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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多種因素影響，現時大部分農民工不能在城市真正定居，他們通常跟隨工作機會而於城鄉和城市之間流動，因此不帶家人（尤其是老、幼）同行是很普遍的流動方式。
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也大大增加。
城市化和工業化也推動了人口在城市之間流動。
一般表現為人口從發展速度較慢的中西部城市，向發展速度較快的東南部城市流動。
流動人口當中包括許多攜帶個人資本的創業者和受過高等教育、具備專業技能的專業人員。
相對於農民工，他們的居住穩定性會稍高一些。
城市人口數量迅速增加，人口的差異性增加。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5年全國流動人口約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為4779萬人。
大規模人口流動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大幅度改變城鄉人口的比例。
如表3.2所示。
表3.2中國城鄉人口比重（%）2007200019901982城鎮44.936.226.421.1農村55.163.873.678.9伴隨人口流動規模越來越大，人口的差異性也大大增加。
無論在鄉村和城市，1980年以前穩定的社區人口構成和鄰里關係，都受到巨大衝擊；
原有的親緣關係網絡，伴隨流動而逐漸疏離或斷裂；
社區內原有的守望相助傳統，也在城鄉混雜文化傳播和居民頻繁流動的過程中逐漸消失。
1.3制度及其改革中國在1980年以前實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相關的政治、福利制度，與1980年以後逐步推行改革的市場經濟制度及其相關政治、福利制度，會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領域或部門同時運行。
這種制度改革方式稱為雙軌制。
雙軌制使中國的體制改革能夠避開因急速改革而帶來的社會陣痛和衝突，但是也令各種制度的運作難以協調一致。
就家庭方面而言，制度因素的影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戶籍制度及其規定的居民福利戶籍制度是1980年以前實行的居民身份登記制度，過去它與供給居民的基本生活資料及獲得福利直接相關。
此外，大多數中國居民的福利，向來是由地方政府自行統籌安排，各地居民享有的福利水準亦互有不同。
各地政府基於公共財政負擔能力的考慮，會對當地人口數量的增加持審慎態度；
而居民出於生活及福利的考慮，在做出跨越行政區流動的決定時也會很謹慎。
戶籍制度把流動人口置於不利的社會福利地位，如果他們不能獲得移居地的居民身份，就不能獲得相應的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福利。
也就是說，在不能順利獲得移居地居民身份前，舉家遷移會損失多方面利益。
因此大部分人在決定前往跨越其所屬的行政區工作，通常都是選擇隻身前往，把家庭留在有居民身份的地方，待日後有機會獲得移居地的居民身份時，才會舉家遷移。
城鄉經濟體制改革全國的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生產責任制，農業可耕地則按照當時本地戶籍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平均分割給農民承包。
與此同時，過去由農村集體提供的福利（如果有的話）及生產性互助，也因生產集體解散而中止，農村家庭因此再次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以及生產、生活核算的基本單位。
按照這種情況，1980年以後農村家庭的功能，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
在城市，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原來由國家勞動部門決定、以不解雇工人為原則的勞動人事聘用制度，已改為勞動合同聘用制度，由雇主決定聘用人員和聘用期限，就業競爭性和失業風險都大大增加。
公共福利制度不完善在經濟制度全面市場化的同時，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卻相對遲緩。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央政府才開始推動各地政府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
然而時至今天，許多鄉村人口和城市非在職人口，仍然未能參與任何社會保險制度，也未能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
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和企業不再為城市人口提供住房、醫療和退休等福利，城鄉居民只能通過家庭成員的合作來尋求生活保障，例如很多人選擇聯合家庭兩代人的積蓄來購買住宅。
也就是說，在雙軌制時期，有些社會領域新舊制度不能互相銜接，個人不得不借助家庭的力量來應對公共福利制度的缺失。
2當代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化2.1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家庭規模不斷縮小中國家庭規模不斷縮小，2007年全國家庭戶的平均規模為3.17人，比1982年減少1.26人。
其中上海市的減少幅度最大，15年內減少1.95人。
情況如表3.3所示。
表3.31982-2005年全國各地區家庭戶平均規模單位：
人19821987199020012007全國4.434.33.973.423.17北京3.693.593.22.942.65天津3.93.73.323.183.00上海4.63.493.082.852.65各個城市家庭戶的平均規模，一般都低於全國的平均規模；
鄉村家庭的平均規模，則高於全國水準。
從省份來看，西藏自治區的平均家庭戶規模最大，2007年為4.70人；
最小的是浙江省，為2.84人。
2.2核心家庭為主核心家庭是當代中國最普遍的家庭類型，佔全部家庭的68。
以一對夫婦和其未婚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最多，佔47.3。
按費孝通的定義，中國家庭的理想模式是由父母與子女組成，這種家庭也稱為標準核心家庭。
由一對夫婦構成的核心家庭次多，佔12.9。
如表3.4的資料顯示。
學者的研究發現，這類家庭的戶主年齡大多為45-69歲，子女獨生率60%以上；
換句話說，獨生子女長大後離家獨立生活而產生了夫婦核心家庭。
因此，計劃生育政策是導致夫婦核心家庭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直系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佔21.7%。
（見表3.4）查年份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複合家庭損家庭計對夫婦母子女母一方和子女大計代直系代直系代直系代直系計代複合代及以上計982.782.9426.6.52.77.8.1.9.99.97.0200990.497.8.546.7.59.77.9.1.1.15.32.81000002.97.3.4.68.376.6.64.11.7.1.4.57.57.7.2600三代直系家庭最多，佔16.6。
由於人類壽命延長，只要家中各人願意，大多數家庭都能夠三代同堂。
學者的研究發現，不少三代直系家庭中年老夫婦和年輕夫婦同居而不共財。
可見和傳統大家庭相比，當代中國直系家庭的性質已經改變。
在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缺當中、中間一代的隔代直系家庭增加。
隔代直系家庭是因子女寄養到祖父母輩家庭而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兩種原因：
鄉村的年輕夫婦到外地工作，幼兒留在家鄉由祖父母輩照顧；
城市裏夫婦考慮居住地與優質中小學校的關係，把子女寄養到祖父母家中。
表3.4中國家庭類型細分表小資料：
（一）核心家庭指由夫婦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
核心家庭可進一步分為:
1.夫婦核心家庭,指只有夫妻二人組成的家庭。
2.3.一般核心家庭,或稱標準核心家庭,或稱戶主與配偶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
另外一種關係形式也屬標準核心家庭,即未婚子女為戶主,與其父母及未婚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
因為它是核心家庭的完整形式,亦為最普遍的核心家庭。
4.5.缺損核心家庭,或稱單親家庭,指夫婦一方和子女組成的家庭。
同樣,未婚戶主與父母一方組成的家庭也是殘缺核心家庭。
6.7.擴大核心家庭,指夫婦及子女之外加上未婚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
8.
（二）直系家庭。
可細分為:
1.二代直系家庭,指夫婦同一個已婚兒子及兒媳組成的家庭。
2.3.三代直系家庭,指夫婦同一個已婚子女及孫子女組成的家庭。
4.5.四代直系家庭可有多種表達。
戶主夫婦與父母、兒子兒媳及孫子女組成的家庭是四代直系家庭;
戶主夫婦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也是四代直系家庭。
6.7.隔代直系家庭。
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缺中間一代可稱為隔代直系家庭。
8.2.3不同家庭結構類型增加根據中國人口普查中各類家庭的資料，除核心家庭和複合家庭外，其他家庭結構的類型不斷增加。
丁克家庭是英文簡寫DINK（DoubleIncomeNoKids）的音譯，指夫妻都有收入卻主動放棄生育（不是由於生理原因而無法生育）的家庭。
丁克家庭在中國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領夫婦中的比例有逐漸增加之勢。
內地一般認為丁克家庭的增加是因為受到西方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影響。
空巢家庭，指標準核心家庭中子女長大後長期離家生活、或另立家庭生活，留下年老父母自我照顧的家庭。
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使家庭中子女數量減少，造成這類家庭的數量越來越多。
留守家庭。
在一些鄉村家庭中，夫婦長期在外地工作，但由於多種因素限制而不能全家遷移，尤其是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子女不能進入城市公立學校，於是他們把子女留下，由祖父母或其他親友照顧。
留守家庭所佔比重較大的地區，也是外出謀生的農民較多的地區。
單人戶，有時也被稱為單人家庭。
它在全部家庭住戶佔有一定比例，且呈緩慢上升趨勢。
研究指出男性單人戶多在30歲以前，女性單人戶多在70歲以後。
這說明30歲以前男性未婚比例高，70歲以後則女性喪偶比例高。
3.中國家庭關係的變化中國家庭關係的變化家庭關係是複雜多樣的，每兩個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間都會出現不同的互動和相互關係。
以最概括的類別來區分，可以把家庭關係分為橫向關係和縱向關係。
橫向關係包括夫妻關係和兄弟姐妹關係，縱向關係指代際關係，包括親子兩代關係和隔代關係。
3.1橫向關係的變化夫妻關係的變化。
隨著中國城鄉現代化進程加快，家庭中夫妻關係趨向平等，改變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模式。
從家務勞動分配看夫妻關係趨向平等化表3.5的資料來自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的中國五城市家庭問卷調查。
資料顯示雖然家務勞動仍然以妻子承擔為主，但丈夫承擔家務勞動的比例逐步上升，而且以夫妻共同承擔家務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
表3.5城市家庭家務勞動在夫妻間的分佈（%）城市北京上海家務勞動量/結婚年代1949前1976前1984後1949前1976前1984後丈夫多些夫妻差不多妻子多些5.9814.059.0917.127.2733.3376.9257.6857.5813.89.9112.812.6421.6229.6573.5668.4757.56小資料：
1949年以後，中國致力推動男女平等，其中最主要的實現方式是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應該參與有薪酬的社會勞動，而不應留在家中完全從事家內勞動。
因此在1949年至1980年間，有正式戶籍的家庭，都是雙職工家庭。
1980年以後，國家不再控制勞工雇傭，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逐漸形成，是否工作由個人決定，完全從事家務的人士才重新出現。
這一政治主張和制度安排，對中國的性別社會角色和夫妻關係具有深刻影響。
夫妻權力關係趨向平等夫妻間的權力關係可以從家中誰主事？
反映出來，1993年的五城市調查資料（見表3.6）反映如下事實：
對家庭事務而言，夫與妻的決定權相當，所佔的比例最大；
在單方面擁有較大決定權的家庭中，妻子擁有更大決定權的比例高於丈夫。
表3.6夫妻在家庭中決定權的差別（%）丈夫實權較大妻子實權較大夫妻實權相當其他北京20.6522.2754.452.62上海15.9331.9947.094.99成都17.66274552.332.56夫妻間夥伴關係重於親密情感關係家庭社會學理論指出，夫妻關係是會隨時代和社會文化的不同而有變化，但基本上包含兩種關係：
親密情感關係和生活夥伴關係。
許多鄉村家庭的分工模式是丈夫到其他地方工作，而妻子則留在家中耕作並照顧老少。
妻子的勞作能夠維持家庭成員的溫飽，而丈夫的勞作則為了家庭生活的改善和發展。
當丈夫失業或無法在城市居留下去時，可以返回鄉村的家尋求溫飽。
這種家庭分工具有很強的抗風險能力。
還有許多家庭是夫妻一起到城市謀生。
在各個城市社區，尤其是位於城鄉交界的社區，有大量小型服務業，其經營者都是來自異地或鄉村的夫婦，他們一般不雇工人或雇很少工人，商業運營由夫妻協作進行。
內地學者在研究訪談中發現，這些商戶在談論夫妻關係時，強調的都是信任和協作，而不是浪漫愛情。
兄弟姐妹關係的變化。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家庭中兄弟姐妹關係的重要性下降。
在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下，一般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數量趨向減少，1980後組成的家庭中，鄉村家庭尚可能存在兄弟姐妹關係，城市中就比較少見。
家庭中兄弟姐妹關係不如親子關係重要。
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關係中，縱向關係重於橫向關係。
即使兄弟姐妹原本關係密切，在近20年大規模的人口跨地區流動中，他們往往也會分開在異地居住和工作，互相之間的直接支援也會減少。
3.2縱向關係的變化家庭內的縱向關係指代際關係，一般有兩代、三代和四代親子關係。
最全面的代際關係包括雙向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
傳統中國的代際關係是雙向互惠。
學者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家庭的代際關係屬於撫育-贍養型，代際關係是雙向的，西方社會的代際關係是單向的。
由於傳統中國的代際關係是雙向互惠，因此比西方社會的單項關係更加密切、牢固和帶有強制性，當然這也容易與個人主義產生衝突。
近二十年中國社會的轉變使代際關係複雜化。
持續的互惠是維持代際關係的基本條件自五四運動以來，歷次思想運動和社會結構改造，家庭的代際關係中，孝悌的道德成分逐漸消失，但其中的互惠成分仍然保留下來。
多數調查研究資料都顯示大多數青壯年仍然認同應該贍養、照顧父母的觀念。
由於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饋已經失去道德強制，因此，持續的互惠就成為維持代際關係的基本條件。
回饋模式趨向多元化。
家庭照顧也是維繫代際關係的重要因素，在許多直系家庭中，第一代幫助照顧第三代，使第二代能夠同時兼顧上下兩代人。
這種方式由於存在持續的互惠關係，令代際關係一般比較和諧。
有調查顯示，上海市居民認為這種模式是最理想的家庭代際關係模式。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代際關係趨向理性化，回饋模式包含了多種多樣的家庭分工和互惠關係。
以下一代為軸心的單向代際關係趨向普遍。
在現代化和轉型期中國社會結構特性等諸多因素影響下，家庭對下一代的投入越來越多，尤其是對城市的四二一家庭來說，孩子是兩代三對夫婦的期望所在，可謂集幾家寵愛於一身。
如此一來，家庭的代際關係中心，便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轉向下一代。
對兒女的關注太多，對父母的關注就可能相應減少。
也就是說，中國家庭的雙向代際關係越來越明顯地向西方社會的單向代際關係轉變。
小資料：
實際上約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為三代同堂的直系家庭或聯合家庭。
顯然，上海人更崇尚分而不遠的理想家庭模式，但由於種種客觀條件難以實現，住宅的嚴重短缺，使上海成為全國居住密度最高、人均住房面積最低、住房困難戶最多的大城市，於是不少人就轉向在直系家庭內悄然地進行疏而不離的體制改革，以至如今的直系家庭同傳統意義上的三代同堂家庭相比，其內涵已明顯不同。
首先，從家庭軸心看，縱向的親子關係單軸已讓位於橫向的老少夫婦並行的雙軸，長者為尊、家無二主的父權家長制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其次，從互動方式看，同居共財、合灶同桌的習俗日漸為經濟獨立、伙食自理的方式所替代。
有分有合、分而不離已成為直系家庭所普遍遵循的互動原則。
現代上海人正在努力探索一種可以彌補西方式核心家庭的過於疏離和中國傳統直系家庭的過於依賴缺陷的家庭類型，或許這種分而不遠的核心家庭和疏而不離的直系家庭正走在結合兩者優勢的道路上。
摘自徐安琪家庭結構與代際關係研究以上海為例的實證分析，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
文字經過刪節。
4家庭問題與相關爭論家庭問題與相關爭論家庭是複雜的社會單位，具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但也深受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
因此，家庭問題多種多樣，有些問題由家庭的結構因素產生，如夫妻溝通、親子溝通問題等，這類問題具有穩定性。
有些問題則由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引發，具有特定時間性，這裏主要討論後一類問題。
4.1獨生子女的養育及其負擔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二十餘年，中國家庭的獨生子女總數已經相當多，1993年的估計已經超過3000萬。
於1986年發表的報告文學中國的小皇帝，引起全國各界對獨生子女教育問題的關注。
文章列舉的種種事例，反映獨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缺陷，輿論甚至總結為獨生子女是不能寄予期望的一代。
由於父母過分溺愛，獨生子女生活條件優裕但知識貧乏，生活實踐能力、行動能力極差；
缺乏集體觀念和善待他人的社交技能；
以自我為中心，具有孤僻、神經質等古怪性格。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大家對獨生子女的流行印象是一種誤會，獨生子女的家庭狀況通常都比非獨生子女更好，生活條件更加優越。
但是，通常認為獨生子女父母比非獨生子女父母更加疏於教導、放縱子女不良習慣的觀點，並沒有確切的調查資料來支援。
調查資料顯示，對孩子的溺愛行為方面，獨生子女的父母和非獨生子女的父母沒有顯著差別；
現實當中因教育不當而產生的小皇帝，其中既有獨生子女，也有非獨生子女。
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獨生子女群處於成長期，大家特別關注其教育及社會化的問題。
2000年以後，這些獨生子女已經長大成人，當中很多人已經組織家庭，有自己的獨生子女。
這時大家對獨生子女的關注，亦轉向由獨生子女引起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其相互影響。
由獨生子女組成的新家庭，不得不面對比非獨生子女家庭更為沉重的家庭贍養負擔；
由於中國人口老化速度加快，中國已經調整政策，規定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兩名子女。
倘若他們選擇生育兩名孩子，那麼在相當長的期間內，這些獨生子女夫婦的撫養和贍養結構，就會變為四名老人、兩名小孩，這將會是一項異常艱辛的責任。
小資料四二一是指四位老人（祖父母、外祖父母）、二位父母、一個孩子的倒金字塔結構的家庭。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如果長輩過分寵愛，並且教育失當，會影響孩子的身心發育，造成心理和生理方面的一系列症狀，醫學上稱之為四二一綜合症。
醫學專家分析四二一綜合症的根本原因，在於生活上的過渡保護和精神上的過分嬌寵。
外在的環境因素造成了這種危害兒童的都市新疾病。
醫生為此告誡家長：
要對孩子施行科學的養育，在日常生活和飲食中，應限制高熱量食物，增加蔬菜的攝入。
要注意培養孩子獨立生活的能力，讓孩子們多參加集體活動，享受大自然和社會的沐浴，摒棄一味遷就、縱容放任等做法。
（摘自張家勇城市家庭四二一綜合症，家庭科技，1994年第5期第9頁）4.2空巢或留守家庭的照顧空巢和留守之所以成為家庭問題，原因是它在近20餘年中國社會急速轉變中大量及集中地出現，個人和社會都未及在觀念上對此適應，並通過制度和策略的安排來解決其中問題。
空巢和留守家庭，包括多種不同的類別和困境。
世界各國都存在空巢家庭。
在代際關係以單向接力為模式的社會，空巢家庭是必然產生的。
像許多西方國家，子女長大後必定離開父母；
空巢家庭的成員如果在出現生存問題，公共福利體系將會予以援助。
但中國的社會觀念素來假定父母子女應該一直共同生活、互相扶持；
然而與此同時，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公共福利體系發展卻不完善，未能對出現生存問題的空巢家庭予以援助。
這樣，空巢既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也是現實生存層面的問題。
當前中國的空巢家庭中，鄉村與城市的問題不完全相同。
城市的老年人一般都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雖然各地保障水準不同，保障亦未必足夠），生存基本不成問題；
同時，近年城市比較注意發展老人院、社區養老或居家養老項目。
因此城市老人面對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觀念和心理層面，即一直以來兒女繞膝的期望與現實生活的差距。
鄉村空巢家庭的狀況則更加令人擔憂。
目前大部分鄉村仍未建立合作醫療和養老制度，老年人缺乏公共福利體系的支持，於是老年人就完全依靠子女贍養。
空巢意味老年人在大部分時間會失去生活中必要的經濟支持和生活照顧，在自己的勞動能力下降時，極易陷入貧困或貧病交加的狀態。
南方週末2006年1月19日：
農村空巢老人誰來關愛？
時下，許多農村老人已成為童話中的老鳥，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他們的生存狀態，不能讓人釋懷。
與城市空巢老人相比，農村空巢老人面臨著相似的精神上的窘困，又有著許多不同。
在農村老人中，只有2%的人擁有退休金作為生活來源，而在城市，這個數字是65%。
農民日報曾發文說：
他們多數在強忍病痛的折磨，甚至根本無暇顧及精神上的孤獨與落寞。
養兒防老，本是鄉土中國的倫理基石之一，只是，延續了幾千年的鄉村社會20餘年間變化得如此迅猛，當注重經驗的傳統文明漸趨衰落，當城市化加速了傳統農村社會的解體，當那些進城打拼的兒女們有意或無力地放棄了孝道，留守鄉村的老人們何以依靠？
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資料推斷，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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