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修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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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政治与行政学院中外政治制度杨辉2010020046）

30多年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莫尔·马丁·李普塞特提出了“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否是产生和维持民主治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一对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也成为了政治科学最为有力的发现之一，自从李普塞特的研究出现之后，通常的看法便是繁荣促进民主，这就是所谓的“李普塞特假设”。

但是，近年来对这一假设的质疑声也不绝入耳，“过多”的民主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最为著名的当属经济学家曼克·奥尔森，他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从民主与独裁下的再分配为出发点得出“民主总是被再分配的冲动所困扰。

”这一观点，一时间“有一点”独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开始流行，研究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视角也逐渐地在扩大，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结果诸因素的实证分析视角来解释对米粥农户政治的促进作用成为阐释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亮点。

一、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可操作的层面说来更多的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曼认为，这两种自由是相互促进的，根据这种观点“扩大政治权利，给予更多民主，就能扩大经济权利，进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罗伯特·J·巴罗：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相对于专制制度，民主制度能遏制政府权力，因而限制了政府官员聚敛个人财富和执行公众不认同的政策的可能。

罗伯特·达尔也指出，“一个现代的、有活力的多元社会将权力、影响力、权威和控制力从单一的中心分散到许多不同的个人、集团、社团和组织。

”这样的发展进而提高了压制相对于容忍的成本，并因此提高了威权统治者默认政治自由化和民主改革压力的几率。

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2008年版，第25页

相反，认为民主会遏制增长的一面也受到了重视，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即民主与专制相比再分配程度较低，更易受寻租行为的影响。

（一）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的有限正面影响

抛开以往用宏观上的政治制度测量一国的民主化程度，以政治权利指标代之显得更具有实证意义。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加斯提耳的政治权利概念：

“政治权利是有意义地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在民主政治中，这意味着所有成年人都拥有投票权，都有权竞争公共职位和议员位置，因此对公共政策拥有决定性的一票。

”罗伯特·J·巴罗：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根据此概念，加斯提耳将国家划分为七个等级，一等的政治权利水平最高，七等最低，将1到7的原始等级变化为0到1的区间内可以得到1960年、1965年和1972年—1994年各国民主指标的时间路径（图1）。

图1：

世界民主水平

（数据来源：

罗伯特·J·巴罗：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罗伯特·J·巴罗认为，更多的政治自由对增长的净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

在表1中，民主对于投资的影响类似于非线性关系，使投资率最大化的民主水平是在0.5附近。

对这一现象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在较为专制的政治环境中，推进民主化进程，扩大政治权利有利于促进增长和投资。

但是当民主已经达到适度的水平时，政治权利的进一步扩大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投资。

这时能推动经济发展的将不再是民主政治，而是民众对于再分配的关注。

像韩国、智利和中国台湾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临界点。

图2描绘了经济增长率和民主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民主指标值为1.0的地方所集中的点对应于许多发达国家，它们被看做是当今世界上完全民主的国家）另外，一些民主程度低下的国家却保持着经济的较高增长，中等民主的国家虽然可以避免低增长但是却没有高增长。

图2：

增长率和民主指标

（数据来源：

罗伯特·J·巴罗：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因此，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只发挥着有限的正面影响，而不是绝对性的影响。

（二）民主、专制下的再分配或寻租与经济发展

曼克·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对于民主与经济发展作出了这样的解读：

“利益集团被重新划分为不惜牺牲普遍经济效率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不同‘分配联盟’。

民主建立的越久，越稳定，有机会形成的‘分配联盟’的数量就越多，它的经济前景就越被不完善的法律规章及其他阻碍进步的行为所破坏。

”A·布莱顿、R·温特伯等：

《理解民主》，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显然，他持着这样一种观念：

再分配或寻租行为使民主政府阻碍经济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R·温特伯给出了这样的发问，在理论层面上，民主与独裁哪种政体更会从事再分配？

R·温特伯考察了迈尔兹和里查德提出的收入再分配自平均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选民转移的模式；贝克恩的利益集团模式以及柯林、莫莱尔、穆勒的可能投票人模式这三种民主模式下的再分配平衡程度，分析显示，在上述情形下，独裁政府比民主政府都更能进行再分配。

根据这一结论，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独裁政体优良经济表现的另一种解释——“不是因为他们不进行再分配，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再分配。

在这些政体中进行再分配有利于特别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集团。

”A·布莱顿、R·温特伯等：

《理解民主》，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在这里我们以被广泛接受的迈尔兹和里查德的分配模式为例，在这种模式下，民主制度中的决定性选民是中间收入的投票者。

通常我们认为，税率决定再分配的程度。

在中间选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较高的税率，导致更多的再分配；而若是富人，他们肯定会选择低税率，这样再分配程度就会降低。

该模式下的独裁者则会镇压富人，并推动更高程度的再分配，这样富人的财富就会流向穷人和中等收入者。

在寻租方面，典型的民主在任何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都规定了以下条件：

A·布莱顿、R·温特伯等：

《理解民主》，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1）除了技术因素，对出价者不作任何限制。

（2）获胜的出价价格应以相关的公共净利润为基础进行选择。

（3）出价过程应尽量公开并能接受独立司法部门的审查。

从以上条件可以看出，民主的低效已经十分明显。

民主制下的法规会对腐败行为产生极大的遏制，从而使得各交易集团之间交易成本的降低达成平衡，这样就会有很多的资源会在民主制度下被浪费。

独裁体制则不会受这样的束缚，如果独裁政体允许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取租金，这种情况下的寻租活动必然会导致净损失，而独裁政体的支持者从国家获取净利润的意图就会落空，独裁者的支持率就会大幅下降。

所以独裁下的自由竞争模式是不会出现的。

这样，寻租过程中就不会有浪费。

二、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考察西方代议制民主形成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代议制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土壤，而在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才最终确立了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

所以经济的市场化导致了政治的民主化。

”张利华等：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然而，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并不是一种直线正相关关系，也不是一个过程同时发生的两个方面。

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却不容否定，李普塞特假设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和支持。

例如，罗伯特·J·巴罗指出，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民主，城市化率与民主也有极高的正相关关系。

正如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于李普塞特假设所做的支持性分析那样，经济发展并不是直接促进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例如，经济自由化，中产阶级的兴起，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等来间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的。

反过来，根据罗伯特·J·巴罗对多国数据的分析得出的一个事实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通常无法维持民主”。

（一）经济发展与经济自由化

“经济自由”是在讨论经济发展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所谓的经济自由就是市场上的经济人可以根据价值规律自由地进行资源配置，寻租行为得以有效减少或避免，从而能实现市场的高效运转。

这种自由竞争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消费者通过选购决策对某种产品能否立足进行的一种“民主表决”，所以经济自由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经济上实现了民主，即“企业不是听命于官府、而是（通过市场听命于消费者）——公众”。

刘军宁：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页

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在于经济自由的实现和经济民主的带动作用。

这是因为在现代意义上“自由”与民主都有个共同的基础，即公民的个人权利。

当代的民主类型，无论是间接的代议制民主还是直接民主其实质都是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决定自我命运的过程。

就如同梅因在《古代法》中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梅因：

《古代法》，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2页

如果经济上实现了民主，那一定是经济自由的深化，因为自由是民主的必然要求。

民主政治与政治自由也具有上述关系，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又靠经济自由得以促进，这就是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

对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二者之间的关系，西罗威与普沃斯基等作了正面的论证。

同时，也有经济学家对二者的因果关系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但是根据亨廷顿的研究，经济自由化改革在前的国家其经济绩效要大大好于政治民主化在前的国家.，

政治自由化在先的发展中国家，非但不能完成向民主化的转变，相反还会堕入不休止的暴力、战乱和贫困的深渊。

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正是在经济自由化的稳步发展下实现了政治的自由化，实现了威权体制的稳定，成为成功转型的例证。

根据施瓦茨（Schwarz，1992）的观察，“大多数的转型国家在有限政治权利的制度中开始了它们的现代经济发展，并且很晚才具有完善的代议民主制度。

”罗伯特·J·巴罗：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分层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这样总结道：

“第一次经济革命创造了农业和‘文明’，第二次经济革命创造了把经济增长纳入经济体系的新知识弹性供给曲线。

两者都蕴含了根本性的制度重构。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页

正是这种制度重构导致了产权的兴起，而对产权的保护也被新制度经济学派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诺斯对此给予了深刻的论证。

随着产权的兴起，社会的有产阶级随之诞生，社会结构出现分层，社会结构的变革就会促使民主政治的产生，到了现代社会中产阶级更是被视为是推动和维持民主的有生力量。

（三）经济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

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对其公民的态度和价值观，即公民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合理的公民文化应该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型文化的有机混合。

他认为，一个民主制度，若无公民文化的支撑，便无法常久。

公民文化的变迁只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来见，一国经济的发展会对其“国家——社会”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从正面推动该国的民主政治发展。

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型，艾森斯塔特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他根据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体系（国家）所占的地位提出了四个比较标准，第一，“主要的政治活动被组织于专门角色之中的程度，及其与其他社会角色和群体的分化程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分化程度”；第二，“不同的政治活动被组织于特定集体或群体之间的程度，或与之相反，它们混溶于其他集体之中的程度”；第三，“政权的目标”；第四，“认可一个特定的政治体系及其统治者的合法类型”。

艾森斯塔特：

《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从古代城邦到现代共和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只是和国家保持虚幻的一致到“强政府——强社会”或“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恰好就是个人摆脱对国家的绝对的人身依附到实现争取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