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与狂.docx

痴与狂.docx

《痴与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痴与狂.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痴与狂

“痴”与“狂”

　　摘要:

贾宝玉“痴”,狂人“狂”,然而他们都有“疯”的性情。

他们孤立而清醒。

孤立,是因为他们坚持个性;清醒,是因为作家主体的清醒。

他们的清醒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其反抗也处在不同的层面上。

但没有前代的觉醒,就没有后代的抗争,在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上,贾宝玉与狂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从封建母体中诞生的,由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培养出来的逆臣贰子,从这个角度看,贾宝玉可算是狂人的遥遥先驱。

　　关键词:

贾宝玉狂人疯坚持个性先驱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颗“金刚钻”,它是一曲封建贵族叛逆者的赞歌;《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声“春雷”,它是一份思想界战士反封建的战斗檄文。

《红楼梦》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贾宝玉和狂人,分别以其“痴”与“狂”,屹立在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长河的两个不同定点上,担负了不同的时代使命,体现了互有联系但又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

　　一

　　将贾宝玉和狂人相提并论,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有“疯”性情。

　　先看贾宝玉的一幅肖像速写:

他自己被烫了手,倒问烫了他的姑娘疼不疼;他自己被大雨淋得水鸡儿似的,反提醒一位姑娘避雨;没人在跟前,他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看见鱼儿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不用说确实有点“痴病”,有点“疯”的。

　　而狂人,看来更“疯”。

如果说贾宝玉的“痴”更多的来自先天的话,那么狂人的“狂”则完全由于后天的被迫害。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写实的角度）看,狂人也的确真狂人,这可从他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看出。

比如将赵家的狗和书上记载的海乙那看成是大哥和老头子他们的同谋,并且早已接洽;将下饭的一碗蒸鱼看成是“同那一伙吃人的人一样”;将给人诊脉的医生看作是“揣一揣肥瘠”的刽子手;将李时珍《本草纲目》上反对以人肉医治痨病的记载说成是“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十几篇日记,记录了一个“迫害狂”患者从发病到最后趋于病愈的过程。

　　其次,贾宝玉和狂人都是最孤立的人。

在和周围人的关系上,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有天壤之别,贾宝玉自幼受到优宠,处在“菩萨哥儿”的中心地位;而狂人,因为“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便受到以赵贵翁为首的各方的迫害,大哥甚至将他关了起来,“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

但细细推究,他们却都是与环境格格不入的。

看,无论大人、小孩、女人、路上的人、家里的人、赵家的狗、碗里的鱼,无不想吃掉狂人,连他的大哥,也当面给他罩一个疯子的名目。

贾宝玉呢,又何尝与他的那个社会、与他所属的阶层相互协调呢?

贾府上下,除了林黛玉,谁也不能理解他。

有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认为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认为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轻一点说也是有“痴病”……这样看宝玉的,不是他的仇人,而是疼爱他的母亲、祖母和“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他们都代表了当时最正统的思想观念。

　　但贾宝玉真“痴”,狂人真“狂”吗?

不。

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拨开贾宝玉和狂人表面“痴”、“狂”的迷雾,却是一颗比谁都清醒的心。

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吃人之筵,延续千年,然深究而洞察之者,独狂人而已。

”正所谓“世人皆睡我独醒”。

　　贾宝玉的清醒,体现在他看到女性的悲剧。

所谓悲剧,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贾宝玉看到女性的悲剧,首先决定于他看到女性的价值。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是没有人的价值可言的。

但贾宝玉,对女性价值的肯定不免石破天惊,用他的影子甄宝玉的话来说:

　　“这女儿两字,极尊贵,极清净,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要尊贵无比呢!

”

　　而男性,却几乎是一种多余的类别:

　　“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

因为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

”

　　同样的社会,在不同的观念中,男和女恰好前后错位,不仅如此,贾宝玉还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放到怜香惜玉的事业中去。

可是,就是这些“山川日月之精秀”,却无一例外是“薄命司”上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

结婚未及一年被折磨而死的贾迎春,远嫁海隅的贾探春,青春守寡的史湘云、李宫裁,因人性受抑而走火入魔后被强盗掳去的妙玉,无端被逐羞愤而死的晴雯,因几句嬉话被逼跳井而死的金钏儿,一被拐二被卖三被虐待四难产而死的香菱……这些美丽的生命就这样一个一个遭到了毁灭。

这些生命的毁灭,实质是人的毁灭,是真善美的毁灭。

既然人不复存在,只剩“渣滓浊物”,真善美不复存在,只剩假恶丑,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呢?

贾宝玉看破了悲剧,也就看破了人生,看破了社会,终至走向了虚空,走向了决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贾宝玉之清醒,不是来自理性的认识,而是来自直观的感受,实际上他没有深究过悲剧的根源。

他只闻到男人的浊臭逼人,因为他们混迹“仕途经济”;他看到女儿的清纯如水,因为她们远离“仕途经济”;又看到“女孩儿未出嫁,是一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了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了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这是因为“染了男人的气味”,也即染了“仕途经济”的气味。

但,为什么走“仕途经济”就非臭不可呢?

他没有探究过或说无从探究。

在我们今天看来,造成“仕途经济”之“臭”的,根本是制度,而不是这条路的本身。

造成女性悲剧的,也根本是制度,而不是男性。

在那样的社会里,女性“命薄”,男性又何尝“命厚”呢?

贾瑞不是死于风月镜,贾宝玉不是失望于不自由吗?

可见,贾宝玉的清醒,是只看到了悲剧现象,而没有看到悲剧实质的清醒。

　　和贾宝玉相比,狂人则清醒得多,也伟大得多。

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女性的悲剧,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中国的历史,是一席延续了几千年的吃人盛筵;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悲剧的现象,而且是悲剧的实质和根源――封建社会的杀手锏,是温情脉脉的“仁义道德”。

他说: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贾宝玉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研究精神,而狂人,贵就贵在这种研究精神。

　　狂人一开始就他看到了“赵贵翁的眼色便怪:

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到。

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

”而家里的人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等一系列的现象,他“纳罕而且伤心”、“奇怪”、“猜不出底细”、“我那里猜得到他的心里,究竟怎样”。

这情形和贾宝玉是一样的,比如贾宝玉在晴雯无端被逐后,追问青天:

“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这种疑问的提出,无疑是可贵的。

但就在这节骨眼上,贾宝玉和狂人拉开了距离。

鲁迅说贾宝玉对青年女性:

“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日深矣。

”但贾宝玉除了“心劳”,除了“忧患日深”外,他有没有真正研究过,从而使自己从“不知”到“知”呢?

没有。

或者说,他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狂人不同,他观察现实,不明白就要问:

“你告诉我!

”他“不甚清楚”就“翻开历史”“查”,并且“仔细看”,一直看到“字缝”里。

就这样,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横经竖纬的对比、研究,他终于一步步的清醒再清醒,明白再明白。

王富仁指出:

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实际写出了“狂人”觉醒的三个层次:

首先,一般地认识到社会吃人,周围的人吃人;继之,认识到他的亲人吃人,他的大哥吃人;最后,认识到自己也曾吃过人。

这三个层次是“狂人”对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狂人还分析了各种吃人的人:

有善人,有恶人,有觉醒者,有未觉醒者,“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还有一种（比如“我”）是不想吃,反对吃,但不知不觉中也吃了,并“在其中混了多年”。

这最后一种发现,可说是最核心的发现,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仁义道德”“不但是一些有形的规定,而且也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意识的整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思想意识机体中成长的人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浸染的,是不可能从自己开始便实现与传统观念的断裂性变化的”。

在这里,我们不是应该从中得到启迪吗?

作为觉醒者,我们首先要引导未觉醒者明白“不该吃”,然后到“反对吃”,在反对别人“吃”的同时,亦要时时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才能逐渐抛弃自己身上因袭的思想重负。

逐渐接近乃至成为“真的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狂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咀咒吃人的人”,“要劝转吃人的人”,但当他意识到连自己也无法做断裂性的改变时,他便把中心意向指向世代交替的新生一代,呼唤“救救孩子!

”这是狂人彻底反封建之所在,亦是他的幼稚性之所在,这种意向的指向带着明显的空想色彩。

未来的孩子,也不可能活在真空里,既然非得在尘世里生活,就不可能一“尘”不染,何况“救孩子”的人,终归还是“吃过人的人”。

　　从上面的对比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对于人世的悲剧,贾宝玉看到了一部分的悲剧现象;对于为什么有这种悲剧提出了怀疑,但没有找到答案;当然也不能采取积极性的行动。

而狂人,看到了悲剧的全部。

和贾宝玉相比,这不仅是量的增加,关键是质的飞跃,因为狂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并能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

贾宝玉最后所走的决裂道路,是“救出自己”;狂人最后所呼唤的决裂道路,是救出全人类。

　　二

　　为什么贾宝玉和狂人都能在“世人皆睡”的情况下“独醒”呢?

这决定于作家主体的清醒。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有着相似的家庭出身:

生于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

文学史上的许多例子表明,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诗人（艺术家）的不幸是诗歌（艺术）的大幸。

家庭的变故与破产,使曹雪芹与鲁迅亲历了陵谷沧桑和炎凉风霜,同时亦使他们有机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不幸中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过的: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认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们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也就看见了社会的真面目,看见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

由于有所比较,因此,他们更能清醒地独立于世。

他们不仅从一己的经验中去体验人生,而且从自我伤逝的筋斗中翻出。

曹雪芹超升悲天悯人的精神境界,鲁迅则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洪流中,作家本人洞察世情的双眼,在作品中,便是他们所钟爱的主人公的双眼。

　　但清醒的贾宝玉和狂人,为什么都是“疯”的?

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是有个性的。

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合理,其本质之处在于它是扼杀人性的。

许多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秉承了个性主义以实现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曹雪芹和早期鲁迅也不例外。

时代的先觉者呼唤着社会的理解,但在强大的历史惰性面前,沉溺于封建文化罗网中的庸众是难以理解,也不屑于去理解他们的。

这样,势单力薄的有个性的人必然被占绝大多数的所谓“正常人”斥做不正常,伟大的艺术家曹雪芹和鲁迅都曾被他们的社会列入“疯子”之列,这种荒谬性体现在作品中,便是贾宝玉的“痴”和狂人的“狂”。

　　另一方面,在本体论上,曹雪芹认为社会中除大仁大恶者,都是“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这样的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己卯本第十九回脂批）,这样的人“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奸大恶――置于万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贾宝玉正是这种正气邪气兼而有之的“今古未见之人”。

同时,在思想性格上,曹雪芹本身,也是“离经背道”的“放浪子弟”,用诸如“佯狂”、“傲世”等词语形容他,不会有错。

曹雪芹虽说没有像贾宝玉那样生活于“钟铭鼎食之家”（曹雪芹的家世在他未出生之前已开始衰落,四五岁时被抄家）。

但贾宝玉的内在思想性格却实在是少年曹雪芹的翻版。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可见贾宝玉的“痴”来源于作者曹雪芹的“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