignificantedificationtoourcountrywhichisdevotedtotheconstructionofharmoniouslifeandsociety.

  Keywords:

RobertPennWarrenAlltheKing’sMenself-divisionhistoricalcontinuitymoralresponsibility

  罗伯特·潘·沃伦是美国南方“重农主义”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一颗耀眼新星。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一直不懈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当代美国社会中不断分裂、消解的自我及其重塑的可能性。

这种对南方秩序重建、对自我和南方群体身份重塑的深切关注,使他成为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位文学家。

  上世纪20年代,北方工业文明长驱南下,以不可阻挡之势瓦解了南方的农耕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这使尚未从内战阴影中走出的南方人再次陷入身份危机和生存困惑之中。

1930年,包括沃伦在内的12位才华横溢的南方作家共同撰稿出版了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公然抗议工业主义的入侵、扞卫南方传统文化,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重农主义”运动。

作家们指出:

“土地的文化是所有职业中最好且最为敏感的一种,因此它应具有经济上的优先性,并获得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而北方工业文明催生的新人文主义则对科学理性顶礼膜拜,割裂了个人与历史及生存社区之间的情感纽带,从而导致了当代人的“自我分裂”。

于是,这些作家在作品中不断寻求着自我,期望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重新确立南方文化身份,将一种历史意识和社区归属感还归自我。

本文将以沃伦的《国王的人马》为例,来具体分析沃伦的自我哲学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以及构建完整自我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一

  在1975年发表的题为《民主与诗歌》(DemocracyandPoetry)的演讲中,沃伦对工业化社会中“自我分裂”现象及其根源做出深刻的剖析,并对完整“自我”做出明确界定和深层释义,期冀为“自我分裂”这一社会痼疾提供哲学上的灵丹妙药。

文中沃伦将“自我”界定为“在个性化过程之中,一种意义深远的统一体的可感知的原则”(Warren,DPForewordxii)。

对于这个“意义深远的统一体”,沃伦认为它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延续性——具有过去和将来的在时间维度上不断进化的自我;责任性——意识到自身具有值得赞扬或谴责的行为能力的作为在道德责任上不断完善的自我”(Warren,DPForewordxii)。

在此沃伦清晰地表达出他的完整“自我”所应具备的双重维度,即由历史延续性和道德责任两个辩证统一方面共同构成的“自我”哲学观。

  首先,自我的延续性关注的是在时间维度上自我的构建与存在,其中包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及历史责任感。

对沃伦而言,生活和历史由于其动态特征和结构上的连续性存在于时间的维度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时间单位,而是生命流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则应意识到自我是历史的一部分,应与全人类命运与共。

因此,对重回过去的渴望及对永生的向往都是对自我这种时间建构的否认。

洛玛·可英对沃伦的时间观给出过精辟的分析:

“对他而言……时间不是被连接在一条连环链上的支离破碎的点,而是一张过去和将来在不断变化和重塑的现在上交汇成一点的网”(King487)。

  沃伦的这种时间历史观是由其重农主义立场及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重农作家们主张重回旧南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农耕生活以重建南方文化身份和信仰体系,这种怀旧意识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

他们深信历史是一个具有完整性、连续性、系统性的链条,是人类借以认识自我、创建自我的知识源泉;一个人无法割裂历史来生活,否认历史就无法理解现在和未来,无法构建一个完整自我,正如沃伦指出的,这种割裂历史的自我是难以“从人类本性和人类成就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

在其政论文《内战的遗产》中沃伦清晰地阐明了历史的作用:

“历史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未来的规划,但它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对自身、对普遍人性的全面了解,使我们更好地去面对未来”(Warren,TheLegacyoftheCivilWar100)。

  沃伦自我定义的另一方面是自我的责任感,它强调自我在空间维度上与其生存社区的密切关系。

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南方独特的文化传统赋予其社区特定的意义和内涵,它不仅界定了自我与群体的身份与价值,还给予人们一种强烈的心灵归属感,而工业文明及其价值观在剥夺了南方人的历史完整性的同时,也无情割裂了南方人之间紧密的社区纽带,使社会中的个体日趋孤独和异化,最终导致“自我分裂”。

针对这一症结,沃伦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有在社区中自我才成为可能”(Warren,DP25),评论家朗雷也指出沃伦认为自我只有与其生存社区建立起一种恰当联系,才能“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Longley238)。

因此,除历史延续性之外,个体与社区的关系也成为塑造完整自我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个具有双重维度的世界就是《国王的人马》中卡斯·马斯顿所喻作的那张“蛛网”,这张蛛网不仅将个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紧密相连,而且将孤立的个体与他人、社区和整个世界有机联系起来。

总之,自我如不具有历史意识并与其他个体构成统一体将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我。

  沃伦认为最终导致自我分裂的是隐藏于意识与潜意识背后的人的善恶双重本性,而个性化的过程则是对立斗争双方不断妥协最终交汇融合生成统一自我的“中心化过程”。

由此可见,作为历史和社区环境的复合产物,这个由历史延续性和道德责任构成的完整自我不是先天给予或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在社会现实中经历一个不断修正、演变的渐进发展过程,正如沃伦在给出自我定义后继续指出的:

“自我是从来不会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Warren,DP88-89)。

所以一个成熟的自我并非与生俱来,个体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与现实世界碰撞交流才能够创建出个性化的自我。

沃伦的“自我”哲学观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感和道德责任意识渗透在其小说和诗歌中,赋予他的作品一种罕见的深度和广度。

  二

  荣赝普利策小说奖的《国王的人马》是沃伦文学创作日臻成熟时期的巅峰之作,亦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

作家通过对上世纪初美国南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再现,深入探讨了在这个“分裂的时代”中政治、权力、人性及分裂自我的整合之路。

小说充满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它不仅讲述了威利州长这位南方政客的发迹、堕落和灭亡史,更为重要的是描述了故事叙述者杰克破碎自我的整合过程:

他从自视清高的理想主义者到笃信自然主义决定论者再到信奉“历史和时间的非凡责任”的人道主义者的转变。

这两条情节交织并行,正如杰克所言:

“威利·斯达克的故事与杰克·伯顿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故事”。

①在此意义上,老板威利的发迹和衰落史同时亦是杰克的自我发现史,即他通过对家庭、爱情和人生的反思和剖析为拒绝历史和道德责任的“分裂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整和之路,其精神转变历程对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故事伊始,患有时代“可怕分裂”症的杰克虽然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中,他却自命清高地认为自己绝不会与其同流合污;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分裂使他虽愤世嫉俗却缺乏行为能力,难以将过去、现实与将来统一起来。

他只有借助一系列人生哲学构建起一个个自我神话,来逃避历史和现实责任。

杰克为分裂的自我寻求辩护的第一个人生哲学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称自己是在上大学时找到这条处世之道的,并对之笃信不移。

  与好友亚当的理想主义不同,杰克的这种理想主义是他用来保护破碎的自我不受外界伤害的保护伞,他对世事努力保持一种婴儿般的无知状态,借此寻求道德上的中立和行为上的超脱,拒绝过深地卷入现实生活。

杰克最初的这种缺乏根基和生活破碎感源自他残缺的家庭环境。

虽然家境富裕,但物质上的优裕难以驱走他六岁时父亲艾利斯离家出走带来的心灵阴影。

这种家庭的残缺感伴随着杰克的成长历程,从青少年外出读书直至成年,他很少回到母亲身边,也难以接受不停替换的各位“继父”,他们的唯一作用就是让杰克认为母亲缺乏一份持久的真爱的能力。

成年后他在痛苦彷徨中曾去看望隐居闹市一隅的“生父”,期望他为迷途的自己指点迷津,但“生父”的宗教狂热和消极遁世的生活态度只是徒添了杰克对生活的迷惘和失望。

由于缺少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为他提供人生指点,杰克漂浮在尘世的边缘,逃避自我的他不仅否定自己的过去,而且拒绝投入现在,更为致命的是他不敢为未来做出任何承诺,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与安妮之间的关系上。

  尽管杰克深爱着安妮,但自我支离破碎的杰克却难以对安妮做出婚姻承诺,安妮最终拒绝了杰克是因为她期望他能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敢于承担起人生责任。

而当时的杰克并未意识到正是他的理想主义剥夺了他完整的自我,使他失去自信和行为能力,只有多年后拥有完整自我的他才能深刻地反思和剖析当时的自己:

“我无法信任自己……且惧怕未来。

我现在认为已经明白的当时却不明白:

我们只有拥有未来才能够保存过去”。

  杰克在道德上的中立使他对老板威利政治上的腐败视而不见,直至这种腐败波及他自身——他的心上人安妮成了威利的情妇,这一事实不仅彻底击碎了杰克心中保存多年的安妮的纯真形象,还使他倍受良心谴责:

是他当年的逃避责任使他于无形之中将心上人送到威利怀中。

当他的“理想主义”不再能为他提供精神庇护时,心灵深受重创的杰克再次远走高飞,将自己“淹没在美国西部”,借助自己一贯逃避现实的“大休眠”——退回到彻底的无意识状态——来愈合内心的伤痛。

小说中杰克的每一次自我发现,他心智成长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这一象征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大休眠”。

在此次“大休眠”后,杰克又找到了一条新的人生哲学使他重返原有的生活轨道,这条哲学是他在西部逃亡途中从一位搭车人左眼下的肌肉抽搐现象中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种把人的存在视为简单的、毫无意义的神经反应和肉体堆砌的自然主义决定论,这是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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