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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宋官瓷B综述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王先生说,那感觉比第一次相亲都兴奋。

  当时,研究了多年陶瓷的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听说这件事后,也极力要求他们让出一个名额给自己,想去看看官瓷到底啥样?

但因为那天上午有一个日本团来访,必须他接待,只得失之交臂,并成为终身憾事。

  那天上午9时整,王振宇先生等一行四人来到故宫,出示了有副总理批示的“国办”函,从故宫后门、由院长亲自领着,走进故宫。

  经过一关关签字,再由一道道手的传递,最后,国宝呈现在四人面前,那是被一层层毯子包裹着的宝物,王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最外面一层是蓝色绒布,刚开始,他们四人面面相觑,不敢轻易下手去揭,时间一分分过去,平静平静狂跳的心,王振宇们四围站着,护卫着宝物,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掀开了第一层。

  整整翻开四层。

  盛装官瓷的锦盒才展现在他们面前。

  一行字,像一道闪电,晃得他们的眼睛眨了几眨,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国家一级文物甲”。

  这行字下面,就是故宫存放的宋官瓷,总共四件,笔洗、花瓶、笔筒和尊。

  虽已事过20年,王先生说,提到这件往事,他仿佛还能听到自己心的狂跳声。

  很静,人都好像不呼吸了。

  世界仿佛也停止呼吸了。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甲,如果碎了!

谁打碎的,不用审了,就是极刑!

  院长的声音很轻,可是像炸雷,把每个在场人的心,狠狠“震”了一下。

  “那一刻想哭,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王先生说。

  “开片”很大,透着一股皇家的“霸道”和无他。

  口部有细微的紫色,底部没有上釉的地方也随意着黑色,“紫口铁足”,王先生那一刻想起书中人们对官瓷的形容。

  入定了,走进官瓷深处,便有一种境界顿生,感觉,恍如一池皱皱的春水,荡漾开来,水波粼粼、涟漪道道;

走开了,又被罩在古色古香里,品味着古朴宏伟,高穆浑雅。

  心仿佛一下子变得很大很开阔,一刻儿涌动着古韵幽香,一忽儿又俏润出沉静素雅;

一刹那升腾着“王者”大气,转瞬间又归于简简单单。

  这就是官瓷。

  再次回到北京炎热的街头,王振宇等四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

这辈子值了。

  从故宫博物院回来后,王振宇等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但也增强了信心,他们发誓,一定要研制出宋官瓷。

  经过数百个配方试验,100多窑烧制,到1984年,他们携带自己的作品,赶往北京再次请教专家,并得到专家认可。

1984年6月,著名陶瓷专家傅振伦、邓白、李国桢。

叶喆民、汪庆正、宋伯胤等来到开封,对王振宇等试制的官瓷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

“仿制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媲美。

  1984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等全国媒体大都报道了此事。

  遗憾的是,虽然仿宋官瓷已经研制成功,但它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由于缺乏资金,加上经营不善,现在,王振宇先生基本闲着,而研究的成果也闲着。

在官瓷研究所窑炉和制胚车间,记者看到,没有进行生产,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与钧瓷生产的兴旺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一位研究所人员介绍,因为冬天天冷不易干燥才停止了生产,而另一位研究所负责人员则坦言了目前存在的尴尬:

销路不好,官窑基本处于停产状况,研究所现在不是独立的机构,好几年前,由于经营不善,研究所被开封市第一印刷厂兼并,现在印刷厂效益不好,准备把研究所所在的楼出售给别的单位。

  实际上,困境不只是官瓷研究所一家,开封生产官瓷的总共三家,除官瓷研究所外,还有当时参与研制官瓷的高菊德先生和何浩庄先生,他们的窑场目前也都处于停产状态。

  高菊德先生说,家里积存了几千件,只有等卖一部分再生产。

  坐在实际上已不是官瓷研究所地盘的楼上,王先生脸上带着与他50多岁年龄不太相符的沧桑,他说,难道这是宿命,官瓷注定“生产寿命”不长?

  北宋官瓷生产的时间很短,从公元1107年(也有说1111年)宋徽宗自己建窑烧制,到1127年靖康之变,总共不到20年,后来,金人南侵,北宋官窑便湮没于历史尘埃中。

官瓷遗址在哪里?

  800年,往前看,是一个遥远而漫长的历程;

当成为过去的时候,只是弹指一挥间。

  如果说时间是流动的历史,那么空间就是凝固的历史,物化的历史。

  流动的历史意味着过去,是记忆,而固态化的历史往往就是现在,是佐证,过去与现在的融会形成公正客观没有争议的历史。

  当我们走到官瓷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奈和尴尬,因为它是历史,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足迹。

  宋代五大名瓷中的钧窑、汝窑、哥窑、定窑,分别找到了当初生产的窑址或窑群,还出土了大量瓷片,而独独北宋官瓷,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生产它的窑址,甚至碎片也没有找到。

  但所有关于官瓷的记载,却在证明着它的存在。

  南宋顾文《负暄杂录》记载:

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叶寘在《坦斋笔衡》中也说:

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宣政即宣和、政和年间——宋徽宗年间的称号。

  官瓷历史的民间“记载”,则是一个“家有万贯,不如有官瓷一片”的故事,说的是北宋徽宗年间,有个地方小官王成,父辈留给他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镶在檀木盆内,珍藏在内室。

据说,这块石头到快下雨时,能生云起雾,乡邻有人弹琴奏乐,它能随时发出同样的回声。

后来被蔡京知道后,强行让他进献到皇宫。

在蔡京家,王成看到官瓷瓶后,为图报复就偷了官瓷瓶,结果被皇帝召见时不小心摔在地上,只落得几个瓷片回家。

几家富商听说王成从皇宫带了几片官瓷,都愿以万贯相购,哪怕得一片也行。

王成见这些人都很有身份,只好卖了三片,剩下一片死活不卖。

他对客人说:

“我以祖传家宝换得几片官瓷,差点丢了性命,已愧对先人啦。

”从此就留了“家有万贯,不如有官瓷一片”的说法。

  这种附会的故事当然经不起推敲,但从一个侧面,同样说明了官瓷曾经存在。

  站在北宋官瓷研究所楼窗前,王振宇先生指着大片大片低矮的贫民窟一样的房子说,官瓷遗址肯定有,也许就在这一带房屋下;

曾经有人说,开封县陈留镇可能是生产官瓷的地方,王先生多次到那里考察,但最后排除了陈留官瓷窑址的说法,想想,官瓷的大部分造型都是宋徽宗设计的,窑离皇城一远,那岂不是很不方便?

  高菊德先生说,官窑不但有,而且就在开封,他赞成已故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的观点。

  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哥窑”问题质疑》中,冯先铭先生说:

“‘官窑’的地址不易找到。

它的烧造规模小,延续的时间也短,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官窑’生产对民间是绝对保密的,因而在它弃窑时,一般也要按照宫廷的旨意,彻底毁掉,不留痕迹。

这就是考古调查至今未发现官窑地址的根本原因。

传世‘哥窑’的窑址未被发现也不能不与此有关。

  冯先铭先生过世后,他的学生李辉炳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压根儿就没有北宋官窑,支撑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在开封没有发现窑址,二是没有燃料基地,三是没有原料……

  李辉炳先生的观点显然是一家之言,记者翻看《辞源》,找到了一条这样的注释:

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

胎骨有白、灰、红之分。

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

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

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纹片细如蟹爪,以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

传世有盆、尊、壶、炉、花浇人面杯、水注、笔筒、臂搁、瓷印、印泥盒等物品。

南渡后有邵成章提举修内司造瓷器,称内窑,又号邵局,通称南宋官窑。

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

皆袭汴京遗制。

釉色微带粉红,浓淡不一。

其后又在郊坛下立新窑,窑址在杭州乌龟山西麓,质量不如旧窑精好。

  走出官瓷研究所的时候,天色已晚,华灯初上,黄晕的灯光将开封衬得更加神秘。

看着巍峨的古城墙和古意盎然的仿宋建筑,仿佛来到了繁华盛世的宋代。

  我来到鼓楼广场,坐在一个小摊位前。

  摆在面前的是个粗瓷碗,碗里盛的是馄饨,据说宋代就有这样的馄饨。

  800年,历史有风云变幻,有沧桑更迭。

皇家御用成了古董,百姓用的,可还是这样充满活力。

  眼前恍惚闪出一个场景,宋代的皇室们原本用的是定州瓷,有一天,宋徽宗在用羹时,突然发觉碗边上有些粗糙,有点儿硌嘴,就不再用定州瓷,转而用支钉烧制边缘光滑细腻的汝州瓷。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他追求精美雅致艳丽,崇尚古色古香。

他的书画艺术更是一绝,被世人称之为“瘦金体”,他不满足于别人的烧制,干脆把官瓷匠人招到汴梁,亲自设计出了一个个式样让他们烧制。

  宋徽宗喜欢艺术,所以连吃也要讲艺术。

  因为是官家独有,专供御用,绝不进行市场交易,所有制品禁锢宫中,高墙耸立,宫门森严,就连文武重臣也只有偶尔看看的份儿。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陌生也就合情合理。

  所以关于官瓷的民间传说,几乎很难找到。

  相信宋时的百姓,跟现在的百姓差不多,谈起官瓷像是谈另一个世界的事儿,宋徽宗烧制瓷器的窑炉,肯定不会像禹州或汝州那样,炉火熊熊,绵延数里,它也许只是一个窑,也许只是几个,这窑也绝对不可能让普通百姓看到。

  所以,金兵打到开封之前,外人(指皇室以外的人)根本无缘见到官瓷,金兵到来,所有宫中所藏的奇珍异宝被尽数掳去,这样后世才有官瓷流传到民间。

  800年,年代太久远,当我们再次凝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已无法准确描绘当时的真实。

  历史不能用想象补充,在对待历史的时候,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严谨,就是客观。

  包括对待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包括上海博物院的收藏,甚至包括上海博物院现今唯一一片拇指指甲大小的一个官瓷片。

  王振宇老先生说,几乎所有的专家,在谈及上述馆藏时,都只能用“艺术”来科学表述,他们从不敢肯定这些官瓷就是北宋官瓷,但他们肯定依南宋官瓷的烧造技艺,不可能达到馆藏的水平。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所谓北宋官瓷就是宋徽宗时代汴京开封官瓷。

靖康之变后,赵宋王朝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朝廷因袭北宋旧制重建官窑。

南宋官窑有两个,先立者为修内司窑,后立者为郊坛下窑。

最早记载南宋修内司窑的文献是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铜,名内窑。

  北宋也罢,南宋也罢,大都摆脱不了宋徽宗复古仿古影响。

  透过南宋官瓷,触摸到北宋官瓷,造型多仿秦汉古铜器、玉器,结构规整,棱角挺拔,古朴庄重,气魄宏伟,造型却别于古铜、玉器,在装饰艺术上,塑造追求天然。

古铜器、玉器的繁华纹饰图案,被官瓷幽深的自然开片纹面取代。

线条更加洗练,突出地表现了它的造型美,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为了更好地突出釉色的美,以及釉质内在的美,纹饰极少,仅少数器物上,恰到好处地饰有几道弦纹,达到疏淡典雅的高度艺术境界。

  走在开封的大街上,折进一条条小胡同,我心里知道,这实际上已不是宋代的那个城了。

  因为宋代的那个城已被黄河水淹没在地下,连同它以后的那个明代的城也早已淹没在地下。

  现在的城下面,埋着两个城,一个宋城,一个明城。

  那么作为城里的北宋官窑呢?

  或许就埋在城下,或许就在金兵打来之时,宋徽宗命人砸碎埋了,也或许在金兵撤走后,被不知哪个好奇的老百姓拆回家垒锅台了。

  这或许也就是艺术品的最终宿命,也或许是人们对待艺术品的不同态度。

在赏者眼里,艺术是心目中的高山仰止,是高台远望,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艺术只是屁股下的一方小凳,路边的一抔黄土,倒不如粗瓷碗来得更实在。

官瓷代表一种人生哲学

  粗略瞟一眼官瓷,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大大的开片,那开片仿佛是不经意间留下的,充满了随意,绝无一点人为的痕迹。

  它贯穿了宋徽宗的精神,一种道学“出世”的精神。

  不只在官瓷上,钧瓷上,汝瓷上,在所有有宋徽宗痕迹的地方,都留下了这样的精神。

  清静无为,超脱出世,对于个人来讲,是一种境界,但对于国家机器来说,却是致命的弱点,是一种悲哀。

  所以宋徽宗难免挨打当俘虏,所以宋徽宗只有丢掉了祖上留下的丰厚殷实的基业,丢掉了一代兴旺繁荣的盛世。

  想想也是,宋徽宗你好好当你的皇帝罢了,偏偏热衷于设计官瓷造型,还搞什么艺术。

结果画没真正画好,辛辛苦苦烧造的官瓷也没保住,让金兵把所有汴京城里的宝贝掳掠而去。

  作为一个皇帝或领导,不患不精,就怕不通,不患不通,就怕不能兼容并蓄。

  学学人家乾隆,对待纪晓岚与和珅等大臣的方法,多聪明啊。

  什么事都干又什么事都不干的皇帝才是好皇帝,什么事都懂又都不懂的皇帝才是好皇帝,不懂装懂,懂的又装糊涂,这才是领导艺术。

  所以宋徽宗给后人发展官瓷留下了一道难题。

  他把官瓷内在的出世精神传给了后人,让后人笼罩在官瓷的精神里,却要在入世的环境里生存,充满了尴尬。

  2月27日下午,我走进官瓷老艺人高菊德先生设在开封南京巷的官瓷店。

  店里,几个人在打牌。

  我走进去的时候,几个人诧异地看我,眼里充满了狐疑。

  “这是官瓷店吗?

  “是啊!

  再无下文。

几个人只是看你,依然打自己的牌,没有人问是不是买官瓷。

  那神情仿佛要我求他们才肯卖。

  想起在禹州市,走进一家钧瓷店,主人热情迎上来,详细介绍各个品种的钧瓷,那热情仿佛要“熔化”了你。

  在北宋官瓷研究所,一谈到官瓷的发展现状,研究所李所长和两位副所长,还有王振宇先生等开封官瓷艺人无不扼腕叹息,感叹于官瓷的销路不好,感叹资金困难、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开封的官瓷艺人在等,等政府投资,等政府创造条件,让官瓷有大的发展。

他们还举例说,在浙江,当越窑恢复后,政府非常支持,无偿提供场地,动员当地各公司送礼都送越窑瓷器,结果很快发展起来了,产品供不应求。

这好像也不是绝对真理。

  在禹州神垕,政府曾经投资生产钧瓷,但后来官办的都停产了,孔家、苗家等私人钧窑,起步的时候都是个人借钱研制的,现在都很红火。

晋佩璋老先生70多岁了,还在琢磨钧瓷,钧瓷的配料,钧瓷的烧制,钧瓷的复古等等。

他手中的钧瓷都很值钱,有的还非常值钱,也不乏买家,但因为研究钧瓷,钱都烧进了窑里,守着金窝,他现在很穷,想出书都出不起。

  或许这就是钧瓷和官瓷的两种不同处世哲学,两种不同境界,两种不同精神。

  关键是,作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的官瓷,将来到底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官瓷艺人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离开开封之前,我在开封大街小巷转悠,想找一家官瓷店。

  但没有找到。

  我不甘心,坐上出租车,再一次条条街道细心地寻找。

  还是没有找到。

  我问出租车司机,知不知道哪儿有官瓷?

司机说,找找看吧!

  结果,司机拉我到了枣园街,说,你到这儿找找吧!

有人说这儿以前有个何家官瓷研究所,生产官瓷。

  我走进宽不过两米的小街。

  一位大嫂听我说要找官瓷,“噗嗤”笑了。

  “官司吧!

是找打官司的吧?

  “官瓷,我要找官瓷!

  “是官司!

你哪儿的,咋总是念转音?

不就是律师办的事儿嘛!

找律师吗?

这儿倒有一个!

  在街的深处,三位老太太在聊天。

  “大娘,这儿有没有官瓷?

  “姓官吗?

找姓官的?

他多大了?

住哪儿?

  “好像没有姓官的啊!

”一位大娘补充。

  “是官瓷!

一种瓷器!

碗、瓶……”我比划着。

  “官瓷?

哪儿的?

啥时候的?

  大娘也替我着急。

  我继续寻找,一个上午很快过去了,街上、店里,少有卖官瓷的,倒是找到了几家卖钧瓷的。

  我抬头望天,天灰蒙蒙的,像被毛玻璃罩着一样。

有风,刮在身上带着些冷硬,鼓楼依然,包公祠依然,龙亭依然,狭窄而古老的小巷也在,我却感到它们平添了几许冷峻和神秘色彩。

  冷峻是距离,神秘是好奇。

  800年前,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不满于几百里地之外的汝瓷供奉,把汝瓷优秀艺人召集到汴京开封,建造窑炉,自己亲自设计造型,不惜成本,大把大把银子烧进去以后,烧出了皇家独有的官瓷,后来这种瓷被誉为北宋五大名瓷之一。

  也许正因为此,官瓷在开封,却与开封人无关,离开封人很远很远。

(全文完)

  补注:

在本文刊发期间,官瓷艺人、当初曾经和王振宇先生等一起前往故宫博物院观看官瓷、时任官瓷研制小组组长的何浩庄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的研究所现在借用的是一家化工厂的房子,规模很小,也没有挂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但他说,他的研究所还在生产官瓷,他还说,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官瓷这个历史名瓷生产下去,发扬光大。

北宋官瓷研究所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研究所已向有关部门申请另辟一地,建造北宋官瓷研究所,建造北宋官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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