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青团大学生入学党团理论考试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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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张太雷回国，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局的意见，主持了青年团的整顿恢复工作。
1922年，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达林来华，担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张太雷等一起筹备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帮助下，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广大青年，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中国青年团的诞生。
2、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共青团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如果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扎根，为共青团的初建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么在共青团成长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理论与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结合，则是共青团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
回顾历史，自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学说问世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上，就成为一面前进的旗帜，世界各国的先进分子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奋勇前进，不断取得胜利。
作为先进分子的主要代表，中国革命的早期青年领袖和大批有志之士，他们在不同的国度认真研究、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传播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通过出版刊物宣传，二是深入到工厂车间等进行实地宣传。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对于当时在知识界和青年中出现的“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改造社会”的呼声中，已经不再是一般地宣传，而是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和宣传。
“五四”以后，当时影响较大的社团有（见表1）：
社团名称
主要发起人
组建
时间
地点
社团主旨
觉悟社
周恩来邓颖超
1919年
天津
觉悟社本着“革新”、“革心”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组织革命宣传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大钊
1920年
北京
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中外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独秀
上海
主要工作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
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毛泽东
长沙
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
它对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准备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表1）
由于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宣传，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公认的新思想，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迅速得到发展，并逐渐扩大其阵地。
特别是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发表《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正式宣布废除沙皇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青年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俄国的正义与尊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南作用。
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氛围和“沃土”，大大推动了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在一批优秀青年人物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深入到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周恩来在法国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期间，放工后经常到旅法的中国工人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以邓中夏为代表的北大学生，在当时产业工人最集中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等。
他们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在社会上发行，这样为广大青年更直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条件。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使他们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迅速与劳苦大众更加接近，进而向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更加迫切，这种追求既推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中国青年组织的成熟和壮大；
既是共青团最可贵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青年团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共青团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如果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正确领导为共青团的建立提供了坚实领导力量与可靠的组织保证，那么，共青团在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中积极主动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跟党走，则是保持其先进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这面旗帜不仅唤醒了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极大地吸引着全中国最优秀的青年。
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的探索和奋斗中，中国青年认识到了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只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形成最伟大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中国人民从未屈服，中国青年也从未退却，他们不屈不挠，英勇斗争，抛头颅，洒热血，其间经过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70多年的斗争历史，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
由于人们的英勇斗争，各种反动势力都没有将中国灭亡，但是广大民众也没有摆脱反动势力的压迫，始终没能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指导思想，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中国青年的革命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与青年团的组建也密切相关：
一是当时共产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党组织还不能进行公开的活动，必须要有个合适的载体，既不能使党组织暴露，又能有效的进行革命活动，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青年团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二是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需要新鲜血液，一些暂时无条件建党的地方需要扩大党的影响，为建党做准备，青年团的建立就很有必要。
党的创建使青年团的建立有了领导力量。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在全国很快就成立了临时团的中央局，使全国的团组织在思想信仰上更加一致，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正式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4、广大青年的觉醒和青年运动的不断发展为共青团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广大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经济上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奴役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政治上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受着统治阶级的迫害和摧残；
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腐败统治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中国青年迫切要求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真理，这是当时他们的共同愿望，为着实现这种愿望就产生了结成革命团体的共同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以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团体、进步社团先后出现了，著名的青年团体就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等（见表2），并出版各种进步刊物，他们积极宣传新思想，唤醒广大青年。
与此同时，陆续爆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青年斗争风潮。
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学生罢课退学；
1903年，拒俄爱国运动；
1905年抵制美约运动和抗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斗争；
发展到1915年，反对签定《二十一条》的学生爱国运动；
1918年，反对签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示威性大请愿。
社团
名称
主要
发起人
组建地点
新民
学会
1918年
改造中国与世界。
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学生救国会
北大学生发起
针对当时日本擅自出兵我国胶东半岛，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件。
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各学校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
（表2）
另一方面，为了寻找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出路，尤其是打破长久以来封建思想的桎梏，唤醒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斗志，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以非凡的激情和才华，发动了一个强大的反对封建思想，宣传科学民主，提倡文化革命的新文化运动。
他们出版各种刊物（见表3），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号召青年大胆地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迷信和盲从，传播科学的新思想，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激发了广大青年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的巨大热情。
刊物名称
创办人
创办时间
刊物宗旨
新青年
1915年
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塞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湘江
评论
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深受读者欢迎。
新潮
傅斯年
思家伦
徐彦之
宣传民主与科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提倡新文学，介绍许多外国社会科学名著。
1922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二期停刊，共出版十二期。
（表3）
这些团体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青年更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进行了思想舆论准备，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便是这些因素直接推动的结果。
此后，中国青年，从民族灾难中崛起，投身到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开辟了中国知识青年走上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是共青团的先导，后来成为共青团发展壮大的骨干力量。
（二）中国共青团组织创建的历史过程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开始的。
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为建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革命青年，为建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建团有了有力的领导保证。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
Y）。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简单介绍如下：
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人在第三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经过多次酝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当时的名称就叫“共产党”。
它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地建党，开展工人运动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八个青年一起，于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
后来又先后有湖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许多青年由于反对腐败的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杂志社寻找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谋求出路。
上海团组织便从中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
罗觉（罗亦农）、任弼时、李中、李启汉、肖劲光、任作民、傅大庆、王一飞、粱柏台、卜世畸、柯庆施、袁达时、彭述之、许之祯、廖化平等。
到1921年初，上海团组织团员发展到二百余人。
为了教育和训练青年，上海发起组以青年团的名义在法租界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校”，由维经斯基的夫人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侨、苏共党员，随维经斯基来华）教授俄文。
青年们在这儿学习后就到苏联留学。
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同志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入团，然后赴苏入党的。
“外国语学校”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部所在地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部（对外联络和活动的场所）的所在地。
当时党的发起组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
党的许多活动通过团来进行，所以党的发起组和团的活动是不分的。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
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
各地在建立团的组织过程中，同上海团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0年春成立，最早参加团的有：
柯怪君（庆施）、郑振铎、李骏（鸿一）、范鸿劫（他是从清华大学转到北大的）、黄日葵、何盂雄、高尚德、缪伯英和刘仁静。
在李大剑、邓中夏同志的领导帮助下，北京团组织的工作和活动搞得相当出色。
团员们与党小组的成员一起，走出家庭和校院，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的艰苦环境中，办夜校，发展组织，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团员们得到了锻炼，不少人入了党，并成为重要骨干。
同时，北京党、团组织还帮助其他地区，如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天津没有建立共产党组织。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帮助下，由张太雷、于方舟等于1920年10月建立起来的，邓颖超同志也是天津团的创始人之一。
团一建立就积极开展活动，出版《劳动》周刊，报道天津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在天津和唐山工人中发行。
团组织还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厂的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建立组织，起到了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作用。
1921年春，张太雷同志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以后，团的工作没有能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于方舟同志重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在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天津党组织。
邓颖超同志等一些团员就转为党员。
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是在1920年10月毛泽东同志接到陈独秀寄去的青年团章程以后开始酝酿的，正式成立于1920年12月下旬，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同志对建团工作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针，在发展工作中十分注意团员的质量，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
同时，还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
1920年到1921年，长沙很多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严重。
如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又名正品）、庞人铨，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产，一切平等。
在当时处于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下的工人中间，这些主张很容易被接受。
因此，他们在工人中影响较大。
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帮助，黄爱和庞人铨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底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入团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于1922年1月17日，不幸被反动军阀杀害。
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
毛泽东不仅注重对团员的思想教育，而且也非常重视团员的的实践锻炼。
他自己以身作则，到过长沙的许多工厂，如纺织厂、造纸厂，而且还到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同他们交朋友。
在1922年到1923年期间，毛泽东派出了一批重要党团骨干去工人中间做工作。
派李立三、毛泽民、刘少奇、毛泽覃、郭亮等到安源、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去开展工作，去发展党团组织。
在各地早期团员当中，多半是学生，但是湖南工人团员比较多，这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团思想是分不开的。
1920年夏，上海党发起组的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同时，陈独秀也委派在上海入党的刘伯垂同志到武汉进行建党活动。
九月，刘伯垂、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组成了湖北“共产党支部”。
不久以他们创办和活动的武汉中学为中心，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们通过党支部成员在各自学习和工作的学校发展团员。
刘子通在湖北女子师范任教，就在女师建团；
陈潭秋是武昌高师毕业的，就负责吸收这个学校的进步学生入团；
包惠僧则在第一师范发展团员，还有中华大学，第一中学等。
团组织每周活动一次，主要是听报告，学理论。
随着团员们觉悟的提高，很快在武汉掀起了学潮，反对旧教育制度。
对在罢课斗争中被反动当局开除的青年团员如夏之栩等人，“党支部”给予热情的关怀，把他们安置在教员家中，由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补课。
党支部还带领团员们下工厂办识字班，接触工人群众；
假期里，派他们下乡，从事农民运动，使团员青年迅速成长起来；
有的就由党送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后赴苏留学。
另外，武昌青年团组织还和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处青年团组织保持联系，互相通报，交流经验。
广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支部”是同时建立的。
时间是1921年1月。
1921年1月，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通过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重新组织广东“共产党”，并即公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于陈独秀带去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建党建团的经验，再加上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以及省港大罢工造成的革命环境，团组织发展较快。
1922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团的筹备会，团员到会有五十八人；
2月开第二次筹备会时，团员已达到一百四十人。
经过认真筹备，1922年3月14日，在广州东园召开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公开建立了全省统一青年团组织。
这时团员已有五百余人。
早期团员有谭平山、陈公博、刘尔嵩、梁复然、阮啸仙、杨匏安、林祖涵、冯菊坡、罗绮园、谭植棠、张善铭、杨章甫、彭湃、周其鉴、郭瘦真等人。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既是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团组织的领导人。
另外，阮啸仙、罗绮园、杨匏安、周其鉴、刘尔嵩等都先后担任过团的领导工作。
到1922年上半年，全国五千团员中，就有二千是广州佛山的工人。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早期的团组织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
那时团内成份很复杂，派别众多，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实际是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者等等。
所以，在实际团的活动中，往往意见分岐，互相冲突，使工作无法进行，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一度解散，实际是停止了活动。
团体虽已解散，而青年团中的精英分子却总是试图恢复团组织。
几经周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1月正式恢复。
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先后恢复了。
吸取过去建团的经验教训，这次恢复青年团一开始就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
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考虑到当时反动统治的环境和团组织的群众性，表面上只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并在当时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写道：
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
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还规定：
“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正式中央机关之前，暂由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团的临时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工作，团的临时章程的颁布，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推动，团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到1922年5月，成立团组织的地方已有十七处之多：
上海、北京、武昌、天津、杭州、保定、唐山、南京、唐沽、长沙、广州、潮州、佛山、梧州、新会、肇州、安庆。
团员总数达五千人，大多数是工人，其次是学生。
有些地区不具备建立共产党条件的，一般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在团的基础上建党，如成都、太原、衡州等处。
根据团的《临时章程》规定和团组织迅速发展的状况，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组织。
上海临时中央局便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除来自上海、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杭州等十五个地方团的二十五名代表：
蔡和森、邓仲澥（即邓中夏）、张椿年、方国昌（即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谭平山、谭植棠、王振翼、莫耀明、树彝、吕一鸣、陈子博、王仲强、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许白昊、张绍康、梁复然、陈公博等，以及外国二名代表外，还有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一千五百余人。
会议首先由张椿年致开会词，接着，有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员代表等十六人，发表了演说。
大会规定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
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
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
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
大会开了六天，举行了八次会议，连日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谭平山（广东）、邓中夏（北京）、莫耀明（南京）、易礼容（长沙）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的情况报告，并且讨论了六个议案，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的关系之议决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
大会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高尚德、施存统等人组成，书记是施存统。
大会最后通过了改善青年工人农民生活、关于政治宣传运动、关于教育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
大会还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青年国际组织——少共国际。
在国内建党建团的同时，旅欧的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也在积极组织党和团的旅欧支部。
由于他们在1920年底和1921年初才初次相会于巴黎，1921年又忙于同北洋政府勾结法国政府迫害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反动行径作斗争，以及勤工俭学学生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及其造成的学生队伍的分裂，旅欧支部的建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的。
1921年底或1922年春，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聂荣臻等同志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原名叫S·
Y·
，后叫C·
，经上海党中央批准，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
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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