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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危难之际，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办报为武器，以求达到开民智、启民心，传播先进思想，振兴民族精神的目的。
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之期，甲午战败使国家的领土主权面临着蛋糕式分割，亡国的命运开始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因此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促使维新变法运动进一步发展，历史的压力逼着国人不得不思考如何救国，朝廷也开始实行“新政”以求自救，全国上下投入到救国的热潮中。
随着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维新派们对报纸舆论宣传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报纸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重要思想阵地和武器。
各地维新派志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报刊创办活动中，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开始进入了兴盛时期。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飞速发展。
自70年代兴起的国人办报活动，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开始走向高潮，打破了外报在华新闻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成为主流。
维新变法运动推动着轰轰烈烈的国人办报高潮的到来。
因此，把维新变法派运动期间的国人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这次国人办报高潮对以后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过程及特点
戊戌变法第一次把国人办报推向高潮，大约是1895年至1898年之间，掀起了全国性的办报运动。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以维新变法为主线，基本上以变法运动的发展为基准。
伴随变法的酝酿、开始、发展、高潮、结束这条线路进行。
所以，维新变法成了这次办报高潮的主流。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详细过程在此不做具体介绍，仅就其某些突出方面做集中分析。
（一）国人办报高潮以前办报情况
国人办报高潮以前在我国占主要地位的是外国人创办的报纸，他们的影响较大，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早期林则徐所办的报纸只能称的上是译报，真正的国人早期自办报纸只有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和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以及1874年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
洋务运动时期，诞生了第一批国人近代报刊，主持者大多是和外国人及西方事物接触较多的爱国知识分子。
他们所办报刊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政治、文化改革，具有明确的反侵略爱国立场，在封建清政府和外国在华势力的夹缝下艰难地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新闻界精英正在悄然成长，新一代报坛骄子正在伺机而动、整装待发。
震惊中外的甲午战败使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清政府的腐败一朝尽露，改良主义思潮上升，促使了宏大的维新政治运动的爆发。
这个运动的重要武器就是以言论来平铺胜利之路，报刊成为不可缺少的利剑。
第一个国人办报高潮也就随之而到来。
（二）国人办报高潮中著名报人报刊简介
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报人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
比较有名的报刊主要有《中外记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等。
这些报人报纸的宗旨是开民智、倡新学、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见解性的办报思想，对今天的办报仍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
鉴于大多数专家学者，对这些报人报纸已有过多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仅对一些办报思想和目的进行分析。
而康有为在办报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在此主要介绍一下他的办报精神。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是以维新运动为主流的，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政论性报刊，并成为主导型刊物。
其主要原因也是由社会背景、历史状态而产生的。
大部分报刊创办的宗旨是以鼓民心、开民智、启民蒙为根本，具有很强的救国图强意味，承载了报人很重的社会责任成分。
当时康有为、梁起超倡导的变法，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清朝在向现代国家实体转换过程中，既要融入世界，同时又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发展。
康有为站在历史的高度，利用宏观的思维，以一种“大一统”的名义整合“中国”为一个现代性政治的国家。
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对有关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
这种巨大的原创固然出于他的强烈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使命感，出于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高度关注，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内部的多样性的理解和把握，出于他对近代西方和世界大势的了解和评价，出于他的鲜明时代感，更出于他对近代西方、中国传统（‘古意’）和现实中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创造性阐述。
以康有为看来,在面临全面沦陷的危险时刻，近代中国人要想摆脱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的境地。
只有自强、自立、奋发图强、变法维新。
康有为说:
“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
”
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并没有使康有为仅限于义愤填膺,而是理性地冷静地分析西方强大和现实中国虚弱的原因。
他正视“时变”，对症下药,发奋图强,成功应付西方的侵略与挑战,适应世界的大潮，积极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他还认为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面向大众的教育制度。
总之，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爱国人士为了改革、救亡而办报、兴学。
他们结合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对中国传统之学进行总结和评判，可谓是“近切时事”并“合中西之言以喻民”。
他们的爱国之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了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国人办报高潮的特点
与以往国人办报相比，此次办报高潮在各个方面具有突出特点：
1.报刊数量之大
中国人积蓄已久的办报渴求，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一下子迸发出来，全国上下官绅市民等各界报纸的出版风起云涌。
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报刊，自1873年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总共为30种左右。
而在维新运动兴起以后，在短短的不到4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维新人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刊办报，全国出版了约90种报刊。
约占全部新出的中文报刊的80%；
如果把外国人新办的外文报刊（包括日本在台湾所办）计算再内，也达到总数的70%左右，远远胜过70代以来国人自己所的办报刊总数，其数量之大是我国报业史在此之前所不曾具有的，外报垄断的局面也被打破，中国人自办报刊成为主流。
2.办报地区之广
此次办报高潮已由沿海城市延伸到内地大陆，以往外报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而国人报刊不仅在上海等外报基地发展，还深入到长沙内地等中小城市。
这些报刊兴起于1895年，自北向南迅速席卷全国20多个城市，新加入的城市有杭州、温州、苏州、无锡、芜湖、桂林、成都、重庆、长沙、萍乡、开封和西安等地。
由原来的外报曾活动的8省，扩至安徽、四川、广西、湖南、河南和陕西等六省，比原来外报的地区大大扩大了。
以往主要的外报是循着外国势力侵华路线移动的，而此次报刊的发展是随着维新变法运动潮流发展的，由沿海转入内地。
主要是因为国人救亡图存、自求改革的运动，是以中国大陆为主要舞台的，那些与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报刊，总是围绕在运动的周围。
因此中国报业的地区布局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那种以沿海为主的失衡状况，报业重心逐步向资源丰富，腹地辽阔的内陆移动，长江流域报业的地位有所上升，和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广泛的结合起来，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活力。
3.报刊品种之多
此次国人办报高潮除了以政论见长的综合性报刊继续迅速发展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文摘性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针对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其中不少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类型。
如：
1896年清末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
1897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黄源澄在上海主编的《算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报刊；
1898年康同薇、李蕙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持的报务，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
1897年陈念护在上海创办的《集成报》，所载内容大多辑自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
另外，为了“开通民智”“培养新民”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开始倡导运用白话文，作为传播“新学”“新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其中主要的几家白话报，如：
《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
三、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第一次国办报高潮的影响范围甚广，其涉及文学、意识、科学、法律等各个方面，它们或多或少的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仅详细介绍其影响中的部分内容，即对几个主要的作用进行分析说明。
其中，着重介绍报人报业地位的变化。
此次办报高潮在历史上的影响可以说在各个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对中国报业历史具有深远意义。
（一）取代外报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认为：
大众传播在发展中充当了“伟大的倍增器”的作用，是能够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态度传播得更快更远的一种工具。
报纸的传播作用开始得到重视，从早期王韬等人创办的第一批具有改良思想的报刊，到康、梁创办的系列宣传维新变法报刊，并达到的国人办报高潮，报刊已经成为上至朝廷下至一般士大夫所不可缺少的读物。
1895年，梁启超编辑的我国第一份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万国公报》，在它的鼓吹宣传下，清廷大批官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建立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
加之后来《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得各地官宦学督巡抚形成读维新派报刊的风尚。
打破了外报在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国人的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
（二）进一步开“官智”、“民智”促进民生政治，教育国民
甲午战败，彻底打破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迷梦，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人的劫难不是单纯进行“器用改革”所能挽救的，其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因而提出了进行变法图强和进行“体制革新”的观点。
而这种认识的宣传和传播最有效快捷的方式只有通过报刊进行，来广泛影响朝廷官员和平民百姓，并达到了后期的办报高潮。
并且那些办报知识分子也非常清晰的认识到，只有先利用报刊“廓清”民众旧的思想，培养民众新的国民意识，使民众在“民智”、“民德”、“民力”诸方面合格后，再推行民主政体，所以这一时期的国人报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三）孕育一大批具有现代思想的报人
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有志之士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与研究，思想比较先进活跃。
开始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到自己的报刊宣传活动之中，利用报刊宣传现代文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主要的思想先进人物，通过办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现代道路。
报刊则成为他们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强有力的议论利器，也成为思想认识不断得到锻炼的有利途径。
将民族命运与报刊紧密联系起来，报刊的言论直接引起了社会政治力量的改变，维新改良派成为主流，在当时激荡朝廷上下。
这一时期培养与锻炼的一批有思想有知识的报人，为以后的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反对列强侵略
最著名的政论是梁启超撰写的《变法通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成为纲领性文件。
其中梁启超列举大量事实，向封建统治者发出警告。
他指出：
中国已经到了濒临覆灭的边缘，当前的情况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主动“变”。
主动变法，“变之权操诸己”；
被迫变法，“变之权操诸人”。
与其被人“变”，不如自己“变”。
只有主动地实行变法，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
当时大多数报刊文章以救国性内容为主，把国家的发展放在首位，变法自强、抵御外辱，表明了鲜明的爱国反侵略态度。
（五）报人报业地位的提升
在早期报纸诞生的初期，知识分子依旧热心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所谓从事新闻事业的报人，惟落魄文人、疏狂学子，他们多借报纸以抒发其抑郁不得志之情。
小报内容多为琐碎无聊或道听途说之事，只能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时办报的目的或者是为养家糊口或者是借以抒发抑郁之情。
所以报刊大抵‘沪滨冠盖’‘祝融肆虐’‘惊散鸳鸯’等字样填满纸面，千篇一律。
因此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视办报为不务正业，视报纸为文坛垃圾，瞧不起办报之人，职业报人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自从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中亲自投入办报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
康、梁等人所办报纸笔锋犀利，内容深刻丰富，知识渊博，一扫落魄文人的那种陈腐气息。
他们还积极呼吁提升报人的地位，为报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加之他们的办报理念，改变了以往知识分子耻于从事新闻事业的局面。
从1898年起，一批报刊阅览室在各地的应运而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报纸的重要性，这大大促进了报刊的社会影响力，报刊越来越受重视。
办报开始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职业，从事报业活动的报人从此也多为一些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
四、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社会责任感对当前新闻工作者的启发
（一）社会责任感
什么是社会责任感？
简单而言，社会责任感就是在一个特定社会里，个人感觉对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
在经典的社会学家眼里，社会绝不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整体。
尽管社会不可能脱离个人而存在，但是纯粹独立的个人却是一种不存在的抽象。
而实践“社会责任”，就要坚持道德上正确的主张或真理；
坚持实践正义原则；
愿为他人作出奉献和牺牲的三原则。
那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要对社会负责，坚持事实真相，客观报道新闻，不弄虚作假捏造事实，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二）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的社会责任意识
回顾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不仅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报人的社会责任感放在办报活动的首位，社会责任意识得到了高度重视与体现。
谭嗣同：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舍生取义；
康有为、梁启超为变法而积极奔走呼号；
戊戌六君子的壮烈牺牲更是有力的说明。
那些报人爱国志士为了救国，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救国办报而全力以赴，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油然而生。
只有具有真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写出真实而感动受众的好文章，传播正确的信息，为社会构筑真实的信息环境，正确引导受众的认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社会责任感是记者的生命源泉，而它又来自记者的人格修养和对新闻事业的由衷热爱。
中国新闻史上有关新闻道德的最早的表述者洪仁玕曾提出对报人的要求：
“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
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
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
”这段话强调了记者品性人格修养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把“性品诚实不阿”作为新闻记者的重要条件，内化记者的职业角色。
梁启超著名的报纸“两大天职”论：
“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它强调了报人在办报时要对政府与国民这两大主体负责任，是报人社会责任意识的典型体现。
严复也曾在《国闻报》创刊时，制定了《国闻报馆章程》：
毁谤官长、攻讦隐私，不但干国家之律令，亦实非报章之公理，凡有涉于此者，本馆概不登载。
即有冤抑等情，借报章申诉，至本馆登上告白者，亦必须本人具名，并有妥实保家，本馆方许代登，如隐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这段话反映了在报纸报道内容方面的禁忌和报人的职业道德，要求报人严谨的办报风格，强调报刊内容的真实性。
另外，严复在《说难》文章中：
“天下有三事同习气：
一酒肆中之庖人，二北里中之女子，三报馆中之文章。
此三事者，托业不同，而终于无以善其后则同也”在严复看来，记事要确凿，论说要有主见，这就是报纸的本来面目。
报纸内容并不能迎合所有读者的口味，记者只需把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这也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不允许记者加入主观观点或扭曲事实真相。
通过早期报人对记者的办报要求，体现了无论何时报人都要有一种秉持公正，认真负责的态度。
（三）重新唤起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及意义
从早期报人办报思想到国人办报高潮中的办报精神，无论是洪仁玕、严复关于报人职业品性、人格修养的论述，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宏远的办报思想都强调了报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突出了报人如何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
在现今的信息时代，新闻记者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淡漠。
虽有原因，但任何理由也不会胜过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时的困难与危险。
今天，身处国泰民安、和谐繁荣社会的新闻工作者，却在金钱与权利的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与戊戌六君子的行为对比是何等鲜明。
在那个时期的报人一方面面临着经济方面的困难，他们没有办报设备，没有办报资金，甚至环境特别差，为了办报食不果腹的情况经常发生。
另一方面还面临着随时被砍头的危险，抵着以慈喜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阻挡，依然将报纸办的有声有色。
今天，新闻工作者仅仅为了生存，却制造着大量的有偿新闻、广告新闻、新闻事件等等，而正是这些在啃噬着今天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
从早期的“啤酒甲醛事件”到近期由上海《新闻记者》杂志每年评选出来的“十大假新闻”，大量假新闻的涌现一方面使媒体的形象及其公信力在公众中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又折射出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淡化，即职业道德素质的降低。
山西繁峙矿难中记者的收受贿赂、非典中的消息封锁、追求发行量而编造的离奇新闻等等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缺失的结果。
今天重新分析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时的办报精神，最大的启发就是当时报人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了打击各种不实新闻，净化新闻界这块土地，一般来说，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控制大致有三种即受众监督，他方控制，行业控制。
今天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得到的最大的启发就是报人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受众监督还是他方控制对于记者来说都是一种他律，然而最重要的是从内部来提升记者的素质，提高记者人格修养，树立记者社会责任意识，从根本上引导解决问题，这才是治本之术，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再多的控制不如实施一个健全而有效的自制机制。
社会责任感是一名记者最有用的约束武器，只有带着这种感情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减少漫天充斥的假新闻。
当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心中都有这一武器时，新闻工作者的行为，事实上也就不需要专门的人士绞尽脑汁的去制定各种约束政策。
新闻工作者是信息大海上的舵手，是雷达。
社会责任意识又好比是新闻工作者心中的导航员，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做导航。
让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需要哪些基本的职业底线，在诱惑多样的时代，要知道自己追求什么，想干什么，职业的责任是什么。
把握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观望者，监测者，担负着社会给予的任务，认清自己手中的“权利”而非“权力”。
所以，我们要重新唤起新闻工作者遗忘许久的社会责任意识，只有带着这种意识去工作才能及时传播有效信息，揭露黑暗，报道先进，构建一个正确的信息环境，才能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
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渐淡漠。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向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的报人学习他们的那种社会责任意识，爱国精神。
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承认并捍卫新闻工作的神圣性,坚守新闻职业道德,在新闻写作和报道上平衡、公正，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信息时代高速化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如果不坚守住自己的那片阵地，就会出现大量的垃圾信息。
而一个健康的真实的新闻传播体系，是一个健康和公开的社会必不可少的。
人们需要一个真实的新闻传播体系保证自己的知情权,了解事实真相,对周围环境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要重新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吸取办报精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培养自身的人格修养，做一个有责任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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