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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蒙宣传内容丰富………………………………………………………3

二上海成为维新运动重要中心的原因………………………………………3

1上海与维新思想的酝酿………………………………………………4

2上海与维新思想的传播……………………………………………………6

小结………………………………………………………………………7

参考文献……………………………………………………………………………8

试析上海成为维新运动重要中心的原因

刘艺（10020110）指导老师：

龚国庆

摘要：

上海自开埠以来，受西方文明影响很大，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化中。

维新运动时期，上海成为了维新人士在此宣传变法思想的重要中心。

上海综合条件优越，包括“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与通讯条件，繁荣的社会经济，活跃的出版界与文化市场，较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文化氛围，“一市三治”的独特政治格局等等。

这些有利的条件使上海成为了维新思想酝酿与传播的主要阵地。

关键词：

维新运动；

上海；

宣传中心

AnalysisShanghaibecameanimportantcenterofthereformmovementreasons

LiuYi（10020110）Director：

Gwo-ChingGong

Abstract：

ShanghaisinceitsinceptionbytheimpactofWesterncivilization,thewholecommunityisahugechange.DuringtheReformMovement,Shanghaibecameanimportantcenterofthereformersinthispropagandaandpoliticalreformideas.ShanghaiCompositefavorableconditions,includingtheJinJiangwithsealocation,convenienttransportationandcommunicationconditions,andprosperoussocio-economic,activeinthepublishingindustryandtheculturalmarket,moreopen,democraticsocietyculture,"

thecitygovernance"

uniquepoliticallandscape,andsoon.ThesefavorableconditionstomakeShanghaitheReformationThoughtsbrewinganddisseminationofthemainpositions.

KeyWords：

ReformMovement;

Shanghai;

AdvocacyCenter

前言

上海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中心。

上海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维新运动时期，大量宣传维新思想、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学会、报刊的创立。

著名的学会有强学会、农学会、蒙学会、不缠足会、算学会等；

著名的报刊有《强学报》、《时务报》、《蒙学报》、《农学报》等。

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是戊戌运动的重要特征。

由于北京是戊戌政变的爆发地，而上海是维新思想酝酿以及传播的主要阵地，因而学界通常把北京称作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中心，把上海称作戊戌维新运动的宣传中心或者思想文化中心。

关于上海与戊戌维新运动关系之研究，国内学术界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学者们普遍认为上海对维新思想的酝酿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但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论著较少。

因而，本文试图从上海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条件、政治格局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上海成为维新运动重要中心的原因。

一、上海优越的地理环境

“襟江带海”、“腹地广阔”是人们形容上海地理位置优越的词语，需要补充的是这一优势是在近代海运发达的情况下才充分表现出来。

上海是众所周知的天然贸易港口，它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和第一大河长江的出海口，近靠中国传统文化经济繁华区域苏州、杭州和南京，远带广阔的两湖、巴蜀、鲁豫、冀晋等区域，离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距离适中，同时位于天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地带。

“上海同西欧、北美的几个主要港口的距离几乎相等，自上海至欧洲的伦敦、安特卫普、鹿特丹、汉堡和美洲东岸的纽约均是10000海里左右；

至美洲西岸的旧金山和西雅图，则是5000多海里”[1]P971。

与优越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便是广阔而富饶的腹地市场以及发达的对外贸易。

上海是长江的出海口，而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流域，流经十个省市，流域面积达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在开埠以前，上海就同长江沿岸各港口如镇江、南京、芜湖等航运往来频繁。

开埠以后，更是以其贸易枢纽和广阔腹地的位置优势成为对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地。

上海又位于温带地区，港口终年不冻，四季都可通航，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和必要的条件。

“在六十年代以后，已有北洋航线（至牛庄、天津）、南洋航线（至浙、闽、台、粤）、长江航线、内河航线和国外航线等五大航线同国内外发生联系。

”[2]总结上海的地理环境优势，即既可以同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湖泊水网相连接，通过长江和运河与国内各省市进行贸易，又可以积极发展沿海和外洋航运。

维新人士选择在上海创学会、报刊，以此为中心宣传变法图强，必然考虑了上海便利的交通条件。

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作为基础，维新派人士连到达上海都成困难，就更别提在上海开展一系列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了。

二、上海优越的社会环境

“以港兴市、五方杂处及商业性，构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三大特质。

这三大特质彼此相连，相互为用，共同造就了前近代上海社会多元、兼容的内在属性”。

[3]到开埠前夕，上海“已初步形成为开拓性的经济活动，杂糅式的文化生活，外向的经济类型和开放的城市属性”[4]。

本文所讲的社会环境主要指上海开埠以后至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基础设施、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内容。

1.上海发达的经济环境

上海在明清时期就已取得了“东南都会”的地位，但这种“都会”的地位，就其商业性而言，还只是一个部分物资、商品的区域贸易中心，还称不上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

在开埠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彻底变化，上海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1853年，上海对英国的进口货值就占全国进口值的59.7%，对英国的出口货值就占全国出口值的52.5%，一跃超过广州成为全国第一的贸易港口城市”[5]。

上海对外贸易地位的上升是与其地理位置优势分不开的，如当时中国传统的丝茶产地与上海距离较近，与广州等其他港口城市距离较远。

所以在上海开埠之后，丝茶对外贸易便立刻改变线路，转销上海。

进口货物也是如此，由于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的中点且拥有广阔的腹地，加上长江航线便利的水运条件，进口货物可以便利地运往中国各省市。

在19世纪，除个别年份外，上海的对外贸易值都占全国总贸易值的一半以上，有时高达65%。

上海贸易的发达带动了其城市商业的繁荣。

商业的繁荣特别是租界商业的繁荣，使上海市场有力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客商。

很多著名商业企业纷纷落户上海，如1882年象蔡同德药店就迁到上海经营，百年老店——雷允上国药店也于1862年在上海开设分店。

众多的洋布店、棉布店也纷纷在租界内开设。

租界的繁荣对华界的商业资本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最初在华界开设的一些商店，在资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纷纷前往租界。

例如上海著名的“三大祥”，就是从原来的小东门迁往租界经营的。

我国早期的的近代工业企业也大都产生在上海。

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发昌机器厂、中国机器棉纺织企业等都率先在上海创立。

1895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取得在中国自由设厂的权利，又促使了上海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还有众多商行、洋行在上海设立，如怡和洋行、义记洋行、宝顺洋行等。

总之，上海众多行业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2.上海完善的基础设施

上海开埠后，西方大量物质文明的输入，如照明工具、通讯工具、交通工具、西方城市路政管理模式等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城市的近代化。

照明方面：

开埠以前，上海人的照明工具主要是油灯，燃料是菜油或者豆油。

西人寓沪以后，煤油灯开始在上海使用。

煤油灯，又称洋油灯，其亮度为豆油灯的四到五倍，价格也便宜，方便耐用。

到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照明设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煤气灯阶段。

1864年，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创立。

第二年就制成了煤气灯并在南京路正式点亮了第一盏煤气灯。

此后，煤气灯在租界内的主要街道、洋行、戏馆、茶楼等得到普遍使用。

煤气灯较豆油灯、煤油灯更为光亮，而且使用更加方便。

煤气灯的使用为上海夜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上海得名“不夜城”，就源于煤气灯的使用。

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照明设施步入电灯时代。

1882年4月，上海电光公司创立。

不久该公司在英美租界内安装了十五盏电灯，“是晚七时，一起放明”。

[1]P899此后电灯便在租界内的主要街道、商铺、私家住宅等地方使用，而后才蔓延到租界外的其他地区。

通讯方面：

1863年，英国公使就曾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提创办电报的建议，但被搁置一边。

1865年，英国商人连那士在吴淞——上海之间架设了电报，但

因遭到激烈反对而被乡民拆毁。

1869年，大北中日电报公司着手敷设长崎——上海以及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沪港海线不仅可以接到吴淞口，而且沿长江直通黄浦江底到达上海租界。

1870年，大东电报公司设置了由香港经广州、

厦门、汕头、福州、宁波到上海的海底电缆。

1873年，大北公司重新设置了在吴淞—上海之间的电报线。

1884年，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

上海可以电报北及京师，南联香港，西至武昌，遍及江、浙、闽、粤、鄂、皖、直、桂等省，将全国各大城市联系在一起。

此外，上海电话行业也于1881年开始，由大北电报公司兼营电话业务，初办时规模较小，后来逐渐扩大，电话也逐渐在上海普及。

不过这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

交通工具方面：

上海传统的交通工具是船和轿子。

货运也主要靠人用肩扛或者船。

西人来沪以后，把他们习惯乘坐的马车带入了上海。

西方人的马车在上海出现不久，华人也纷纷仿造其样式制造马车，上海的马车日益增多。

1868年，上海开始出现自行车，即俗称的脚踏车。

当时的自行车和现在相似，只不过龙头是一根横木。

当时上海人见到自行车都很惊异，有《竹枝词》云：

“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

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

[6]1874年，人力车进入上海，因由日本人创造，故名“东洋车”。

又因其行驶快速，又被称为“顺利车”。

人力车在上海发展迅速，成为上海载人运货的主要工具。

1876年，英商在上海建吴淞铁路，12月全线通车，火车开始在上海通行。

不过吴淞铁路在1877年10月被清政府收回后，铁路和火车被拆往台湾。

铁路火车是工业近代化的产物，是工业革命后科技进步的一大标志。

火车被引进上海后，在上海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车辆往返每日六次，而客车皆拥挤无空处。

即城内终年几不出门外半步者，文有此事，亦必携家一游铁路”[7]。

上海火车的通行，更加便利了其货物的运输以及人的出行。

路政管理方面：

开埠以后，西人把西方的城市路政管理概念带入了上海。

1846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近代路政管理机构——道路码头委员会。

1854年成立“工部局”，后又改成为“市政会”，他的职能“不再限于一道路码头公会所有的那些，且包括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使其不为他们（外侨）所在国的内乱，租界内外的不靖和危险所影响”。

[8]在工部局中又设有市政工程建设和维修、养护的管理机构——工务处。

1862年，公董局在法租界内成立。

它们对上海租界道路的近代化建设起到了规划、组织、管理的作用。

上海在路政管理的行政体系下，还建立了相应的道路养护、维修制度及相应的交通管理制度。

3.上海开放、民主的社会风气

上海开埠以后，西人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他们把在本国施行的一些政治制度也搬了过来，如在租界内施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公共租界实行纳税人会议，类似于议会，租界内的财政预算、决算等都由此会议决定，并且具有监督工部局的职能。

工部局是一种以行政职能为主、兼有一定立法职能的机构。

工部局的董事由选举产生并且有任期限制。

租界内还有领事公堂、领事法庭和公审公廨等司法机构。

各机构在行使权力时都实行会议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种政治制度与我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截然相反，对上海人的政治观念是有一定触动的。

西方人在上海活动也总是沿袭本国的习惯，体现西方文化的特点。

如他们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上下级关系一般都较为平等，不同于中国等级森严的尊卑制度。

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平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上海民众的封建传统思想，使他们逐渐转变观念，开始接受并且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

此外，上海的报刊、杂志也会经常报道西方的议会选举、总统选举的消息，介绍西方民主制、联邦制等，这也促使了上海民众政治观念的转变，开始向近代化转变，在上海各阶层中开始孕育出一套有别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新的价值观念。

这是接受者即上海民众的情况，他们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基础，能够接受新的理念新的思想。

4.小结

上海发达的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民主的社会氛围为维新人士在上海的活动奠定了完备的社会基础。

发达的经济环境是维新人士在此创办众多学会、报刊的经济支撑；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维新派人士联络、聚集以及维新思想得以传播的基本条件；

开放、民主的社会风气是维新人士能够在此讨论时弊，提出种种变法陈条的重要条件。

三、上海良好的文化条件

一种新思想的酝酿需要有一片孕育它的土壤，就是与该思想相融合的社会文化条件。

维新思想的产生源于西方思想的传入与渗透，旧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不可能凭空孕育出这种新思想的。

上海自开埠以来，受西方思潮影响最大。

大量的西书传入中国，西书中译也成为西学在上海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

在1843年，即上海开埠的同一年，由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在上海成立，这是上海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

该书馆是宗教性出版机构，主要出版物是《圣经》等宗教性读物，同时也出版一些科学书籍，比较著名的有《博物新编》、《植物学》、《谈天》、《数学启蒙》等。

1860年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美华书馆，美华书馆在出版一些宗教的读物的同时也出版一些科学读物，如《地理略说》、《格致质学》、《心算初学》等。

美华书馆还使用了电解法铸造汉字字模的方法，发明了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字盘。

这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863年李鸿章采纳冯桂芬的建议，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增设翻译馆，次年将广方言馆并入。

1871年翻译馆开始出书，属官方设立的译书机构。

翻译馆还聘请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参与西书的翻译。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西书按类分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当面的书籍。

当时在该馆译书最多、时间最长的傅兰雅在1880年总结该馆成就的时候就指出：

“近十年间共译出书籍98种，计235册，每册约60-100页。

共售出3111部，合计83454册。

此外还用铜印刷地图、航海图27种，售出4774张。

”1876年格致汇编社成立，由傅兰雅主持，出版物主要有《格致汇编》。

内容主要是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有西方科技器具的介绍，也有西方礼俗的介绍。

格致汇编社所出的西书比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的书更为浅显易懂，因而影响更加广泛。

除此之外，还有益智书会、同文书会、译书公会等译书出版机构，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1895年以前，上海出版的报刊杂志也多达几十种，多数是由外国人创办。

著名外文报刊的《北华捷报》、《上海差报》、《晚快报》、《文汇报》、《中法汇报》等，外文报刊的读者主要是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华侨，对华人社会一般不会有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也是很大的。

中文报刊如《申报》、《万国公报》等会经常引录外文报刊的新闻评论，这就大大丰富了上海人的信息来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

中文报刊著名的有《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六合丛谈》是近代上海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杂志。

关于变法的议论，最早就出现在《六合丛谈》上，如松江人韩应陛的《用强说》和王韬的《反用强说》，就是讨论变法问题的时论文章。

《格致汇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的科学杂志，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各种自然科学常识，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维新人士称此杂志为“西学渊薮”。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教会新报》，它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传播西学的最主要的刊物。

该报大部分的篇幅是报道各国的时事，同时也刊载一些宣传变法的文章，如郑观应的《西学》、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等。

近代早期改革派和主张维新变法的仁人志士，几乎都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

以上主要是概述了自开埠以后上海译书馆和报刊杂志的情况。

上海翻译西书的机构繁多，自上海所出的西书，在整个中国都占有主导地位。

除了大量西书的译述之外，还有以报道西方时事和宣扬西方文明为基调的各种中、外文报刊杂志。

上海所出的西书，报刊杂志等对中国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总体而言，上海在开埠后成为西学传入的最主要阵地，种类繁多的西书，先进的西学思想也在感染着上海这座城市。

上海也因此较早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先进的文化思想。

这座最早呼吸着西学空气的城市，自然具备孕育维新思想的土壤。

由于这些西书、报刊、杂志的影响，使上海的知识分子较早意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距。

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落后与腐朽，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因此催生了一批早期的维新思想改良人士，著名的有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

早年王韬在《六合丛刊》上就发表过讨论变法的文章《反用强说》，后又著成了详细表述其变法思想的《弢园文录外编》。

冯桂芬是江苏籍人士，在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后逃到了上海，上海的西学之风深深影响着他的思想。

1861年，冯桂芬就写出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875年，郑观应在他的《易言》中就首次提到了要仿效西方，开设议院的主张。

不仅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也深受上海的影响。

1879年，康有为有幸读到上海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等书，才逐步了解到西方国家并非蛮夷，而是治理有度的国家。

1883年，康有为在参加完乡试返回广东途中，经过上海，初见上海如此繁盛的景象，“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9]，于是购得大量西书而归。

他自称“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10]，“故见”大概指传统的华夷观念、天朝观念。

梁启超在1892年入京会试后的南归途中，接触到了傅兰雅所编的《格致汇编》等书，才逐步了解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文明。

自开埠以来，大量西书翻译机构的出现，大量报刊的创办，形成了上海开放的文化风气与活跃的文化市场，这为维新思想的酝酿、发展、传播提供了思想的土壤。

良好的文化条件使文人们云集在这里，讨论变法时弊，提出维新观点。

四、上海独特的政治格局

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Balfour）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也有称《上海租地章程》）（TheShanghaiLandRegulations），设立上海英租界。

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

1854年7月，英法美3国成立联合租界。

186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

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形成了“一市三治”的局面，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

租界当局负责市政建设，颁布一系列租界管理的行政法规。

由于租界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保护，逐渐成为清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区。

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租界几乎可以免受中国政局动荡的影响，这也造就了资金和人口进一步向上海集中的有利条件。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江浙一带的地主、富商等为了安全起见，携带大批资金逃到上海租界。

除了地主富商之外，一些政治文人也逃亡上海这座相对安全的城市，如江苏籍人士冯桂芬在家乡被太平军占领之后就逃亡到了上海。

上海的学社、报刊、出版机构众多，文化市场也很发达，这样的条件便于文人们在此立足。

此外，上海的地方行政长期处于三家两方的分裂局面，彼此之间很难控制。

这样的格局使上海出现了许多有利于政治活动的缝隙，比如人们在华界活动遭到政府的镇压，就可以逃往公共租界；

在公共租界出事则可以逃到法租界。

这种进可活动，退可避祸的特殊政治格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纵横捭阖的优越场所。

维新派人士便是如此，他们以上海作为据点，提出种种变法陈条和思想主张，为戊戌政变的爆发奠定了思想与舆论基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上海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独特的政治格局，民主的社会氛围，发达的出版界与通讯业等条件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中心，对维新思想的酝酿与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指出的是对于维新思想的酝酿与传播，上海各种有利的因素是贯穿始终的，如上海独特的政治格局既对维新思想的酝酿有作用，又对其传播有影响。

五、结语

综上分析，上海能够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中心，是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条件、独特的政治格局息息相关的。

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是维新人士云集上海并展开一系列活动的最基本条件；

上海优越的社会环境为维新活动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为维新思想的酝酿与传播提供了开放、民主的社会氛围；

上海良好的文化条件非常利于维新思想的发展、传播，是其成为思想宣传中心的重要基石；

最后，上海独特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成为维新人士的政治庇护地，为他们在此开展维新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政治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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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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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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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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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慈湖小隐.续沪北竹枝词[N].申报，1872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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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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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M].北京:

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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