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学者评论《西奈山的上帝》等文三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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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原标题是《王晓林：
关于顾准对马恩看法的文章》；
现在的标题是读者加的。
文中括弧内的红字是读者的读后感——评论。
读者：
陈文通）**王晓林的一组网文*——以顾准笔记为依据批判马克思主义***目录1·
顾准对《自然辩证法的追索》（已转载）2·
“这是哲学的质问！
”——顾准对“历史五段论”的批判（已转载）3·
西奈山的上帝（上）——看顾准与马克思的隔空对话（已转载）4·
西奈山的上帝（中）（已转载）5·
顾准因何不敬恩格斯——看顾准与马克思的时空对话*&
amp;
5·
顾准因何不敬恩格斯——看顾准与马克思隔时空对话**2014-11-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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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林** 西奈山上有一位“上帝”就够他受的了，可随着对《马恩全集》以及外围读物，例如黑格尔、狄慈根、边沁、罗素等哲学大家以及梅林所著第一部《马克思传》的深读，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上帝好像还不止一位!
（陈文通评论：
看来，顾准主要是依据某个人写的《马克思传》来了解马克思的！
即使顾准不带任何偏见，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反复研读《资本论》及其他主要代表作，也不可能正确认识马克思。
）这颠覆性的、大不敬的怀疑令他非常苦恼和纠结。
为什么总有不同的声音发出？
假如西奈山上真有两位，那还能叫“祂”吗？
至多，让我模仿一下熊彼得，只能叫“神人和天使长”吧。
可天使们通常只是传达，至少不可能发出和祂不一样的声音。
不再重复马克思死后四十二年，恩格斯死后三十年才正式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这颗大洋葱被顾准层层剥皮的经过了，现在来看看另一件事情，另一份质疑，另一次剥皮。
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另一部著作——《反杜林论》，最权威的梅林版《马克思传》甚至将该书称为是马、恩的“合作”，但始终未被后人采信。
中国人一直跟着俄国人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gt;
》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总结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巨著。
《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一起，并列为这位“第二提琴手”在马克思主义交响曲中最重要的协奏顾准却认为是独奏。
他在思辨《反杜林论》上所下的功夫要超过对《自然辩证法》，质问更严厉，反感也更强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意识形态”直接与经济科学关联起来，“直截了当地指明，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应当）是一种道德上的义愤”[笔记P704]。
在谴责杜林“政治第一位，经济第二位论”的所谓唯心主义暴力论的同时“它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可是“这岂不是以暴力形式来改变所有权，用暴力形式来实现一种甚至无货币无商品的分配方式吗？
”[笔记P706]，实际上这不同样也是一种暴力论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说过，暴力不过是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
难道顾准没有看到过？
）顾准把《反杜林论》提倡的暴力论叫做“杜林理论的直接翻版”[笔记P705]，再一次无情地质疑了恩格斯。
于此同时，也再一次为开脱他尊敬的老师马克思作了努力——“在暴力论上，M·
（马克思）、E·
（恩格斯）是二元主义的”[笔记P706]，因为“人们费了多大的劲去猜测，到底Marx的‘亚细亚、古代’等等是什么东西，直到现在，还无定论”[笔记P706]。
也就是说，顾准认为马克思的本意可能是想把“亚细亚”、“古代”这些他无法做出定论的历史领域刨除在“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之外的，（陈文通评论：
是马克思有这样的“本意”，还是顾准的猜测？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亚细亚”形式是产生于特殊自然地理条件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部落共同体（国家）——“东方社会”，土地公有制还没有解体，而古希腊和罗马已经开始解体了。
“古代”或“古典古代”指的是奴隶社会，区别于后来的中世纪。
）他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就根本不是一回事——M·
的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而E·
的唯物史观则是“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是对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的论断。
但是多么可惜，“DieGeschichteallerbisherigenGesellschaft……（德文）”、“Thehistoryofallhithertoexistingsociety……（英文）”、“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中文）”都已成为不可更改和诠释的文献，更何况在深度研究《反杜林论》后，顾准还发现“Engels（恩格斯）对生产方式作了‘生产力历史进步’的那种解释方法，无疑，Marx（马克思）至少是同意了的”[笔记P706]。
“那种解释方法”，说白了就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由于《反杜林论》的传播之广，（这种解释方法）早已被Stalin（斯大林）、Plekhanov（普列汉诺夫）以及无数人所承袭”[笔记P706]，最后无可挽回地变为约定俗成、积非成是、无法改变的东西了。
顾准尤其反感《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断言——“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对自然与历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1885年序言》，顾准愤然道：
“恩格斯在努力建立他的这种世界观时，显然陷入了几个无法脱身的泥坑之中”[笔记P685]。
顾准常用“泥坑”二字形容事物在逻辑上的混乱。
在一则晚期的读书笔记中，他至少指出了恩格斯“无法脱身”的两处“泥坑”—— “第一个泥坑是……（大篇幅的思辨文字略）。
即使这个世界真正是辩证法式地构造起来的，人既不能穷尽这个世界，在人类有限度的观察基础上‘正确’地构成这幅图画，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它也不过是一个‘假设’，人没有权利肯定它就是客观的正确的一种图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辩证法的规律也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
已经被认识的客观规律就不再是“假设”了，但也只是包含着“绝对真理”的“相对真理”。
）“第二个泥坑是，他没有真正透彻了解，作为一个尘世天国的先知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或者不自觉地）懂得他的目标，不过是一个有限度的目标……恩格斯并非不了解这个目标的有限度性……可是又偏偏把世界发展的无限性和目标的有限度性两者愉快地并列起来，好像同时强调这两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
其结果是以一元主义作为出发点，达到多元主义的结论，又反过来用多元主义的结论，来辩护一元主义!
”[笔记P685]（陈文通评论：
难道客观世界的发展不是无限的？
难道人类趋向的每一个目标不是无限的？
这有什么矛盾！
所谓“两个泥坑”都不过是煞有介事而已！
）说到此处他还不依不饶，扬言要把“这个命题在OnFeuerbach的摘录中，还要详细展开”[笔记P686]。
这里顾准所指，是恩格斯1888年发表的《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个“命题”马上就被他“展开”了，那就是直接对比恩格斯发表于1877年的《反杜林论》和发表于1888年的《费尔巴哈论》两书本身的文字。
他立刻发现了早有预感的矛盾。
按照《反杜林论》的说法，“迄今为止的历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
何谓“真正真善一致的人类世界”！
“真善”这种人性论提法绝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法。
恩格斯只是说，人类已经在自然意义上走出了动物界，从而在自然界可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但人类还没有在社会意义上真正和最后走出动物界，因为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包括生存斗争。
）就建立真正真善一致的人类世界而言，迄今为止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
——这几句话，见于《反杜林论》一书。
（但）你如果拿来与《费尔巴哈论》对比对比，又可以体会出两者实在不是一个调子”[文稿P442]。
顾准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巴别（弄乱）”的。
顾准自己已经乱了！
）仅仅把两文“作极粗糙的对比”[文稿P439]他就发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着重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在《费尔巴哈论》中，不仅没有这样明示的文字，连这样的精神，都不可能在《费尔巴哈论》的字里行间找出来”[同上]。
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可以说竭尽了一切力量来遮盖‘逻辑=神学’的性质，简直把辩证法写成了进化论，把Hegel写成Marx+Darwin（把黑格尔写成马克思+达尔文），把Marx（马克思）写成‘反对不可知论的培根’了”[同上]。
恩格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甚至同一文章中的前后不一致令顾准相当愠怒，“这几章……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文稿P450]。
顾准是没有认真读书，还是有意断章取义？
顾准只是引证了恩格斯的半句话。
这完全不是科学的态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所谓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
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
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
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
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时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
才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
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
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他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讲到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只是涉及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第一，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源的；
第二，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存在是否可以被思维所认识）。
这里不需要谈思维是否具有至上性。
这两篇著作有什么不一致吗？
）他归纳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
“原因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科学”——不是Hegel（黑格尔）自称的那种科学，Hege1的科学其实是神学。
这里所说的“科学”，是Hegel轻蔑地称之为经验科学的科学;
《费尔巴哈论》用孔德的名词称之为实证科学，其实Marx（马克思）是很反对这种名称的——发展十分迅速，神学式的唯理主义愈来愈不行时，Engels（恩格斯）也得注意这种风尚……”[文稿P440]（陈文通评论：
既然问题本身是无中生有，那么，谈论“原因”也就纯粹是杜撰一番了。
）顾准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写出的《&
lt;
反杜林论&
以外》、《&
各章》和《再超出&
》以及多篇读书笔记中，批评“先知的成分本来就稀薄很多”的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是很不留情面的。
这和熊彼得“我确实认为应该坦率承认，在智力上，特别作为一个理论家，他远低于马克思。
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总能懂得马克思的真意，他的解释，因此必须用得很当心”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批评如出一辙。
熊彼特的话也能够作为否定恩格斯的论据吗？
）真正的先知，正因为长于“唯心”——静观玄览——“一种出神的Ecstasy（心醉神迷），所以要苦苦地追究宇宙的本领，知识何以可能等等问题，发展出来一种超政治的宗教哲学，超乎日常生活的数学和逻辑学”[笔记P136]，他们才敢“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文稿P436]。
这是顾准借狄慈根之口形容“形而上逻辑（狄慈根此语系指辩证逻辑或辩证法而言）”的目的，“是要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同上]。
那么“辩证法就等于神学””[同上]。
，先知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就是他自己站在“西奈山”上俯瞰芸芸众生时发出的悲天悯人的雷鸣。
说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是一个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
至于《反杜林论》中平等观、自由与必然观以及“道德上的义愤秀”，他早在党校时期就有了质疑，那时他还不认识熊彼得。
经过十几年的追索和剖析，他找出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话——“辩证法的结论是一回事，用艰苦的科学研究去Makeup（架构）又是一回事”，大胆猜测恩格斯“也许因为这样的责备，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手稿（自然辩证法）》，Engels坚决不予出版”[笔记P696]。
没有出版，但也没有烧掉，这是恩格斯犯下的大错，他生前绝料不到，死后无能为力。
顾准先生生前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笔记”（日记）烧掉？
他是否犯了和恩格斯一样的“错误”？
）本来就对西奈山上陡然出现一位“人的”上帝又惊又怒的顾准，哪里能容忍“上帝”还不止一位？
这也是他日后写出精彩的杂文《&
以外》最重要动因。
他还看到实际上在《反杜林论》中《费尔巴哈论》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是“现代唯物主义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一神教即基督教的否定之否定”——一神教否定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旧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又否定了一神的基督教——这样哲学就被“扬弃了”。
顾准忍无可忍地刻薄道：
“有了这个基调，OnFeuerbach（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只等写出来罢了。
可是，这是一幅多简单化的漫画啊。
”[笔记P699]那里有这等便宜、简单的事情!
就拿你《反杜林论》中论及并高度赞扬的卢梭的平等论，那“正是非科学的进步思想，（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显著例子”[笔记P700]，跟你的现代唯物主义哪里搭得上界!
辩证法确实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可它并不能代替事物的特殊的发展过程啊。
在恩格斯那里有这种“代替”吗？
）你说因为有了“辩证”的概括，因此就可以“不去注意每一特殊过程的各个特点了”，不对!
这即使就辩证法论辩证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我来辩证给你看呵——A.假如“特殊过程”的研究不可少，那“一般规律”有什么用？
难道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没有用吗？
很多人由于不懂得或者不尊重辩证法的一般规律而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B.如果不用“特殊规律”去作穷尽一切的证实，你如何就敢说“一般规律”正确？
特殊规律是特殊生产方式、特殊领域、特殊物质运动的规律，而一般规律是生产一般、社会一般、自然一般的规律，是对历史事实的更加高度的抽象。
如果只有在认识到每一个特殊规律以后才能证实辩证法的一般规律，那就等于否定了一般规律的存在。
对立双方的关系、质和量的关系等等，对此，顾准先生和这位作者能够否定吗？
）C.相信这个“一般规律”不是总存在着某些危险，例如商品、货币的否定等等吗？
D.结论：
于是所谓“一般规律”，无非“独断论”而已。
[参阅笔记P701]（陈文通评论：
太狂妄了！
顾准也和西方的一些哲学家一样，只承认偶然性，不承认必然性——规律性；
非常害怕马克思揭示的规律性。
）你独断个“麦粒发芽到麦秆死亡”过程《反杜林论》举例的“一般”与“特殊”还不打紧，可你独断“迄今为止一切……”，把“亚细亚”的、“古代”都“不去注意”了，那可就是个天大的事啦。
如果说顾准是把马克思视为老师、同道和诤友，那么他视恩格斯则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存在严重逻辑混乱的，误导了几代人对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的人。
他是如此地忿忿不平，为马克思，也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所有人：
“这里“暴力论”的论证没有成功，相反却证明，历史总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Marx（马克思）所坚持的是他的哲学，而在历史范围内，他总是强调，《资本论》论证的范围偏于西欧，谁要无条件套用，谁就是给了他侮辱。
把Marx的哲学命题普遍化起来，成为上下古今无不通用的规律，这件事开始于Engels（恩格斯）。
”[笔记730]（陈文通评论：
顾准和这位作者显然没有准确和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
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8）“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死人抓住活人！
”（8～9）“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按照原则，也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国家。
但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并不是毫无例外地适合于所有国家。
马克思明确指出（大意），《资本论》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仅仅限于西欧各国，因为这里是把一种私有制变为另一种私有制；
而在俄国公社中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他说，俄国公社有不同于西欧的特殊性。
俄国公社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古代公社的某些特征，并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
当时，俄国公社具有生存和解体的二重性，因而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和两种可能的结局。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如果条件具备，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他说，农村公社的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因为致命的经济危机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结，现代社会将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
但是，随着俄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公社不可挽回地衰落了，已经趋于解体了。
最后他说，原始公社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衰落是由于和俄国公社毫不相同的经济条件的束缚。
处于危险境地的俄国公社只有通过俄国革命才能挽救。
总而言之，俄国公社有很大的特殊性，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成为现实，说明俄国同样受一般规律的支配。
至于其他更加落后的国家（例如当时的中国），由于没有土地公有制的条件，迟早会走上西欧已经经历的发展道路。
后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父辈将这位和马克思一样，甚至更漂亮地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德国人视作和马克思一体，却更加谦逊、更加人性（例如他对贫困中的马克思一贯的金钱援助）的伟大革命导师时，顾准却看出了他们间的差异、混乱（陈文通评论：
挖空心思寻找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异”，也是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段。
）以及后人，例如列宁、德波林、梁赞诺夫——此人曾受联共中央指令亲自到德国，当面向伯恩斯坦索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大清洗中被斯大林处决——以及斯大林本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
他从未将恩格斯视做老师更遑论“导师”。
后者对于他至多是一位争论对手，连“诤友”都算不上。
他不敬佩他，也从不为他开脱，一旦从学术上找到破绽就绝不放过，痛下狠手。
完全不像一位正派的学者，活像当年上海滩的黑老大！
）比如在说到青年马克思那篇非常著名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到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和雅典精神，并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写下的名句——“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之后，顾准话题一转，冲着恩格斯就开了炮，毫不厚道——（陈文通评论：
不知道恩格斯前世如何得罪了顾准！
）“这是他（马克思）一生信念的宣言书。
继承他的遗志，利用他的笔记，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开了Sparta（斯巴达）;
而且，还不惜（其实，就“客观主义”的历史而论，是歪曲）把分明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译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腊语的王）说成是‘军事民主’。
”[文稿P268]再比如，在谈到梅林论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71年“第一国际关于巴黎公社宣言”的区别以及恩格斯对其的修改时，顾准强烈表达了对恩格斯“机会主义（Opportunism）倾向”（陈文通评论：
如果顾准1957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还不知道要给多少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呢！
）的睥睨：
“……就理论内容而论，1848年……所遵循的方向（还）是Robespiere（罗伯斯庇尔）的方向。
1858—1859年的批判大纲，经过“雾月十八日”的批判之后，已倾向于公社制度，就Marx（马克思）本人而论，这种倾向始终未变，而且愈来愈强烈（至查苏利奇的信，致祖国纪事报的信等等）……这种倾向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有无表现，如何表现，现在还没有读，读此时当作详细摘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Engels（恩格斯）的现实感，也许可以称作机会主义倾向，实在比Marx（马克思）要强烈得多。
1883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的议会、官僚政治、工会、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等愈来愈正规化，而且没有第二帝国的腐败，而民兵制度的不可靠，Engels早在60年代已得到肯定的结论，原始民主的公社，和这些公社之联合成为国家这个第一国际宣言所强调的原则，自然不能不深深引起怀疑。
Engels的《论权威》一文，就是这样产生的，1895年死前的若干文章，也是这样产生的。
”[笔记P646]他认准恩格斯在哲学理论上无定见、不自信、“注意风尚”和“跟风”并轻篾地称之为这是因为他“先知成分本来就稀薄很多”。
这样的批评如果正确，无疑是“致命”的。
再举个例子。
在反复阅读了《反杜林论》第一篇第三、四、十一、十二章，这些论述辩证法、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章节后，顾准简直就是忍无可忍——“这几章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
让我从坦率地指出自相矛盾开始。
Engels（恩格斯）说，杜林是先验主义。
先验，就是超越于经验，就是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意思。
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可以经验来验证。
这一批评很中肯，很好。
不过请问：
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经验来验证的吗？
“质量互变”和“矛盾统一”并不是恩格斯的概括，这种概括并不确切。
恩格斯是这样说的：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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