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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方法效果会比较明显，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可是这种方法实在是太残忍了，在当今的社会中是
没有立足之地的；
虽然罚金的形式并不残忍，同样会出现一些效果，可并不能起到杀一儆百之效，这对于
那些富有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反而会使那些穷人更穷、更生活不下去，依旧去做一些违
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对于杀人犯而言，那就要了解他为什么而杀人，其实有些被杀之人都是做了害人之事
，的确罪无可恕，可是杀人之人也同样犯了不可挽回的错。
一个全新的法典需要我们新一代人共同去创造
古埃及人首先在国家制度上，建立了以国王法老为首的一整套专制体制的管理机构。
国
王掌握行政、司法、军事大权。
法老拥有许多农庄，全国土地都属于他。
国家统一后，开始统一管理灌溉
系统，观测、记录尼罗河的水位，以便发展农业生产。
法老下面设有各级官吏，最高的是宰相。
宰相辅助
法老处理全国政务，并且总管王室农庄、司法、国家档案、监督公共工程的兴建；
宰相每天向法老汇报工
作，接受指示并经常代表法老巡视各地，了解和监督地方工作。
宰相下设一批大臣，分别管理财政、水利
建设和各地的事务。
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设立，说明他们已经有了自上而下的管理者的责任和权力规定，有
了较严格的国家管理机构和体制的管理思想。
其次，埃及金字塔的修建，也反映了古埃及时代在管理方面
的重大成就。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建于公元前27世纪的胡夫金字塔。
据估计，埃及人在修建这个金字塔上
花费十万人次二十年以上的劳动。
这表明：
他们已经有了分工和协作的思想；
较好地把科学技术运用于劳
动过程，体现了较严密的组织制度。
第三，在埃及人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许多管理思想。
大约成书于公元
前2700年左右，并在公元前1500年时已作为埃及学校教材的《普塔——霍特普教诲书》，里面就包涵着丰
富的管理思想。
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希伯莱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
希伯莱人在征服自
然、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萌发了许多管理思想。
他们的管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圣经》中。
据《圣经》记载
，摩西是希伯莱人的领袖，他在立法、人际关系、人员选择和训练方面都很出色。
摩西的岳父曾对摩西的
管理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摩西处理政务事必躬亲，并不利于管理。
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制订法令，
昭告民众；
第二，建立等级委任制度；
第三，责成各级管理人分级管理，只有最重要的政务才提交摩西。
这些建议表明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授权原则、管理跨度原则等早在古代已有萌芽。
希伯来人也就是
现在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我一直认为犹太人是十分聪明的，伟大的马克思、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这是
为什么呢，也许至今还是个迷吧！
希腊是欧洲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
篮。
早期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是荷马史诗的形成。
希腊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到前9——8世纪因荷马史诗
而习称“荷马时代”。
到公元前5——前4世纪，随着希腊经济的强盛，奴隶制度的确立，管理水平不断提
高，出现了诸如苏格拉底、色诺芬、拍拉图、亚里斯多德等思想家，他们的伟大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
苏
格拉底主张，国家的领导及国家的各种职务，应由经过挑选并受过训练的人来担任，主张有才能的人才能
当权。
他认为，公众事业的管理技术和私人事业的管理技术是可以相互通用的。
实际上他已认识到管理的
普遍性；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门生，曾著《家庭管理》一书，这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专门论述经济的第
一部著作。
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论述了奴隶主应如何加强对奴隶的管理，从而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的
经济思想。
书中提出了劳动管理的思想并分析了分工的重要性等等；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古希腊著
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柏拉图一系列的政治观点和经济学说都是在他的代表作《理想
国》里阐述的。
书中研究了国家范围内的分工和组织国家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出生
于塔吉拉城，柏拉图的学生。
他在管理上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
他比色诺芬更
加精确地规定了“家庭管理”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他认为“家庭管理”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研究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即主权、夫权、父子之间的关系，其中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是首要关系；
二是研究致富的技
术，包括巧妙的经营房地产是发财致富的自然方式。
古罗马在世界史上是最大的奴隶制国家之一，最
初形成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城，后逐步扩张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奴隶制大国。
首先，从罗马奴隶制
的建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有了集权、分权再到集权的实践，与不同的国
家体制相适应，还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
其次，一些奴隶主思想家在其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著作
中，也体现出了较为丰富的管理思想。
这些思想家的突出代表是贾图。
贾图（公元前234一前149年），古
罗马政治家、作家、贵族保守派代表,历任执政官、监督官等职,其主要著作是《论农业》，这本书中的主
要管理思想有三点：
第一，认为农业是罗马人最重要的职业。
主张奴隶主必须认真经营农业，用心管好自
己的农庄；
第二，强调对奴隶的严格管理；
第三，明确提出管家要经过挑选并规定了管家的职责。
他认为
：
管家应受过一点教育，性情好、有节约的习惯,并且年纪要大一些，在农作方面有经验，有较多的技能,
这样才有权指挥其他奴隶。
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苏美尔人。
两河文明最早的原住民是公元前３５０
０到３２００年间的苏美尔人，美索不达米亚最南部的苏美尔地区也是先进的地区，两河地区的社会和文
化生活建立在城市基础上，成了地球上第一片文明开化之地。
人们把公元前３２００年直到公元前２００
０年这段时期称为“苏美尔人时代”。
古代地理概念中，今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平
原被称为巴比伦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这一地区又分为北部的阿卡德和南部的苏美尔。
苏美
尔人约在公元前４３００年前已生活在这里。
一直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捆饶着考古学家们：
苏美尔人与中国
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课堂上也有同学提出了她的想法——认为苏美尔人是黄种人，可能与中国人会有一
定的联系。
首先怀疑苏美尔人是黄种人的是西方的考古学者，因为苏美尔人的许多特征不象白种人，更不
可能是黑种人，6000年前的黑种人能创造文明吗？
也不象阿拉伯人的祖先闪米特人，因为闪米特人征服苏
美尔人以后，拒绝苏美尔人的文明，不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为什么文化落后的闪米特人拒绝使用先
进的文明？
分析的主要原因是苏美尔人的文明不适用于闪米特人，人种差异过大，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无
法充分表达闪米特人的语言。
而历史上进入中国的游牧黄种民族都接受了中华文明，甚至占领中国全境的
蒙古人与满人都接受了中华文明，而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朝鲜人，日本
人，越南人的程度还要低，西藏人的汉化程度低是由于纳入中国版图比较晚，中国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时间
短造成的，要知道，中国从汉朝就占领了这新疆一地区，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非黄种
人民族都远离了中华文明，如匈奴迁到了东欧，突厥逃到了土耳其，与突厥人同种的新疆人至今拒绝汉化
，除了有伊斯兰教原因和语言不同外，人种也是重要原因。
当然，在中华文明达不到的地区，如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虽然黄种人居多，其中也有黑种人与棕色人种，但他们没有接受中华文明，再由
于2000年前的阿拉伯帝国扩展到了这一地区，所以他们接受了一部分伊斯兰教，就象缅甸，老挝，泰国，
柬埔寨一样，在印度孔雀王朝扩展时期，接受了印度文化，但由于中国人的南移和文化影响，他们也接受
了一部分中华文明。
雅利安人是印度人的主要祖先（印度还有少量黑人与澳大利亚棕色人种），他们消灭
了与苏美尔人有密切联系的印度河文明以后，并没有延续他们的文明，也没有使用他们的象形文字，这说
明，与闪米特人一样，是由于人种差异过大造成的。
与苏美尔文明相近的是印度河文明，与这两个文明相
近的是中华文明，非黄种人部族没有接受他们的文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即使
是在中国地域生活多年的匈奴与突厥民族，他们情愿逃离中国也不愿接受中华文明，甚至留在中国的新疆
人也拒绝汉化，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
这都说明，黄种人的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非常适用中华
文明，而非黄种人民族不适用中华文明，而苏美尔文明接近中华文明，所以，苏美尔人是黄种人的可能性
非常大，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种更不符合这种特征，除非苏美尔人是地球上已经消失的一个非常接近于黄种
人的人种？
可是没有历史记载，而历史记载的今天已经消失的棕色人种在10000年前，人口不少，占据了
澳大利亚，东南亚与印度半岛，那么，在6000年前创造人类辉煌历史文明的苏美尔人是何人种为什么没有
历史记载和历史考证呢。
黄种人习惯用图画和图形符号来表现和识别具体事物，象形文字符合黄种人
的只要求记录事物的全貌，但不要求语音统一的思维特点，例如：
从汉字“猪，马”中，至今可以看出猪
的肚皮，马的大马头与身子，但是猪，马的读音可以根据方言不同，发出多种多样的语音。
白种人喜欢抽
象的字母符号，用拼音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发音，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受到了图画的启发，但绝对不是
图画的简单简化，汉字本身是已经简化的图形符号，但是即使再简化10000年也不会成为抽象的字母，例
如：
“下，卜，一，二，三”等字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但还不是字母符号。
所以图形符号与字母符
号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象形文字不是拼音文字的直接祖先；
拼音文字也不是象形文字的“进化”结果，
他们是平行的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表达，汉字永远不会“进化”成拼音文字，除非废除，但是，中国人喜
欢用图形来识别事物的思维方式不会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法感到
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难懂的文字，那么，使用
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
其实中国人也一样，对抽象符号的识别和记忆不太
感兴趣，有的中国人认为太简单，有的人认为字母符号特征不够明显，缺乏具体事物联想而不好记忆和识
别，容易遗忘和混淆。
数学，几何，物理和化学中有许多的抽象符号，虽然学习期间记忆很牢，但长期不
用，就容易遗忘和混淆。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中国人认为英语非常简单，有的认为非常难。
汉字与英语的差
别就如同中国人与英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别那样大，黄种人彻底接受白种人的文化与白种人彻底接受黄种人
的文化是同样的困难，除非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对方的环境里，否则，终生都不能彻底适应对方的文化。
至今没有一个白种民族接受中华文明，匈奴与突厥民族情愿逃离中国也不接受中华文明，中国从汉朝开始
占领新疆地区，至今2000多年，但是突厥民族的后代----新疆人还是拒绝汉化，首先与中国人的“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有关，其次是宗教上的原因和人种上的原因，还有语言的原因，其实中华文明同样也是拒
绝其他文明的，同时还可看出，人类思维方式差异的鸿沟是何其巨大！
苏美尔文明与中华文明是否有联系
，还有待考古上面的发现与肯定。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我国古代的
管理思想也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
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一。
中国管
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早在八千年以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
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社会关
系的发展上，随着原始氏族分解为母系大家族，母系大家族过渡到父系大家族，特别是父系大家族中各个
家庭分财别居之后，使管理也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管理走向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意识为土壤的传统管理
当历史进入春秋之后，上古华夏文化的渊源流向何处？
何种管理思想发展为主导潮流？
诸子百家展开了
激烈的论战、争鸣和探索，产生了儒、法、道、墨、兵、农等学说，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
华夏文化，反映了经过华夏生活的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时代的管理意识和实践通过儒家管理思
想的改造、创新而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
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
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
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万
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
有的高度管理智慧；
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
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
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中国
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
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
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
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
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
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
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
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
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
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何将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融合起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取长补短，异途同归”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是我们这一代“管理科学家”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似可归纳为两大类型，即儒家管理思想与兵家管理思想，前者着
重于国家及社会管理，其精髓可归纳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
而后者则着重于
管理的战略与战术，其精髓可归纳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
这两类思想在其发
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
由于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故其管理思想比较容易被人们
理解和接受。
而兵家的战略与战术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也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其中一些高度智慧的
论述早已深入人心。
从本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大人物的著作中，常常可以
看到他们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引申和运用。
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对旧中国的企业进行了
全面的生产、制度改革，并大量引用了原苏联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创造出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思想和
方法，但是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落后的思想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
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
，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
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
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
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对我国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起着负面影响：
重政治而轻效
益的偏向；
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重均同而轻个性的
偏向；
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我们一定要找到方法改
善这些问题。
中西管理思想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发展起来的，从管理历史的实践检验的结
果来看，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优点主要是：
重视发挥人在管理
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
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体的管理活
动中产生了诸如系统工程思想、运筹学思想、信息思想、综合管理思想等实际应用的光辉范例。
中国的传
统管理思想闪耀着辩证法的异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的管理中仍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及亚
洲“四小龙”的崛起，都得益于对这种中华管理文化的借鉴，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
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
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
同时，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
在管理思想的各种长处中本身也
包含着各种弊端：
人本观既把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
整体观既科学
地把管理诸要索及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却又可能成为失去活力、缺少个性、束缚生产发展的
樊笼；
协和观既正确对待自然、社会的各种辩证关系，注意保持管理系统的和谐稳定，又可能成为反对变
革、摒弃竞争、害怕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
经权观辩证地处理了管理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对
立统一关系，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万古不变的“经”就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组织更新、模式变革的
极大障碍。
传统管理思想中的许多信条，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何必曰利”、“父母在不远游”“子
为父隐”等等，不仅在历史上成为管理方式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而且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
西方管理思想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论，更是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的，因
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
这主要是：
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
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
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
然而，西
方管理思想的这些优点又伴随着诸多弊端：
各种“管理科学”都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但这种过分重视
理性的传统却造成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人的心理情感的结果，这就可能导致管理活动的失败。
各
种管理理论对管理中的某一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总结出某一管理方面的规律，但却往往把
这局部的规律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好走极端的弊病。
例如，“科学管理理
论”是极端的唯理性论，而“行为科学理论：
，却走上另一极端——唯人性论；
“管理科学学派”迷信“
组织中心”和“技术中心”，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严密化、制度化，再次走到“人—机器”化的极端；
而当代“新潮派”则片面鼓吹“价值观念的作用，又摆向了相反的另一极端，现代西方的管理日益趋向复
杂化，但这种复杂化又带来了新的矛盾：
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往往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掣时，扼杀了创
造行为，产生了被称为帕金森效应的弊病，管理技术的复杂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数学化、模型化和计
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以致成为被美国入称为对“象牙之塔中的分
析和理财手段的迷信”。
中西管理思想各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通。
这就是所
谓“文化悸论”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思想中往往具
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
因此，中西管理思想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当前，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中，企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
企业要想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
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法人实体，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科学是关键。
因此，就要求我国当代企业从
思维观念到经营管理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一无反顾地进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而这
种变革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民族优秀的传统管理思想为根，兼容世界各国之长的基础之上。
朱镕基总理曾发表过题为科学管理，兴国之道的文章，把管理提高到兴国的高度。
这体现了对当代管理工
作的高度重视，对科学管理理论的希望和肯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
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对中国企业来说更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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