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及其借鉴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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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们的这些职业道德建设都是以一个基本的现代性的公务员制度为依托的，如果没有一个现代性的公务员制度，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我想这是国外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二）注重制度化建设
那么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国外政府在进行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注重制度化建设。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国外政府会颁布各类的道德法案，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像美国的这种政府道德法案等等。
第二个，那么各国的政府都会相应地设立各类道德机构，他们会设立一些道德办公室，道德委员会或者伦理委员会，以此来具体负责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很多国外政府都会建立相应的各类的道德准则，用这些准则来具体地规范公务员的公共行政行为，体现他们的职业道德状况。
第四个方面，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国外的政府他们都会配套各类具体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的，正是由于这些具体的各类的措施，促使了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状况的提升。
简言之，国外的政府在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他们是非常重视制度化建设的，这是它第二个大的特点。
（三）重视外在性监督
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注重外在性的监督。
也就是说国外政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都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道德监督和惩处机制，这也是公务员道德建设法制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基于他们的历史传统，基于他们的政治架构，很多的国外政府都建立了外在的道德监督的机构，同时他们还设立了比较严明的惩处的程序，而且这些程序的规定基本上都是很具体的，也是比较明确的，也是易于操作的。
举例来说，我们看到2010年美国纽约州的道德监督机构就发表了一个文件，就称美国纽约州州长大卫·
帕特森因为非法收取了2009年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的门票，进而在当年的12月20号被处罚金62125美元，我想这个罚金是非常细的，为什么这么细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外在监督，他们所设计的惩处，它的规定是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州长收取了免费的球赛的名票，他受到罚金，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罚金是6.2125万美元，其中2125美元是他收取的5张免费的球赛门票的价格，那么另外的6万美元是他的这次违规行为的罚金，也就是说西方的很多外在性的监督，它的规定是非常细的，它是非常易于操作的，这个也是西方政府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外在的监督。
（四）容纳社会性参与
第四方面，外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他们还会容纳社会性的参与，就是会让一些社会性的团结、社会性的力量参与到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当中来。
比如说他们会发挥宗教界的力量，因为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原因，宗教界在西方国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的，那么这些宗教界的机构也好，宗教界的人士也好，他们会进行很多的正面交流，他们会教育公职人员要恪尽职守，要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
那么在这方面外国政府就有意地去引导或者是发挥宗教界正面教育的作用，以此来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建设。
另外一方面，外国政府还会容纳一些学术界的意见，使得学术界在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当然学术界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有一定条件和基础的。
比如说第一点，在国外，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一些教授，一些学者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日本来说，它的大学的教授就有权力邀请个人赴日本访学、赴日本参观，那么当然日本的教授，公立大学的教授是属于公职人员范围的。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学术界的一些影响、学术界的意见会得到政府的采纳。
第二个方面，学术界总体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们不需要去仰仗政府的支持，他们有自己一些独立的基础，所以说学术界能够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能够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能够阐述自己的思想，进而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建设。
同时国外的很多学者，他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很多的政府要员，甚至于国家首脑，在进行公共行政做出决策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去听取学者的意见，去听取学术界的意见，那正是这样的一种传统也好，这样的一种氛围也好，就使得学术界能够在公共行政方面，能够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发挥他自己的重要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建设。
那么容纳社会性参与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发挥新闻界的作用，我们这边具体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新闻界在西方来说，有被称为无冕之王的头衔，甚至于有人认为在西方不是三权分立，是四权分立，因为新闻也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新闻界在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闻界在发挥监督公务员道德的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举例子来说，比如在美国的公务员道德建设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转折点的事件，就是美国的水门事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闻界，或者说记者的作用，就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么从1972年6月17号，美国共和党就是尼克松的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顾问詹姆斯·
麦科德为首的5个人闯入到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开始，一直到1974年的8月9号尼克松总统因此宣布辞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一位叫鲍勃·
伍德沃德，一位叫卡尔·
伯恩斯坦，这两位记者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报道，揭示了内幕，使得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关系暴露于公众的关注点之下，从而最终导致了尼克松的辞职。
可以说正是这两个小小的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扳动了美国的总统。
可见新闻界对于美国公共行政部门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也是非常重要的，在1964年，美国的最高法院曾经出过一个判决，它就说，只有一篇关于政府官员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并且是出于实际上的恶意，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无视真相的时候，它才能被认为是诽谤。
换句话说，这个新闻的报道，它只有是不真实的，同时它是故意地去进行恶意的诽谤，进行一些不顾一切的、无视真相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这样的新闻，才能被认为是诽谤。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就是否决了很多的，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被判定为诽谤的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它就鼓励了美国的新闻界，能够独立地、能够大胆地对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进行监督、进行报道，揭示他们的阴暗面。
我想正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使得美国的新闻界能够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能够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水准的不断的提高。
（五）运用经济性调节
那么国外政府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第五个特点，就是他们会运用经济性的调节。
简单地讲就是高薪养年，我想这个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如果枉顾公务员个人的利益，让他们完全地无私，我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能够成立的。
那么正是考虑到这么样的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的规律，所以外国政府在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比较注重去运用一些经济性的调节。
那么这里有一个腐败的公式，这个公式就是说如果当腐败的收益减去这个腐败行为或者这个违法行为、背德行为被抓的机遇乘以处罚的一个总体的收益，那么这个减了之后得到的一个差额，如果大于正人君子收益的话，那么这个公务人员他就会倾向于去进行一些违法的行为，去进行一些腐败的行为，进行一些违法道德规范的行为。
所以在很多国外政府当中，都会利用经济的调节，通过高薪养年的办法来提升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根据2004年11月16号美联社的报道，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议长，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们每年的年薪是20.3万美元，那么美国总统的年薪就高达40万美元，内阁主要成员的年薪也高达17.57万美元。
那么在日本，1994年，也就是日本的平成六年工资法改革之后，那么在日本的指定职份当中，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校长，他们的月薪就可以达到133.2万日元，因为日本的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校长他是属于公务员系统的，同时他还是属于指定职份当中的序列当中的，那么这些校长他们的月薪就可以高达130多万日元一个月，也就相当于差不多要有10万人民币左右。
我想正是这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经济的调节，相对比较高的经济的待遇，所以能够促使国外的公务员在进行公共行政过程当中，在面对一些诱惑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仔细地考虑，进行一些权衡，进而因为经济的权衡，而放弃某些背德的行为、某些违法的行为。
我想这个也是国外政府在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六）坚持规范化培训
那么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他们还会坚持规范化的培训。
譬如说美国，美国在道德办公室之下就下设了教育办公室，也就说具体负责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的培训，那么作为美国的道德办公室的话，他会制定两级的培训体系，那么作为联邦政府的道德办公室，会负责对各个部门的道德官员进行培训，各个部门的道德办公室负责本部门的雇员的培训。
近年以来，美国的道德办公室还加强了对道德官员的网上的培训，也就说很多的政府雇员都可以在网上获得培训的内容，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同时，这些外国政府坚持规范化的培训，还包括他们会出版很多的读物，进行很多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还是以美国道德办公室为例，他们会负责出版政府道德通讯以及各类的道德教育和宣传资料，他们还会设计培训材料，供本部门的道德官员培训部门员工使用，同时他们还会把每年发现的一些违规的、违背道德的一些案例，编入到培训内容当中去，以推进道德的培训。
我想进行一些规范化的职业道德培训，也是外国政府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四、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
以上我们就梳理了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些基本的特点，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来谈一谈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些借鉴性的意义。
（一）防止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
我们中国借鉴外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些经验，我想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防止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呢？
我想因为是国外的很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甚至于宗教环境都是与我们国内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将外国的一些做法生搬硬套到中国来。
1、政治制度不同
那么具体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点，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与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那譬如说西方的很多国家，他是一种权力分立、权力制衡，实行多党制的这么样一种政治制度，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么这样一种政体，是由我们的国体所决定的。
那么同时我们的基本的政治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那么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多党制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处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国体、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之下，我们就不能够照搬照抄地去采用西方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某些做法。
2、文化背景不同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国外的很多的文化背景和我们中国是迥然相异的。
你比方说多西方国家它具有一种藐视权威的平民文化，而这些平民文化正是推动或者是促进它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文化的基础，那么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它的民众、它的老百姓，他是形成了这么样一种文化心态，他们都不太轻易地去相信政府，他们对政府或者一些公职人员都会多留一个心眼。
那么实际上这也就是在选举政治之下，政府的一种平民化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西方政府，他们会有意地去追求平民化的形象。
譬如说很多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会设立很多的开放日与老百姓进行接触，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平民文化的一种体现，那么这种文化与我们中国的文化，总体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那么即便是同属于东方世界的，其他国家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也是存在差异的。
比如拿日本来说，我们中国和日本在协作方式上，这种协作文化方式上就存在区别，日本它是强调一种非亲族的协作，所以它在它的伦理思想上，它在它的传统文化上，它就比较强调一种宗的思想。
那么我们中国呢，它是一种亲族协调性，就是说比较注重家庭内部的有亲缘关系的、有血缘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作，所以在我们中国的伦理思想上，在我们跟传统的伦理文化当中，我们就比较强调一种孝的思想。
也就是说即便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同样属于东方世界，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都是具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吸取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些经验的时候，显然是不能够照搬照抄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
3、宗教环境不同
那么第三个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宗教环境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在国外，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宗教环境与我们国家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在很多的西方国家，他们民众的宗教信仰率达到了70%以上，他们很多的宗教价值观对于他们的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他们独特的一种促进和推动作用。
譬如说拿西方的新教来说，马克斯·
韦伯曾经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做过分析，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新教教育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基督徒在城市当中的活动，包括对日常服务的职业劳动，都只是为了遵从上帝的戒律、完成上帝的指引，于是紧张地从事世俗活动，争取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唯一手段。
通俗地来讲，就是在新教的教育当中，它就要求人们如果要获得上帝的救赎，如果要成为上帝的选民，你必须努力地工作，你必须恪尽职守，你必须在普通的本职工作当中取得成功。
那么这样一种宗教价值观，就会促进公务员在他们的本职工作当中恪尽职守，推动公务员在他们的行政过程当中，能够从事紧张的活动，从事全身心的职业活动。
那么显然这种宗教的环境或者说这种宗教价值观，在我们国内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我们国内的宗教环境不同于国外，所以我们在引用国外经验的时候，要防止生搬硬套，这是我们借鉴国外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第一个方面。
（二）避免西方模式的弊病
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我们借鉴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经验还要避免西方模式的一些弊病，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待国外的西方的公务员建设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能够发现他们公务员道德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借鉴的过程当中，就要有意地，有意识地、自觉地去避免他们的这些弊病，化解他们的这些问题。
譬如说他们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当中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受制于党派的斗争，很多的道德问题都是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最后导致不了了之。
举例来说，1995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席鲍勃·
帕克伍德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点，因为这个帕克伍德担任了参议员长达27年时间，那么在这个数10年的参议员生涯当中，他猥亵、他奸污的女性高达100多人，那么当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当时由于这个帕克伍德他曾经关于自己的这些违法行为、背德行为，他曾经记有日记，当然这个日记是他的一些每天他进行的一些口述的录音，那么为了要使认清事实，当时就要求帕克伍德交出他的日记，但是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这个日记迟迟得不到交出，也迟迟没有能够对于他的一个非常令人发指的违背道德的行为、违法的行为进行制裁，最后这个帕克伍德也只是辞去了议员的职务，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事件就是典型地反映了，国外的由于党派之争，党派之间的利益相互地权衡、相互地扯皮，从而导致道德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么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它的这个道德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弊病就是他们在调查道德问题的过程当中，经常是旷日持久，时间拖得特别地长，效果却不一定的好。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美国的水门事件，这一事件就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从1972年的6月17号直到1974年的8月8号，两年多的时间就为调查这一事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第三个方面，国外的政府在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调查这些道德问题的过程当中，会花费巨大的经费。
因为西方的一个法治社会，它的调查诉讼等等程序非常地繁复，所以经常导致一些道德的问题，调查过程当中会经济耗费巨大。
你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那么这个案件当时的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办公室在90年代，为了这个性丑闻就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进行调查，最后也没调查个真正的结果，总体上来说是不了了之。
那么可以说这些西方社会、西方国家在进行公务员道德建设，进行解决公务员道德问题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很多的弊病，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那么我们在进行我们中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应该要自觉地进行避免、自觉地进行杜绝的。
（三）确立现代公务行政理念
那么第三个方面，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就要确立现代公务行政的理念。
因为公务员是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后形成的一个群体，那么他的职业道德建设，显然要转变以前的一些非现代的一些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一些理念，特别是在我们中国。
因为我们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忠孝一体、家国合一的传统伦理体系，那么在这个结构当中，就是君是臣纲，臣以君为父，民以官为父，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就被确定为父与子的关系，老百姓就被称为子民，被称为小民，那个官员就被称为是父母官，被称为是大人，那么官员对于老百姓的照顾，就像父母对小孩的照顾一样，就所谓的爱民如子。
那么在行政的过程当中，父母官们就是本着替老百姓着想的信念，一厢情愿地替老百姓作主，也就是所谓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那么作为子民，作为小民的老百姓，就必须体谅父母官的良苦用心，尽可能地服从他们的管理，领受他们的关心，如果不然的话，就会违背纲常，就要接受父母官的责罚。
那么这样一种行政伦理或者是施政方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百姓的利益，但是这样一种理念，在本质上是与小农经济和专制体制相吻合的。
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之下，上述理念是与现代的政治体制、现代的民主理念格格不入的。
那么随着我国建国60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体制机制的转变，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以往那种官与民、父与子的关系，已经被人民公仆、人民是我们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这样一种关系所代替。
以往的这种小民，以往的这种子民，已经成了缴纳税款、当家作主的现代公民。
而且随着他们这种地位的转变，现代公民的知情意识、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公务员还是抱着那种为民作主的官老爷的心态，那就会在行政过程当中逐渐去失去民众的广泛认同。
所以说我们在借鉴国外公务员道德建设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我们的执政理念，建立现代的公务员理念，由子民之父转变为公民之仆，要为民众、为老百姓提供公平的、公正的服务，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在借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解决一个为谁执政的一个问题，怎样以人为本，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借鉴西方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现代公务行政的思想和观念。
同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不断地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实际上核心就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切实去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也不止一次地提出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公务员要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点实际上与建立现代的公务行政理念是相通的，这也是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当中，必须关注的一点。
（四）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建设
我们在借鉴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借鉴他们道德法制化的经验，也就说我们应该不断地去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建设。
1、不断推进各类公务员职业道德立法
首先第一方面，我们应该不断地推进各类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立法，实际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是非常不错的，譬如说2005年的1月份中共中央就颁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那么在2005年的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的第15次会议通过，这个《公务员法》也就是从2006年的1月1号已经正式施行了。
那么这些法案，都有对于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一些比较准确、比较具体的规定。
所以进一步地继续地推动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立法是我们下面需要做的工作之一。
2、增强各类道德法规的可操作性
那么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第二个方面，就要增强各类道德法规的可操作性。
我们制定的法规，必须要有针对性，同时要有比较强的操作性，要有利于我们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进行操作，以此来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建设。
譬如说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建立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在这个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得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中央纪委的五次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机制，这是中央的规定。
那么在地方上来说，也出台了一些防止利益冲突的具体的规定和办法。
举例来说，2011年的浙江省就颁发了《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它明确了利益冲突的概念，同时它还在这个办法当中对6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个6个方面，它就明确地禁止公职人员在与其他本人或于利益关系人、利益相关的事项上采取任何行动，禁止公职人员或其利害关系人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或受其监管的单位发生交易行为，要求公职人员在担任职务或者执行公务之前说明所涉及事项是否关系到个人利益，并主动申请回避，要求公务人员及时地处理本人或利害关系人所拥有的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资产，要求公职人员进行财产申报，限制离职后的从业行为。
也就说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法规。
那再比如说第二个，有关公务员个人财产制度方面，我想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施行，很多处以上的干部，每年都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的申报表。
再比如在防止腐败期权化方面，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公务员法》的102条就规定，公务员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业性组织任职，不得充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盈利性活动。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领导成员的话，一个领导岗位的公务员的话，那么他在离开这个岗位三年之内，他是不能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当中去任职的，这就防止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旋转门效应，防止了那种腐败的期权化。
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进行了一些探索。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政府就计划出台一些具体的规定，它就要求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在离职三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社会中介机构等盈利性组织任职，防止其利用原来的影响牟取利益。
3、不断完善公务员职业道德各类准则
我想只有进一步地推动一些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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