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网络资料整理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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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萧山实际看，必须着力抓好人民群众最现实的生产生活大事、最关心的长远发展要事、最直接的致富小康实事。

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从对萧山发展负责、对萧山人民负责的高度出发，加快城乡经济发展、空间融合和社会进步，改善城乡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有利于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先进文化的传播，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性任务的有机统一，是实现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有机结合，是事关增进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

（2）城乡一体化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为我们创新发展思路指明了方向。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一再要求萧山加快发展，当好领头雁、成为排头兵、争做先行者，为全省和全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萧山作为经济发达城区，有条件、有责任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解决萧山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增创加快发展新优势的有效途径，既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善城乡环境，融入城市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生动实践。

（3）城乡一体化是融入大都市，实现发展转型的根本途径。

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战略目标，全力打造“一主三副、双轴六大组团”和“东动西静南新北秀中兴”的大都市城市新格局。

萧山作为大都市未来发展的副中心，强县（市）发展思路、经济结构现状、城市功能配置、社会发展水平与大都市发展战略不相适应。

只有抓住机遇，顺势应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构筑发展新高地，实现经济转型、城市转型、社会转型，融入大都市发展，不断提升大都市强区地位。

（4）城乡一体化是加快萧山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2002年，我区人均GDP已达到3530美元，经济社会进入到城市化与工业化联动互进的发展新阶段。

但目前我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三大产业广泛联合、相互渗透，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

有利于优化城乡功能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的交融，推进地区交流与合作，形成与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在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花桥五年，探路转变发展方式“新率先”

2011-04-0606:

39:

26　来源:

新华日报（南京）　跟贴0条手机看新闻

编者按花桥，是昆山的一个小镇，也是江苏楔入上海的一片“飞地”。

2005年，这块“飞地”担当起了探路江苏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任。

5年试验，昆山人用智慧和勇气在这里建起了一片现代服务业高地，使之成为苏州乃至全省转型发展的一个样板。

本报从今天起推出“转变发展方式看花桥”系列报道，解析“花桥实践”对我省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等重大课题带来的启示意义。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预见，第三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花桥做到了。

没有机器轰鸣，不见繁忙的流水线，就经济“性格”而言，50平方公里的花桥在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昆山显得有些“另类”。

在这里，服务业占GDP比重逼近60%，实现了产业结构“三二一”的根本性转变，在江苏乃至全国独树一帜。

“在高速发展中怎样调整结构、怎样转变发展方式、怎样实现科学发展？

花桥是一个新的示范，也是一种新的率先。

”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再度到昆山考察时，满意地对花桥发展作出评价。

省委书记罗志军也指出，花桥的转型发展，“体现了昆山‘勇于争第一、敢于创唯一’的新昆山精神”。

“试验田”长出“战略高地”

花桥，无疑是江苏转型发展的一块“试验田”。

刚刚出炉的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我省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结构提升。

”

“花桥是昆山、也是江苏率先转型的探路者，它的发展凝聚了各级领导的决心和全省的智慧。

”说起花桥，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激情澎湃。

2005年，昆山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广东顺德，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一，开始了蝉联县域经济榜首的辉煌。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昆山人在思索。

当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省“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到201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实现倍增”。

发展现代服务业，江苏需要一个样板，中国需要一个样板，这个使命落到了花桥！

2005年8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花桥考察时，首次提出建设“花桥国际商务城”的战略构想。

花桥由此成为昆山高位转型的“探路先锋”：

发挥上海的区位优势、江苏的政策优势、昆山的成本优势，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服务业战略高地。

5年弹指间，一座洋溢着现代化气息的国际商务城拔地而起。

蓝天白云下，如茵绿草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无言宣告了这座新城的气度和格局。

随着建筑物一起攀高的是花桥一系列喜人的发展数字：

2010年，花桥服务外包、金融后台、总部经济、现代物流等四大主导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2.55亿元，占GDP比重达57.6%，是2005年的5.6倍。

这片紧邻上海的江苏“飞地”上，迅速发展起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和国家级金融服务外包示范区，长三角产业板块中崛起一个崭新的现代服务业高地。

“世界工厂”抢得“第三波”先机

“花桥国际商务城的迅速崛起，首先得益于设计者高瞻远瞩的定位。

”5年艰辛探索，让花桥国际商务城管委会主任任雪元感慨不已。

现代服务业具体怎么发展？

发展什么？

2005年起步之初，很多人连什么叫“现代服务业”都是一片茫然，甚至还想作“两手准备”，先把基础设施搞好，万一服务业搞不成就调头再上制造业。

但随着上百家制造企业陆续搬迁出花桥，产业空心化逼着昆山人背水一战。

花桥锁定“国际”、“商务”、“城”三个关键词展开布局。

“国际，意味着花桥今后发展的产业是国际化的产业，要引进的必须是国际化企业、国际化人才，必须按照国际化的理念、规则和惯例来做事。

商务，就是搞服务业，抢抓‘微笑曲线’高端。

城，就是花桥既要有产业功能又要有城市功能，由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来集聚人才、支撑服务业。

”花桥国际商务城的设计师之一、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坚作如是解释。

商务城建设初期对项目吸引力不够，政府就创造条件，加速现代服务业所需的生产要素集聚。

在花桥，首先开工的不是管委会的行政大楼，而是投资5亿元建成外包服务基地人才培训中心。

目前，这个培训中心已与全国85所高校和4个省的高教中心签订了人才战略合作协议，引才网络遍布全国。

人才的集聚激活了新产业和新城市的跃升，花桥发展渐入佳境。

日本NSK、香港建滔、润华商贸等巨型跨国企业，纷纷将其研发或销售区域总部迁来花桥。

目前花桥已集聚了各类区域总部130多个、销售公司400多家，商务城的经济实力和城市活力也因此大大增强。

“抢抓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大潮，昆山乃至江苏的抓手就是花桥。

”知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张二震教授认为，前两轮全球产业转移成就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如今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波”到来，江苏在昆山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抢抓全球产品价值链分工细化、深化和转移的机遇，恰逢其时。

“桌摊”上摆出国际化“盛宴”

服务业“巨人”上海近在咫尺，一个小镇要搞现代服务业，这不是“大饭店面前摆桌摊”吗？

起步伊始，不少人疑虑重重。

而如今，花桥已以实践作出响亮回答：

大饭店门前不仅能摆“桌摊”，还能摆出一场国际化“盛宴”。

漫步花桥，是一种身心愉悦的享受。

别致的建筑镶嵌在大片的绿地上，在春天的暖阳里显得韵味十足。

这里的交通系统甚至比很多大城市还要发达，生活区、生产区、休闲区、生态区均衡分布，三级甲等医院、国际学校、国际社区等公共服务机构应有尽有；

公共场所的多国语言提示牌提醒人们，这里已然是一座具有浓郁国际化色彩的现代城市。

与看得见的改变相比，花桥的改变更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内在“体质”上。

“花桥的产出计算单位不是设备而是席位。

”花桥商务城管委会副主任唐乃新介绍，高端咨询公司一个席位每年可以产出200万，即使是相对低端的“呼叫中心”，每个席位的年产值也超过15万元。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智慧型生产过程能耗低、零排放。

花桥的明天更值得憧憬根据国际商务城的发展规划，花桥的目标是集聚30万建设新城市的“现代人”、引领新产业的“核心人”、服务新人才的“专业人”，席位总产出不可限量。

目前，花桥“试验田”的示范效应已经走出昆山。

天津、深圳等地的党政代表团专程到这里考察、学习，深圳甚至直接将花桥经验“翻版”到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现在是试验，将来是示范。

”李源潮在花桥考察时指出，“将来如果能有10个花桥国际商务城这样的园区，那就是10000亿元的产业化的高端服务业，那就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发展的实现有很大的影响。

本报记者刘宏奇高坡

时间：

2010-11-25文章来源：

时事报告《时事报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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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森

未来五年，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将深入发展。

据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在第三产业比重超过45%的同时，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下，城镇化率提高到50%以上。

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既有路径和模式，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这其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首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求加快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十二五”期间，如果每年能有1000多万新增城镇人口，并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每年可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000亿元以上。

从投资需求看，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1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照此推算，“十二五”时期每年可带动数以万亿计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2009年达到46.6%，但总的来看还相对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而且也大大低于一些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打破，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8∶1上升到2009年的3.3∶1，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更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而且违背公平正义原则。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很快，但是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虽然常住在城镇，但是工作和生活并不稳定，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逐步解决好他们的身份和公共服务问题，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还比较薄弱，等等，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城乡差别的主要制度障碍，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攻坚力度，尽早突破。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面临体制转型的国家。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没有既定模式可以照搬，所以，必须通过改革创新、试点探索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各地围绕农村产权制度、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户籍制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民工市民化、城乡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

如成都、重庆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动“三个集中”的经验；

浙江嘉兴、江苏苏州等地在充分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推动“两分两换”的经验；

以及河南新乡等地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平台，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经验等，都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改革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解决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各地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统筹城乡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也不尽相同，改革探索的路径和模式也不应千篇一律，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避免简单化、绝对化倾向，避免出现盲目性和一哄而起。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三个集中是指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机制推动下，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

在产业聚集和城镇建设推动下，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

两分两换是指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日电《决定》在阐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提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就是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城乡建设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那么，为什么要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呢？

总体上讲，这是由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性决定的。

　　第一，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化解农村改革发展矛盾、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

当前制约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还是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目前也面临不少新矛盾和新问题，主要是：

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物质技术装备落后，自然资源对农业发展的约束程度增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

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农村资源外流严重，农业仍然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弱势产业；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城乡面貌反差加大；

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农村社会和谐和稳定面临不少隐患。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是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实质上就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反向。

　　既然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最突出矛盾，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就理所当然地是化解农村改革发展矛盾、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

因此，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第二，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

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生产要素只有自由流动才能不断优化组合，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又是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换句话说，要实现工农业、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使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并进而优化组合。

　　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以城乡之间不存在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分割、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相互开放进而在经济和社会上相互融合为条件的，即是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条件的。

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相互开放和融合的程度越高，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程度越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越充分，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水平就越高，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就越高。

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上相互分割，形成两个相互封闭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经济社会必然不可能实现协调发展。

因此，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第三，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富裕的根本途径。

由于我国城乡在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社会差别当前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别上。

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共同繁荣富裕的关键是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和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有利于城市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流转，有利于城市产业向农村扩散，有利于城市经济能量向农村辐射；

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转和就业，有利于农产品向城市流通和销售，有利于农民接受城市的先进文化和观念；

有利于城乡产业联合，有利于城乡经济优势互补，最终有利于城市更好地反哺农村、更好地支持农村、更好地带动农村发展，从而使农村发展加快，城乡差距不断缩小，进而逐步实现城乡差别消除和城乡共同繁荣富裕。

因此，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须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文明，促进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

二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民的财富积累。

农民集中居住，可以大大减少农民在拆旧建新、房屋翻建上的资金浪费，可以使农民的资产随着置换房的升值而不断增值，可以解决部分农民房屋不能流通等问题，从而促进农民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是有利于进一步改善镇村的人居环境。

农民居住向城镇、中心社区集聚，可以更好地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质量，更好地提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实现农民生活方式与农村生产方式的同步转变。

四是有利于进一步革新农村的发展方式。

土地整理归并后，将促进土地流转，为优化种植结构、实施规模化经营、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推动农业从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型，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进而，可以为农业产业化搭建更高的平台。

集居区的建设，将为镇村的第三产业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

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可以更好地转入流通、中介、服务等领域，实现收入多元化。

五是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

由于上级划定我市的耕地保有量已接近红线。

而现农村农民住宅过于分散，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整合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可以腾出更多的建设用地，破解城镇化发展空间的瓶颈制约。

“三置换三集中”驱动苏州城乡一体化

编者按：

苏州农村发展的第一次跨越，是改革开放后推动城乡工业化进程形成的“苏南模式”；

上世纪９０年代，苏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工业资源向开发区和城市集聚，“园区经济”带动苏州农村实现第二次跨越；

进入新世纪，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成为苏州农村的又一次跨越。

这样的改革，推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作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本报记者对苏州农村发展的这一新的进程进行了实地采访。

■本报记者 

刘慧

作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苏州的城镇化之路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进城”，而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推进城乡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前几年的新农村建设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城乡一体化也是苏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中共苏州市委副书记徐建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在苏州的调查采访中了解到，昆山花桥、吴中木渎、相城渭塘等２３个先导区鼓励农户把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并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转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实行“三置换”、“三集中”后，苏州农民变成股民，收入依靠经济发展而不单纯依靠农业。

２００９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２９８７元，其中财产投资性收入达３３．２％，农民走上了“家家有物业、户户有资本、人人有股份”的共同富裕之路。

新型经济：

“三大合作”股份制改革

苏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表现在三方面：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全面实行家庭承包制、９０年代中期全面实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入２１世纪后全面实施“三大合作”改革。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苏州农村实现三次历史性跨越，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农民率先过上了小康生活。

２００１年以来，苏州农村推进“三大合作”改革，在农村集体资产、农村承包土地、农村生产经营方面通过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包括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

“‘三大合作’改革是‘苏南模式’的升级、丰富和完善。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把集体的资产、资源用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加强了社区的民主管理和社会服务，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农民变成股民，设立监事会、董事会，人人享有经营权、决策权和股利分红，增强了农村基层的经济实力。

”徐建明对记者说。

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把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实行统一经营，所获收益按股分配。

徐建明表示，通过土地股份制改革，促进了农业规模化、高效化、社会化、市场化。

苏南地区正处在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阶段，而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使在城镇居住的农民、被征地的农民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农业、就业和财产性收入增加了，农民实现集中居住，相对会增加消费欲望。

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是“三大合作”改革的目标。

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金玉林向本报记者介绍，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目前达７８７亿元，村级集体总资产达３３０亿元。

村均收入３８９万元，相城渭西村等１３个村超过３０００万元。

“三大合作”组织累计达到２８２１家，持股农户占９０％以上。

在社区股份合作制基础上派生出的物业股份合作社，被称为富民合作社，它是苏州近年来农村改革的亮点，与国际上倡导的新一代投资型合作社有异曲同工之处。

富民合作社积极引导农民进行资本联合，集体资金和村民认股共同参与投资二、三产业的经营和开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