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边缘化问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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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就此谈些粗浅之见,以期引起人们更深入的思考。
一、社会主要成员不在场的社区场域
论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人们常常要讨论滕尼斯的社区理论,以便说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思想来源。
然而,尽管我们沿用了滕尼斯的社区概念,但是却赋予这个概念与滕尼斯所理解的不同的内涵。
在滕尼斯那里,社区是与现代社会不同的传统的社会共同体（munity）。
在讨论社区和社会的区别时,滕尼斯指出:
“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
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1]社区或共同体之所以总是保持着结合,最重要的在于它是在特定的较小的区域中存在的,进而形成了难以回避的亲密关系;
社会之所以总是保持着分离,最重要的在于它超越了有限区域的限制,进而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和难以发生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
滕尼斯的这个观点对于发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矛盾很有启发意义。
事实上,我们讲的社区既不是滕尼斯讲的社区,也不是他讲的社会,但又表现了滕尼斯所论的社区和社会的某些特点。
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所面对的社区,不是滕尼斯所指的保持着不可分离关系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成员之间往往是很少交往的陌生人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又不是滕尼斯所讲的社会,因为它又是有明确区域边界的或限制在一定区域中的人群。
如果对中国城市社区做个界定的话,应当说它是在特定场域中存在的社会。
中国城市社区是特定场域中存在的社会,这个简单的界定中包含着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城市社区首先是在行政区划关系上建立起来的,是城市行政区划或城市行政管理的延伸,虽然把特定X围内的人群划定在边界明显的场域中,似乎有了社区的“区域性”特点,但是这种区域中缺乏传统社区的认同感、亲情关系、互惠关系。
进一步说,中国城市社区的区域性主要是居住关系,而不是感情关系和交往关系。
因此,中国城市社区同滕尼斯为代表的西方社区理论中所理解的社区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不是建设滕尼斯所讲的社区,而是在建设特定场域中的社会,这就意味着不应当把滕尼斯所描述的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和品质作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任务或目标。
然而,由于中国城市社区又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又为人们用西方社区概念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提供了根据,以致人们把城市社区建设的任务同西方社区理论中所界定的一些社区特点紧密联系起来,诸如在一些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中表现的增强社区的自治性、认同感、亲情性和互惠性等方面的努力,都渗透着用西方社区理论理解中国城市社区的思想观念,其中难免包含着对中国城市社区的种种误解。
尤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城市社区是在长期而严格的单位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作为社区主要成员的职业群体的主要活动不在社区场域之中,即便在班后或双休日等工作之外的时间中,他们的活动也很少在社区之中,并且他们那些没有离开社区的家庭活动,也不过是私人活动,而非社区活动。
在社区中发生的大量活动是离退休人员、待业和失业人员以及放学后的少年儿童的活动,然而,这些人都不是社区的主要成员。
因此,城市社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主要社区成员不在场的场域。
二、当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脱域性
当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脱域性加剧了城市社区主要成员不在场问题。
可以说,社会生活脱域,这个概念近些年已经变得为人耳熟,因为它不仅传达了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新变化的认识,而且也反映了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广泛变化。
日益发达的城市交通,五光十色的影视媒体,全球化时代的广阔视野,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分化,以其不可遮盖的魅力和难以阻挡的动力,把人们的社会生活从狭小的区域空间中牵引出来,在一个十分广阔且可以适意延伸的、不受区域限制的关系中展开,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生活脱域现象。
吉登斯在同传统社会的对比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脱域现象。
在吉登斯看来,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特定的地域中发生的,这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彼此互动的直接的交往关系,由于交往的人群和他们处于其中的地域都是具体的存在,所以尽管人与人之间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但是这种“在场性”仍然可以被具有“无限穿越”作用的社会制度限制,因此是一种在具体条件中展开并受到地方性制度限制的社会关系。
“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及地域性活动支配的。
”[2]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与传统“在场”的社会不同的“缺场”（absence）的社会。
他说:
“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出来了,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
”[3]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域。
“所谓脱域（disembeding）,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4]这就是说,当代社会生活已经不仅超越了地域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超越了沿袭传统的各种地方性制度的制约,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展开了新型社会关系。
吉登斯还对脱域社会产生的机制作了深入分析。
吉登斯指出:
“我想区分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
第一种我称之为象征标志（symbolictokens）的产生,第二种我称为专家系统（expertsystem）的建立。
”[5]象征标志或符号系统,是当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在传统社会也有象征符号,但是象征符号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像在当代社会中这样重要。
当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符号化的社会,布西亚对当代社会的符号化作了最深刻的概括,他说:
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
仿真的意思是从此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决不和真实交换（而且只有已不再和真实交换为条件,它们之间才能顺利地交换,完美地交换）。
这是符号的解放:
它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的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这一游戏接替了以前那种确定的等价法则。
[6]
这段比较晦涩的论述,却明确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生活符号化的深刻内容。
布西亚认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符号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相对独立的系统,符号系统对立于真实存在,以模仿、象征不确定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体系、生活意义、生产服务、商品交换和消费行为。
“这种历史和社会的突变清楚地显现在各个层面上。
仿真时代就这样通过以前矛盾的或辩证对立的词项的可互换性而全面开始了。
到处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出现的仿像:
时尚中的美与丑的互换、政治中的“左派”与右派的互换、一切传媒信息中真与假的互换、物体层面上有用与无用的互换、一切意指层面上的自然与文化的互换。
所有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标准,具有道德、美学、实践判断力的整个文明的标准,都在我们这种图像和符号的系统中消失了。
一切都变得不可判定,这就是代码统治的典型效果,他在各处都安居在中和与随意的原则中。
”[7]
布西亚的论述证明了吉登斯关于符号或象征系统是脱域社区形成的重要机制的观点。
由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已不是简单地代表真实,而是通过模仿去分离真实,符号系统在当代信息媒体和影视技术的支持下,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体系,它的存在与效力已经不必依附它所表征的真实事物,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形象自立自存、自我运行。
在社会生活信息化、经济活动符号化（货币化）[8]的条件下,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回避符号系统,并且只有进入符号系统才能获得社会资源、展开社会实践,而符号系统又同真实存在分离,就不避免地导致了在各种层面中活动的人们的脱域性。
至于吉登斯讨论的社会脱域的第二种机制:
专家系统的建立,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专家系统不过是对当代社会生活因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而引起的复杂分化和高度专业化的一种概括。
正是因为高等教育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为社会培养出划分越来越具体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而在其他领域知道得却越来越少,不同领域中的专业人才能够有效沟通的可能性也随之越来越小。
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学术团体或专业技术组织,使同行们在对外行隔离的关系中保持着超越社区地域限制的联系,与此同时也导致了社会更大层面的分离。
这也就是丹尼尔·
贝尔惊呼的当代社会生活的言路断裂,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交往的沟通障碍。
西方学者论述的这些社会现象,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似乎很遥远。
然而,这种遥远不是事实上的距离,而是人们对中国城市社区观察的程度有限。
由于人们受中国城市社区场域性的限制,仅仅在行政划分的界限中观察社区成员（实质是社会成员）的生活,虽然能够看到不动的房产和很少迁移的户籍,但是看不到社区主要成员的社会行动或社会生活。
因为社区的主要成员一定是那些在某个机构、某个领域就业的专业人员或从业人员,而这些社区主要成员的主要活动是他们不在社区之中进行的职业活动,是那些随着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符号化和专业化而在交易市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中开展的活动,也就是吉登斯所论述的能够导致社会脱域的那些行为。
三、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的边缘化
中国城市社区主要成员的主要社会活动不在社区之中,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只要对城市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城市社区各项工作所面对的基本上不包括在职人员的各种具有专业性的活动。
这或许是中国单位制在当代城市社区建设中的表现,即凡是在工作单位或专业机构之中的活动,都不属于社区应当光顾的事情,社区的职责仅仅在于处理那些单位之外的剩余事情。
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作为和谐社会基础建设的城市社区建设,其涉及的社会成员和社会活动,不过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人和边缘活动,城市社区建设的边缘化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面对城市社会中的非职业群体和非职业活动,是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应尽的责任,但是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么它就不可能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只能为城市社会的主体成员和中心活动敲边鼓、打下锤。
然而,确如波兰尼、戈兰诺维特和布坎南等人所论,无论处于何等地位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或专业活动,一定是植根于或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任何人的活动都离不开社会,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基础。
如果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要建设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之基础或环境的现代社会,那就应当把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职业群体及其专业活动纳入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的视野,并由此而寻找摆脱社区建设边缘化困境的途径。
由是观之,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首先应当认真对待的:
其一,突破单位制观念的限制,把社会职业群体及其专业活动纳入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视野。
虽然中国社会的单位制已经出现了弱化的态势,但是单位制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生活基本制度的影响是不可轻易祛除的。
把职业群体及其职业活动置于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之外,同职业群体及其职业活动只能在单位之中展开的僵化认识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不仅各种职业群体的职业活动、职业关系、职业兴趣存在着十分丰富的社会联系,而且这些联系还可以在特定的场域中衍生出更加丰富的社会联系,城市社区可以利用其场域的确定性,为职业群体在工作岗位之外的不确定的行为提供交往、联系和整合的场所。
例如,社区是否可以为专业相异而又相近的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沟通交流的机会或场所,使他们可以在工作之余、在社区之中建立灵活多样的联系。
其二,把社团建设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社团建设,把职业群体和专业活动引入社区,以便把各种脱域的社会群体或社会活动引入社区的场域之中。
如前所述,滕尼斯所论的社区是社会共同体,现代社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之不同,但是现代社会中快速发展的社团却同滕尼斯所说的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诸如在利益、兴趣、价值观、交往沟通等方面的共同性和密切性,二者都在很大程度存在相似性。
因此,把社团建设同社区建设统一起来,既可以使根据各种专门目标建立起来的社会团体进入社区,克服社区建设的边缘化问题,也使实质是社会建设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获得了社区建设的真实意义。
其三,有效利用当代社会生活符号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和途径,拓展城市社区活动空间,提高社区居民的交往能力和沟通效果。
符号化和网络化既可以使社会生活从在场转变为不在场,从实在性转变为虚拟性,也可以把不在场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的缺场社会生活同特定场域中的社区连接起来,由虚拟社区转变为实在社区。
应当有效地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络,特别是充分利用影视化技术,以生动的形象把那些伸向虚拟世界的现代社会生活引入感性的真实世界,努力点燃人们对感性生活的浓厚兴趣,在可以直接感知的社区生活中把握更充实的生活意义。
其四,以日常生活为基础,活跃社区文化生活,实现有效文化整合与制度创新。
日常生活是高度分化的职业群体的共同基础,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立场出发才能找到沉浸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社会主要成员的共XX趣和沟通途径。
而立足日常生活引发社会成员的共XX趣、引导他们的交往沟通,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我们日前对XX东站十委社区的考察发现,通过各种文化体育社团开展灵活多样的文体活动,是培育社区职业群体的社区意识,吸引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有效形式,并因此而实现了社区的文化整合与制度创新。
事实上,从日常生活出发,利用文化体育活动实现文化整合与制度创新,这一点并没有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得到高度重视。
这或许与人们对城市社区本质的认识有关。
城市社区的本质只有在同各种职业群体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明确认识。
职业群体是社会生活现代化、理性化和专业化的产物,它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任务或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随着社会现代化、理性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职业群体之间的分歧性越来越大,而可沟通性越来越小。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
贝尔和哈贝马斯都声称当代人类社会已经言路断裂、难以沟通。
然而,无论职业群体分化到何种程度,它们在社区中的日常生活都是共同的,职业群体进入社区,实质上就是由分化的职业岗位进入到共同的日常生活空间。
日常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相对于职业群体和当代城市发展程度或物质生活水平而言,精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如果承认精神生活在当代城市社区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时就应当像迪尔凯姆等经典社会学家那样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和《XX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著作中,对形式多样的制度做出了广泛论述,他更加重视的是XX伦理、道德规X、思想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主要是从精神方面去理解社会。
布格勒对于迪尔凯姆社会观的根本特点曾做出明确的论述,他说:
“涂尔干极力坚持认为,社会‘首先是由观念构成的’。
他本人也说过,社会学不仅应该关注物质形式,也应该关注精神状态;
社会学是有关道德风尚的研究。
只有通过道德意识,人们才能结合在一起。
集体信仰是整个社会的关节点。
”[9]
迪尔凯姆用“集体表象”（represent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集体信仰、共同意识和道德观念等集体观念。
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值得人们思考。
迪尔凯姆说:
集体表象是广泛合作的结果,他不仅延展到了空间,也延展到了时间;
各种各样的心灵联合、结合和组合起来,构成了它们的观念和感情,构成了这些表象;
对这些表象来说,它们是由世世代代的经验和知识长期积累而成的。
这样一种特殊的知识活动便聚集了集体表象中,使之与个体表现相比,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0]
把集体意识概括为表象,强调了集体意识的感性特征。
如果能够把社会成员整合起来的集体意识是形象性的感性的集体表象,而集体表象又是理想信念、道德规X和价值共识等非正式制度构成的,那么在新形势下的社区建设就应当高度重视感性的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的培育,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文艺体育活动。
通过休闲性的文艺体育活动,把整天忙碌在职业岗位上的职业群体引入日常生活空间,使他们喜闻乐见地参与社区的活动,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面对的也就不可能仅是边缘群体,社区建设的边缘化问题或许能由此而找到一条途径。
参考文献:
[1]菲迪南·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9:
95.
[2]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1译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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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2000:
[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2000:
18.
[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2000:
19.
[6]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译林,2006:
4.
[7]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译林,2006:
7.
[8]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2000:
19-21.
[9]（法）布格勒.社会学与哲学序言[M].梁栋译,渠东校.XX人民,2002:
3.
[10]（法）迪尔凯姆.XX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XX人民,1999:
17.在这个中文译著中,译者把representation译为“表现”,笔者认为不如译为“表象”,“表象”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用来指谓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的感性认识。
（作者简介:
X少杰（1953—）,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和制度社会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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