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国传统文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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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利当时被汉武帝封为贰师将军，带领大队人马出征匈奴。
这个时候，汉武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副将，他的名字就叫李陵，李陵可以说出生于将帅世家，他的祖父是中国整个历史上和汉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将军，叫李广。
李陵因为出生于这个将帅世家，所以可以说，他是从小就抱着这种保卫祖国，为祖国建立功勋这样的理想。
所以说李陵很不甘心，他认为靠着群代关系，而靠着将军李广利下面担任他的副手。
于是李陵当时就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李陵说：
我愿意带领一支小部队人马，深入匈奴的腹地，然后牵制住匈奴军的力量。
这样，就可以部分地分散贰师将军李广利他的压力，使得李广利将军可以迅速地直达匈奴王庭。
李陵这个建议当时就获得了汉武帝的支持，于是汉武帝就给了李陵另外一小部队人马，并且，汉武帝又要求当时另外位老将，叫路博德，做李陵的后援。
可是，在李陵深入匈奴腹地不久，他就遭遇了匈奴的大部队人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动。
但是，路博德因为不愿意屈尊于李陵这个小将下，于是心怀不满，因此在李陵深入腹地被匈奴包围之后不久，路博德并没有很快地给予李陵支援，这使得李陵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最后，李陵在与匈奴大部队的作战中失败了，并且李陵本人也被匈奴给俘虏了。
那么，整个李陵部队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汉武帝这里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
而这个时候，所有汉朝上下群臣，都说这是李陵的过错，把所有的这仗的失败归结于李陵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时候，汉武帝就询问当时身为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
司马迁就说：
李陵这个人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并且他和人交往很讲究诚信，常常能够奋不顾身，以身殉国。
从他平素所表现的作风而言，可以说他是有国士之风的。
今天，因为李陵的这次失败，我们全朝所有的人们，都因为要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把所有的过错推到李陵身上，这是非常值得痛心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么，我认为李陵率领这不满五千人马，深入到匈奴腹地，牵制住了匈奴数万之师，使得匈奴全军大部队都集中在了与他这支部队的搏斗上。
那么，李陵率领部队转战千里，粮食弹料都用尽了，最后，士兵能够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
可以说，作为一个将领，他能够得到将士这样为他出死力，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将领。
应该说，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他虽然兵败了，可是，他在这一仗中所建立的功业，也是应该值得我们记住的。
我认为李陵之所以在被匈奴抓去了之后，没有以身殉国，应该是想着再次有机会逃回汉朝，或者在匈奴那边得到其他的机会，能够继续为我们汉朝报效。
这一番话，当时就打动了汉武帝，那么汉武帝就决定再派出一支人马，在当时汉朝和匈奴的边境地区去，勘察李陵在匈奴这边的动静。
看看是不是李陵有机会能够从匈奴的手底下逃出来。
但是得到的消息却使汉武帝非常生气，汇报的人说：
单于在得到了李陵之后，对他非常重视，于是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李陵做妻子。
汉武帝听到这个之后，异常震怒，并且这个时候，还传回来一个消息说：
李陵不仅娶了单于的女儿，并且还担任了匈奴这边的大将，率领匈奴的人马正在加紧练习，想要和汉朝进行战争，这使得汉武帝火上加油，于是汉武帝一怒之下，下令全部诛灭李陵的全族，包括李陵的妻子儿女母亲在内，所有和李陵有亲戚关系的人，都被汉武帝一怒之下诛杀了，这使得李陵完全没有回到汉朝的后路。
而同时汉武帝的气没有消失，他又把实件事牵扯到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头上，司马迁就因为为李陵说情，于是被判了“诬罔”罪，“迷惘”罪在当时的汉朝属于欺骗皇帝、欺瞒皇帝的非常重的罪名。
那么我们说，李陵在这场事变当中，是不是冤枉，历来历史上人们众说纷纭。
可以说，作为李陵本人来说，在最开始被匈奴俘虏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要在匈奴之地长久地待下去，他当时也想着要回到汉朝，可是汉武帝在一怒之下杀了李陵的全家，这就使得李陵最终绝了回汉朝的心思，也断了他回汉朝的后路。
可以说，李陵后来为匈奴所用，终其一生都待在匈奴王庭，也是有他迫不得已的一个理由的。
应该说李陵最后的悲剧，和他的性格有关，也和汉武帝在一怒之下做出一个冲动有关。
而司马迁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说司马迁本人和李陵的个人关系，并不算非常深厚。
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力排众议，为李陵说话呢？
这就和司马迁本人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一心想建功立业，辅佐汉武帝成就大业的心情有关。
司马迁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曾经说，自己当时担任太史令之后，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个时候，司马迁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他一方面也不和他的朋友交往，不去每天吃喝玩乐，也不每天顾及家里的事情，他这个时候所想的，都是希望汉武帝能够认识到他的才能，重用他，使他自己在一代帝王下面，干出一番事业。
所以，司马迁当时力排众议为李陵说话，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就希望他一番与众不同的话语，使汉武帝更加重视他，更加地注意他。
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受到牵连，被判“诬罔”罪，并完全是一个冤案，这有司马迁个人的考虑在里面。
所以，司马迁在后来回忆整个“李陵之案”，他受到牵连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说自己是冤枉的，他只是说，所谓的“明主不晓”，汉武帝没有能够了解知晓他的心意。
而司马迁被判的“诬罔”罪，其实在当时汉朝，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他是属于欺瞒皇上的一个死罪，但司马迁最后所受的是宫刑，并不是死刑，这其中其实是司马迁自请改刑的一个结果。
司马迁自己请求把他的死刑改为宫刑。
按照当时汉代的法律，如果受刑的人，自己请求改刑，交纳一定的钱，并且获得皇帝的同意之后，是可以把死刑改为像宫刑这样的肉刑。
司马迁最后由死刑变为宫刑，是一个他自请改刑的过程。
司马迁自请改刑，他自己后来说得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的记载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司马迁在晚年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信里面说到他当时的情形的时候说：
如果他当时伏法受诛，那么他就像“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司马迁说：
如果当时我认同了这个死刑判决，我伏法受诛，那么我的死就像九牛一毛一样，和蚂蚁没有什么区别，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么世上的人又不认为我是为了什么大义而死，只是认为我是真正认了罪，伏了这个法而死。
所以我们从司马迁这篇诉说里可以看到，当时司马迁确实有一个被判死刑的过程，不然，他说自己伏法受诛就很没有理由，没有意义了。
另外，我们从三百多年后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来司马迁自请改刑过程。
在三百多年后的东汉末期，当时董卓率权，董卓的势力非常大，威胁到了汉朝王室的统治。
而这个时候，汉朝的一位很有名的大臣叫王允，他就想出了一个连环计，挑拨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最后使得吕布杀掉了董卓，这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当中后来都非常熟悉的，王允利用貂蝉挑拨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杀掉了董卓之后，当时，有一位汉朝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叫蔡邕，他是蔡文姬的父亲，那么他因为私交和董卓比较好，于是他对董卓的死发出了叹息之声，觉得比较惋惜。
这个事情，就传到了王允的耳朵里，王允就觉得蔡邕是董卓的同党，应该把蔡邕也杀掉。
那这个判决下来了之后，蔡邕就请求当时的王允和汉朝统治者，他就请求能不能把他的死刑改成肉刑，免去他的死罪，使他可以戴罪继续写史、写书来弥补他的罪过。
但是王允在接到蔡邕这个请求之后，就没有同意，并且他说了一段话，他说：
“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现在，我们正是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候，所以说，不能让蔡邕这种同情董卓、同情这样佞臣的人留在皇帝身边。
既无益于圣朝的统治，而且会使我们诛杀董卓党羽的这些人遭受到他的攻击。
他举的例子是当时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那么最后就使得司马迁做了一个谤书流传后世。
这里所说的“谤书”，其实我们所说的《史记》。
后来的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把它认为成是一部谴责和批判汉武帝的一部著作，认为是司马迁出于对汉武帝个人得恩怨，对汉武帝的诽谤，因为把它称为“谤书”。
那么我们看王允所说的例子里面，就用汉武帝和司马迁来比现在的蔡邕和当时的汉朝皇帝所处的情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司马迁也有一个被判死刑，最后自请改刑，最后受到的汉武帝的同意这样的过程。
那么，司马迁的自请改刑，其实在当时已经为很多人所不理解，有人认为，司马迁是贪生怕死，所以说，才遭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宫刑，但是就不愿意接受死刑。
是不是司马迁真的是这样贪生怕死的人？
其实，这是和司马迁他个人所拥有的一种非常独特，或者是说在他生死之际他悟到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生死观”是有关的。
司马迁认为：
人固有一死，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于所趋异也。
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死是重于泰山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轻于鸿毛的。
只是看你为什么而死，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为了什么人而死。
那么，这个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也被后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时候所引用，成为了我们现在仍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司马迁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生死观”应该说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生死观”，是因为他认为，他如果现在死了，他的死是轻于鸿毛的，为什么他不能死？
因为他心心念念的要完全这部史学巨著还没有完成——《史记》。
所以，同样是写给任安的信里面，司马迁就说：
如果只要我完成了这部书，那么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那么我受的这种耻辱，虽然让我常常感到有万箭穿心之痛，但是，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事。
那么，司马迁是在这样忍辱负重的情况下，继续地写书。
最终，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的91年），《史记》基本完稿，但是到后来，又有不断地修订。
一直到司马迁去世前，他仍然在不停地修订《史记》这本书。
可以说，《史记》成了司马迁最后的精神支柱，成为了他人生最后的精神归宿。
司马迁在《史记》的这部书里，寄托了他非常多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他也开创出了中国文化许多的传统。
这些传统，一直为后世的人所不断地沿用。
二、《史记》的文化史观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史观念。
《史记》的文化史的观念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把孔子列入了《世家》，这样的一种体例。
世家是在《史记》当中，记载这种诸侯王，这种世袭王侯的他们的身家，他们的事例，他们的人生的这样一种传记。
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司马迁却把他列入了《世家》之中，这是有司马迁自己的考虑的。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孔子列入《世家》，他认为，天下的君主和贤人是非常多的。
但是很多人在当时的时候确实盛气一时，可是在死了之后，很快就寂寂无闻了。
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他的学说传递了十多世，成为学者的宗祖。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没有人不提到孔子，他认为，孔子说是中国文化的“至圣”。
因此他认为，孔子即便是作为一个布衣，他也有这种世家这样的荣誉。
所以说，他毫不犹豫地《史记》当中写了《孔子世家》来记载孔子的生平。
司马迁把孔子列入了《世家》代表着司马迁对孔子地位的一种肯定。
司马迁认为，孔子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举轻若重的意义。
他认为，孔子总结了整个三代以来的文化精髓，并且开创了自此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
所以，他把空子认为是“至圣”。
应该说，司马迁首次阐明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重要的意义。
并且，他给孔子所用的“至圣”的称号，也被后来历代所沿用。
后来所称孔子种种名号，“至圣先师”，这个“至圣”都是由司马迁而来的。
同时，司马迁在对孔子这种文化史上意义的重视，也体现出来司马迁，他是把文化放在政治之上，他认为，文化的意义要高于现实政治。
因为现实的政治不断地变动的，许多的王侯将相只不过当时非常地显荣，可是后来，马上就衰落了。
只有在文化上，只有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传承意义，才可以代代地传递下去，永远不朽。
所以，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里说：
司马迁把以孔子为中心的文化与现实的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把文化的意义至于现实政治的上位。
他认为这一点是整个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当中表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意见。
应该说，《史记》在撰述中，对文化本身作用和地位的凸显，和司马迁所表现出来的要追寻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发展，和对文化精神的理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古人自来都认为，文化的传承要高于王朝的兴替，一直把文化的传承作为世人应该担当的一个重任。
这都和司马迁他强调文化的意义，他在整个的《史记》当中，对文化的标榜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三、《史记》奠定的“叙事”传统
那么，除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文化的推崇，实际所开创出来另外一个非常深远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史记》所奠定的这种叙事的传统。
叙事可以说是《史记》在写作和编排当中所运用的一个主要的手法。
司马迁在整个《史记》写作当中，把他对历史的评价和判断融汇在了叙事之中，在叙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对人物对事件的态度表达了出来。
所以，我们称之为“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手法一直为后来中国的写史的、写文学作品的历代的人所沿用。
而这其中，司马迁对这种叙事传统奠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所以，清代很有名的一个文人，顾炎武说：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古代的人所写这些史书，只有司马迁，只有太史公能不说出自己的评价，但是他在整个的叙事之中，你就能够看出他的偏向，他的评价。
这样一种写作的手法，只有司马迁能够做到炉火纯青，能够做到完美。
对于司马迁的这种叙事能力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我们会想，叙事其实是把一件事说出来，把一个人物他的生平说清楚。
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要处理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从古至今，中国留下了无数多丰富的史料，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件事的记载，也是有各式各样的。
而一个历史人物，他必然有许多值得人肯定的方面，却也不能否定，经常会有很多，也有一些是负面的方面。
一个历史学家，如何来处理这些材料，代表着一个历史学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我们从司马迁对史料的编排当中，能够非常鲜明地看出，司马迁在对每个人物的主体设计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的。
比如，我们看，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描述当中，他主要是通过《高祖本纪》，来记述汉高祖刘邦从启示反秦，到楚汉相争，到后来登上帝位，这一系列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主要表达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刘邦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是如何能在楚汉相争，如何能在秦末的乱局当中，最后当上了汉王朝的统治者，一统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呢？
这是司马迁在整个为刘邦所写的《高祖本纪》中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司马迁所写的《高祖本纪》，他一个最中心的任务是来阐述刘邦是如何当上汉王朝统治者的，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使得他在当时的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能够最终获得帝位。
因此在我们看到的整个《高祖本纪》当中，对刘邦的正面的描写和评价就非常多。
比如在写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最开始率兵进入到当时的关中，秦王朝的首都的时候，《高祖本纪》就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当时，刘邦在与各位诸侯进入到关中之后，首先是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并且，他坚持着不杀害秦王子婴，表达出了对前朝宽容态度，赢得了人心。
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进入关中，驻扎在霸上的时候，当时，他非常想要进入到秦王的宫殿里。
因为刘邦是一个很贪财的人，所以他很寄予当时整个秦王宫殿里的珠宝。
可是当时，刘邦身边的大将樊哙和张良就以非常明智和理性的态度劝阻了刘邦。
刘邦这个时候就以领导者的姿态，克服了自己贪财这样一种个人的欲望。
听从了樊哙和张良的建议，于是把秦王朝所有的珠宝和财务都封了起来，不许任何人动，并且自己仍驻扎在霸上，而没有驻扎在秦王朝的宫殿里。
这里，就说明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刘邦他是能够克制住自己的一些个人愿望。
那么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恰恰是我们看在整个《高祖本纪》中刘邦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刘邦在很多时候，在许多重大的决策当中，并不是说，经常是他自己出了最好的主意，而是他常常能够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最正确的、最有利于自己以后发展的这样一种决策，最能够听从别人的建议，这就使得刘邦在整个楚汉相争和一系列的战争当中，往往能够处于领先的地位。
这和刘邦善于听从建议是有关的。
那么刘邦在“还军霸上”了之后，就立即召集来了当时秦朝统治的地方，关中的乡亲父老，对这些乡亲父老说：
我知道，你们已经为秦王朝的法律所苦很久了，秦王朝的法律，所谓的诽谤者，诽谤皇帝的就要全族的杀灭。
那么偶然的一个交谈，即便是你不是说皇帝的，但是很多时候，只是受到了怀疑，有可能就要被砍头。
这样严苛的法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地胆战心惊。
那么我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各位进行约定，我只制三条法律，非常有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所有的秦朝的法律我都一并把它废除。
那么你们这些低级的官吏，照常办事，不要因为我们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大军进入关中，是为大家出害的，不是来烦扰大家的。
这样，一下子就使得刘邦获得了秦朝的乡亲父老的支持。
那么这些人就送了很多的粮食、就肉来犒赏三军。
刘邦又说：
官府里蓄积的粮食已经非常多了，不愿意劳烦各位。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又非常高兴，唯恐刘邦不当这个关中王，不领导他们，不统治他们。
由此我们看，这个迅速地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军队，来缓和与当地的百姓的关系，也成为了刘邦立足于关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后来项羽虽然凭借着自己的武力，也进入了关中。
但是项羽在进入关中之后，烧杀抢掠，使得当地的人们非常不满，这也就使项羽失去了人心。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在取胜的过程中，是非常能够利用制度，利用这种立法措施来收服人心的。
这也是刘邦很重要的特点。
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之后，有一次在当时的洛阳宫摆宴席，招待他的群臣，那么刘邦就问了。
刘邦说：
你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我能得到天下，而项羽就失去了天下呢？
当时，大家就众说纷纭，有的说项羽残暴，有的人说项羽穷兵夺武等等。
刘邦最后就总结说：
你们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说：
为什么我能夺得天下，你们看，是这样的。
“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可以说我不如张良（张子方是汉朝非常有名的辅佐刘邦的丞相），那么说到政府、国家抚育百姓，保障后勤、粮食供应，我肯定是不如箫何的。
如果说‘战必胜，攻必取’，说到军事打仗，那么我肯定是不如韩信的。
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人中的豪杰，但是却能够为我所用，这是我之所以取得天下，而项羽没有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
项羽身边也有谋臣，但是，项羽身边范增的话，他一点都听不进去，所以，他才落了一个最后被所擒这样的结局。
”可以说刘邦自己对他自己有人这方面的一个总结，应该说，确实是刘邦最后能够获得天下建立汉王朝的一个关键所在。
刘邦能够把不同的人招来，用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他们的最大功能。
这使得刘邦虽然作为一个君主，个人来说，他在很多方面有许多不足，但是，这些辅助的力量，却大大地加强了他团队的竞争能力。
所以，积极地用人态度，积极用人的措施，这种眼光是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获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
那么我们就来看，整个的《高祖本纪》当中，对刘邦这一系列的记载，他都在突出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些优秀的品质。
这些品质，实际上决定了在整个反秦的过程当中，在整个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刘邦最后取得了胜利，是与他这个领导力有密切联系。
但是刘邦作为一个人仍然有许多的缺陷，但是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史学家来说，并不是说把它抛弃，因为这也是我们评价刘邦这个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把它写在《高祖本纪》里，而是把它分散到了其他的“本纪”和相关的列传的记载中来讲，比如在《项羽本纪》里面就曾写到：
项羽当时和刘邦在争战过程中，有一回，刘邦就败在了项羽的手下，那就急忙地逃跑。
这个时候，项羽就派人去追刘邦，刘邦逃亡的时候非常着急，于是就几次三番把后来的孝惠帝，他的儿子，还有后来的鲁元公主，他的亲生女儿，推到车的下面，带着小孩跑，非常不便，经常会拖后腿。
于是，刘邦为了跑得快，就把他的亲生儿子和女儿几次三番扔到车下面，把他们遗弃了。
这个时候，还是腾公经常去把他们捡上来，并且，他劝说刘邦：
你即便是急着逃跑，也不能把自己的儿女扔了。
正是有了腾公的这种努力，才使得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由此我们看，刘邦作为一个父亲，他实际上是非常自私的一个人，在他的人性当中，他只有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同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季布滦布列传》里面，还记了刘邦当年早年和丁公之间的事。
丁公曾经是项羽的手下，那么丁公就按项羽的指示，有一回追高祖刘邦。
在彭城西的时候，当时两个部队就相接了。
刘邦打不过丁公所率领的部队，于是，刘邦就向丁公求情，说：
两贤岂相戹哉。
我们两方都这么有能力的人，就不要互相为难了吧。
其实这是刘邦的一种求情。
刘邦的求情，丁公后来就接受了刘邦的求情。
丁公就隐兵退去了，刘邦就得以逃脱。
后来等到项羽覆灭的时候，丁公就去见刘邦，这个时候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了，他就把丁公带到军中，对大家说：
丁公曾经是项王，是项羽的臣子，但是，他对项羽不衷，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是丁公。
于是他把丁公给杀了，并说：
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作为一个帝王的韬略来说，可能刘邦的杀丁公有他一个树立君臣之间权威的意图所在。
但是我们如果从个人得品质上来看，刘邦在当时为丁公放走了之后，其实欠了丁公一个很大的人情，但是，其实他不仅没有知恩图报，反而将丁公杀害了。
所以，我们看，刘邦其实是一个手段很卑劣的人。
这些实际上，在整个的《史记》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刘邦的贪财，刘邦的好色等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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