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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电视问政”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参评项目

新闻论文

作者

顾亦兵

责任编辑

陈富清

刊播单位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首发日期

2012年9月20日

刊播版面

局台长论坛专栏

作品字数

5000字

作品评介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学术和业务研究很有必要强化问题意识，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且把问题研究透，就能科学地解决问题，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电视问政”实践中的几点思考》一文的可贵之处正是它“对具体问题的透彻思考”。

该文着眼于“建设满意政务、和谐社会、幸福城市”这一核心目标，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高度，阐述了电视问政为什么要常态化以及如何常态化的问题。

文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案例深入剖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和说服力。

采

编

过

程

“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继2011年首度连续四场的“电视问政”活动之后，2012年6月底至7月初，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与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又联合主办了五场“电视问政”直播，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职能部门一把手在内的29名官员接受了现场问政，300位市民直接参与，2000多个电话诉求得到回应，数十件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武汉“电视问政”活动成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

本文作者作为武汉广电总台台长，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心情有喜有忧。

喜的是二度“电视问政”均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忧的是半年政务聚而问之，是否有节目所不能承受之重？

常态的政务需要常态问之，只有常态问之才能建立长效的政务监督机制，推动民生问题的及时解决。

基于武汉“电视问政”的实践，作者对电视问政为什么要常态化以及如何常态化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以求教于同仁。

社会效果

顺应时代使命，“电视问政”将时政和民生问题上的媒介作为推向新的高度。

本文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思考，对于“电视问政”栏目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武汉“电视问政”活动影响全国，人民日报、央视等高度关注，专题力推，成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是2012年中国电视六大“掌声”之一。

人的发展是民主进步的重要前提，本文还阐述了“电视问政”如何提升人、发展人的问题，对城市社会建设同样意义深远。

推荐单位意见同意推荐

报送单位意见

领导签字：

（盖单位公章）

2013年5月2日

（盖单位公章）

2013年5月2日

联系人

顾亦兵

手机

********

电话

********

地址

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677号广电大楼

邮编

430022

“电视问政”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顾亦兵

“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继2011年首度连续四场的“电视问政”活动之后，2012年6月底至7月初，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与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又联合主办了五场“电视问政”直播，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职能部门一把手在内的29名官员接受了现场问政，300位市民直接参与，2000多个电话诉求得到回应，数十件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武汉“电视问政”活动成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

作为活动组织者，心情有喜有忧。

喜的是二度“电视问政”均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忧的是半年政务聚而问之，是否有我们的“问政”节目所不能承受之重？

诗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然而，“问政”毕竟与观花不同，花可以一日看尽，政却是每日常新。

常态的政务需要常态问之，只有常态问之才能建立长效的政务监督机制，推动民生问题的及时解决。

因此，下一步的考虑是，坚守“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工作平台”这个定位不变，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关注百姓的生存状况，回应百姓的生存关切，解决百姓的生存诉求，把武汉“电视问政”办成一个周播性的常态栏目，真正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同时，建构市民的约会意识，让市民在每周的固定时间锁定栏目，参与收看，参与问政。

“电视问政”活动国内许多城市台都在开展，有的已经实现从单个活动到常态栏目的转换，只是这种转换除了播出时间和播出次数的改变之外，问政的主体、内容、方式是否也应因变而变？

下面想基于武汉“电视问政”的实践，对此作出自己的几点思考，以求教于同仁。

思考之一：

需要明晰“谁在问”？

社会的和谐需要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三角关系。

有人将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成“三条腿的凳子”。

凳子的每一条腿在相互关系中各自守住自己的角色、位置和应该有的度，凳子才能稳稳立住。

在演播厅里，在活动现场，面对面地将政府、媒体和公众聚合到一起，“电视问政”便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大社会的小缩影，“三条腿的凳子”这一形象的比喻同样适用于它。

“电视问政”无疑是百姓问政。

所以，“电视问政”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是：

假如参与问政的官员迈不过权力意识的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形象，不愿意让“电视问政”超出自己的控制之外，对问政中出现的问题、事实要求事先审定，对播出内容的剪辑也要一一过目，这样，“电视问政”就变成了自问自政的“官员秀”，避重就轻，温吞水，走过场，甚至回避问题，互相抬庄，收获的只会是自娱自乐的满足，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同。

世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当代社会话语与社会变化不可阻挡的民主化趋势。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是全球化、全媒体时代各级官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2012年武汉的“电视问政”活动成为市治庸问责办、市纠风办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经历了治庸问责的锤炼，各级官员行政的责任意识更强了、水平更高了、工作更扎实了，即使面对“电视问政”的动真格，还是底气十足、信心十足。

在一个个麻辣问题的追问中，观众看到了官员们面对问题时的真诚、解释问题时的坦诚、解决问题时的智慧和决心。

真诚让人舒服、坦诚让人信服、智慧和决心让人佩服，这就是官员形象的魅力所在，也是“电视问政”的魅力所在。

无论一年一次还是一年两次，“电视问政”所要关注的方面和问题太多，需要有精心的综合和选择。

为了做到这一点，一直来武汉“电视问政”是由主持人代言，而且代言都是在“政府对这个问题承诺整改，但事实（由记者采摄）证明还是没有解决，责任归谁？

现在明白了责任主体，那么你这个责任主体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一种模式中展开，让责任官员直面未兑现承诺的事实和质问，显得很犀利，但不足的是，因为没有太多的“为什么”的分析和“怎么办”的阐释，整个问政的过程不可能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然的逻辑层次中展开，而是在主持人主观的掌控中展开，所以略显生硬，甚至有时让观众感觉到被问政的领导只是在喊口号，表决心而已。

为了冲淡这种硬的感觉，主持人或许会制造噱头。

这样主持人的代言就很容易在掌控和噱头中变成主持人的表演。

“新闻业和表演业的界限”可以在软性的访谈中消除，而在问政这样的情势中还是应该坚持主持人的“零度参与”。

“电视问政”栏目化的播出需要百姓长久不懈的陪伴和投入，“百姓观问”有必要转变为“百姓自问”，只有百姓自问才会有真参与的问、真体验的问。

主持人代问时所举证的事实是记者采访到的一种面上的事实，它冷冰冰没有感情没有个性，百姓自问却可以让观众看到问题困扰下的真实故事、真切感受，这种点的事实和点的求问才具有个性，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思考之二：

需要理清“问什么”？

“电视问政”的常态化、栏目化需要坚持百姓自己问政，只是百姓对于城市治理上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大多是感性的，并且常常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它的好处是问题会很具体、很鲜活，容易引发关注；它的不足是问题可能琐碎、肤浅，使问政的效能大打折扣。

譬如武汉市交管局局长通过“电视问政”了解到，一小区开发商将市政规划马路改造成小区跑道、公交车站停车区被一个个划好的停车位抢占公交车无法进站，当晚问政一结束就直奔现场整改两处问题地段。

局长的雷厉风行值得赞赏，但是仔细一想，半年一次的“电视问政”难道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两个具体的问题？

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之前被反映过多次，始终未能解决？

这中间肯定有系统内部的深层原因，这个原因不找到不清除，解决问题就会如同玩打鼹鼠的游戏，从这里打下去，从那里冒出来。

因此“电视问政”想要发挥好应该有的公共效能，既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更要从体制、从系统上去寻找和清除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做到既治标更治本。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需要我们的“电视问政”栏目通过科学的策划设计，建构起合理的节目结构、场域和流程，使百姓获得多层次的参与体验。

一是百姓监督：

百姓通过“电视问政”监督行政执法是否作为，是否公平公正？

百姓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的行政执法紧密地关联着。

行政执法是否作为，是否公平公正，都会投射到百姓的身边，形成一个个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实：

如小餐饮的卫生管与不管两重天；小区楼上居民深受楼下餐馆油烟的困扰；“黑的”公然停到正规候车区，甚至对拒乘旅客拳脚相向等等。

这些事实给百姓们带来或愉快或痛苦的感觉，形成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和基于良心的评判。

人的认知都是从感性开始的，感性的东西最能引发共鸣。

倘若“电视问政”能将这些感性的发现呈现出来，它们就成为公开的监督。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问题在问政中呈现，百姓就感受到了尊重，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对于栏目的关注也就水到渠成。

二是百姓评说：

百姓通过“电视问政”评说政务工作的得失。

“电视问政”需要始于感性，但不能止于感性。

具体问题的发现、提出和监督，节目现场满意（笑脸）还是不满意（哭脸）的举牌，都还只是浅度的参与，只有展开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评说，才能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承担责任的主体，这个过程既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完善政务、提高水平的前提，也是实现官员与百姓沟通，让感性上升到理性，点的问题上升到面的认识，日常生活上升到制度审视的前提。

如果说以感性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为了展示问题的个性、问题的感染力，而以理性的方式展开评析的过程，则是为了凸显人的个性、人的魅力。

评析的过程也是参与问政的各方对话的过程，对话中，不同的人会显示出看法、语言、风格、态度、修养、水平的不同，从而产生交锋。

通过交锋，显了山露了水，就有了节目的看点；通过交锋，在现场参与问政深受问题困扰的百姓就能尽情舒解心中的积怨，观众也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节目也就能真正地起到减压阀、稳定器的作用。

三是百姓参与：

百姓通过“电视问政”参与城市决策。

通过分析评说，弄清“为什么”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怎么办”。

深受问题困扰的百姓在解决问题的决策中最有发言权。

围绕具体的问题，调动百姓的智慧，在相互的启发中找到决策的方法、完善决策的细节，就能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百姓参与度，及时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满意度，同时也显示出“电视问政”真正地让百姓当家做主的亲和力。

决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决策明确了，问题的解决就能一通百通，甚至一劳永逸。

百姓参与了决策，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意愿有了真正的实现，参与问政的积极性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关心和热爱都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对于栏目的认同感也就上升为对于城市的归宿感。

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了“电视问政”从浅度到中度到深度的全参与、全体验，有了这种全参与、全体验，百姓就从“电视问政”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感，“电视问政”的效能也同时得到了更加完整的发挥。

思考之三:

需要确定“怎么问”?

确定“怎么问”就是要考虑清楚“电视问政”栏目化、常态化后的场域和流程。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指出，电视讨论会是一个结构性的场域，由话题、不同角色的发言者、发言权的分配、会话的边界构成，电视讨论会精彩与否取决于这些因素在场域中是否有着最优化的安排。

布尔迪厄的场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电视问政”既有空间的呈现也有时间的呈现，研究“电视问政”在时间上的呈现需要引入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关于任何电视节目看上去纷至沓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