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近代文化史总结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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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既有互相矛盾冲突，也有互相制约、影响，甚至互相结合或融会。

但是，不论各种文化如何错综复杂，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新文化是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的。

2、区域性

近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近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在东南沿海和沿江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性的都市。

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社会风气也日渐开放。

因此，出现了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出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一批先进的人物。

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或奠基人。

然而，在广大内地、农村，经济基础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受封建经济的支配。

相应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由于缺乏近代经济基础，这些地区接受西学、新学的过程十分缓慢，举步维艰。

随着沿海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也越来越明显。

例如，清末留学高潮中，甘肃全省留日学生只有一名，而新疆、青海、宁夏几乎近于零。

沿海与内地相比较，相去悬殊。

3、基础薄弱

由于封建地主经济成分的强大，并占据主体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十分微弱，造成了近代新文化缺乏坚实牢固的经济基础。

近代文化的主体承担者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第三等级，而是与封建社会息息相关的传统士大夫中的一些开明之士。

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由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西学，学习西学，并试图以之作为变革社会、振兴中国的一剂良药。

然而，由于近代社会的局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微弱，使得他们缺乏完全摆脱封建士大夫传统思想意识和习气的土壤，没有能够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

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新与旧之间徘徊。

在变革的进程中，他们大都积极参与，并以其杰出的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

但是，一旦变革出现挫折，现实与理想发生背离，他们便退缩、消沉、颓丧，从对传统的批评又回到对传统的眷恋。

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晚年思想的保守倒退，便是近代经济在文化上折射的例证。

二、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近代中国80年，是中国人民受尽屈辱、灾难深重的80年。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以清政府的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每一次战争都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历史深渊。

同时，每一次战争也使国人产生震惊和民族危机感，爱国主义的精神日益增强，“救亡图存”之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

近代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无不与这一主题息息相关。

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也不例外，同样受到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影响。

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郑观应的“商战”；

无论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

也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都是围绕着救亡图存展开的。

例如，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朝野震动，举国哗然。

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感，弥漫华夏。

适应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等著作，使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和崇信，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这种现象持续了二十余年，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在中文报刊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的词句还经常大量出现，各种介绍进化论的书籍竞相出版。

三、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及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

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

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至16世纪进一步发展，17世纪兴起科学运动，18世纪法国开展了启蒙运动，之后德国又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

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却是被动的，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由外力催化促成的，是在文化主体面临着生存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被迫进行选择的结果。

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变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又互相会通融合，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文化。

四、科学与民主是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相对说来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儒学或儒、释、道为其主要内容。

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儒学地位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形成了近代文化的新内容。

由于近代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发展源流不同于古代文化，因此，近代文化的内容同样不同于古代。

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传统儒学衰落，旧的文化体系解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和文化部门。

声光化电、民主自由、新式礼仪习俗等等，纷纷展示在人们面前。

那么，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虽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实际上是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概括。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伊始即指出：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后来，“人权”改提为“民主”。

他坚定地相信：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里所说的科学和民主，都是从广义上讲的。

科学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民主的含义同样广泛，既包括近代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又包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解放和变革。

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

五、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相对来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比较单一，变化也不大。

封建文化的中心是儒学，从两汉到明清，不论汉学、宋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没有超越儒学的范围。

近代以后，文化类型除原有的传统文化外，有资本主义文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

帝国主义文化同封建主义文化一样，对今天仍有影响，那种殖民文化心理还在泛起。

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化有顽强的传承性。

不同型态的文化并存，是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相区别的一个特征，也是其内部结构丰富复杂的一种表现。

除了多种文化类型并存外，近代文化的丰富性还反映在它各个领域、部门的变化。

这种变化，既表现为一些传统文化领域到此时的衰落，又表现为许多新的文化领域的出现，使近代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新旧并陈的复杂状态。

例如，儒学发展到近代，虽然几经内部调整，从汉宋之争到汉宋合流，以经世致用取代考据之风，但是终因其不合时宜而迅速衰落下去。

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儒学独尊学坛的地位终于被打破，近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等新兴学术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填充了儒学衰退后留下的学术阵地。

从整体上说，近代文化比古代文化丰富复杂，但又明显存在着肤浅、粗糙的弊端。

西方的近代文化经历了两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才形成了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体系，而中国近代文化则不同，仅仅经过了80年的时间，几乎以扫描的速度，跨越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历史进程。

由于历史进程的快速多变，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吸收、消化以及对近代文化的创建，都缺乏充分的内在准备条件，不可避免地使近代文化带有种种不足。

以近代的启蒙思想为例，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龚自珍的“更法”思想，到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种种议论，大都以“经世致用”为指导，以传统学术中的“变易”观为哲学基础，提出的改革主张大多流于就事论事的水平上，缺乏近代社会科学作理论依托，因此，从思想整体上看显得十分肤浅。

康有为把进化论揉进今文经学之中，借用空子的名义提出“托古改制”的思想理论。

这固然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但他的理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经学的旧框框，且论证牵强附会，多有不实之处，不免流于肤浅、粗糙的弊病。

总起来讲，近代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民主与科学的内容，与政治斗争的紧密联系，以及丰富而肤浅的构成，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与古代文化相比，近代文化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变化性和过渡性。

二、中国近代文化的价值取向及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相互融合，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整合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民主与科学是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核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和科学也理应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但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被动的，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由外力催化促成的，是在文化主体面临着生存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被迫进行选择的结果。

因此，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救亡图存的生存斗争和新与旧、中与外的政治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在文化发展的国情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上与西方近代文化截然不同。

因而，其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也必然存在不同。

那么，中国近代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概言之，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以中国文化同化西方文化的本位主义，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国富民的赶超精神，这些应是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内容。

一、危机意识浓重的救亡图存精神

近代中国人选择西方文化的前提是学习西方又用来反对西方侵略者的。

两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意识或曰“变局”意识，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器物文化的优越性，开始着手在坚船利炮方面向西方学习，继而对西方文化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

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济世良方已形成一股不可扼止的思想潮流。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都陆续应时提出。

甲午战败，瓜分危机迫在眉睫。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次救亡图存运动，也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

这次文化革新，涉及政治、教育、史学、文艺、体育卫生、风俗习惯等领域。

单就文化来说，就有“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

维新派思想家们就是通过新文化来“开通民智”、“改良社会”，以唤醒国人振衰起弱，从而达到救国图强的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陶铸国魂”，以及从戊戌时就开始，至“五四”时期形成思潮的“改良国民性”运动，都是基于救亡图存危机意识的文化选择。

二、以中国文化同化西方文化的本位主义精神

近代中国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选择西方文化，但是这种文化主体的选择一开始就存在着主客体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争也由此孕生。

尽管晚清时的欧化思潮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鼓噪一时，但从总体上看，强调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原则，主张在保留文化的民族形式和优秀文化要素的前提下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适应新时代的挑战中实现创造性转型，这种倾向一直是文化发展的主流。

“中体西用”、“本位文化”是这一倾向的保守形式，而维新派思想家们和革命派思想家们的文化选择，则代表着这一倾向的积极形式。

例如，传统的华夷观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特征，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精神原料，也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新起点；

以民本思想包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

以大同思想解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把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转型为近代中国形式的爱国主义；

把中国传统服饰转型为具有西式礼服特征的中山装，等等。

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以中国文化同化西方文化的本位主义方式。

三、以民主、科学为价值取向的求索精神

中国近代文化既然是资产阶级新文化，那么民主与科学也必然是其核心内容。

这些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民主与科学也就成为追求的目标。

在民主方面，早期维新志士称赞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

戊戌时期，维新派宣传西方的民权思想，企图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革命派大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并在实践中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这些可以说都是近代追求民主的具体表现。

到了“五四”时期，文化界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更使民主思想在中国人观念中的比重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科学方面，近代中国人对待科学也经历了一个逐渐从排斥到学习再到观念上牢固树立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与从传统文化转型为近代文化的过程相适应的。

先是承认西方科学文化造就成的坚船利炮等机器的威力，继之全盘地学习并移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洋务时期以后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运动的兴起，近代工厂制度的引进，都反映了近代中国对科学技术的追求。

用近代科学观反对愚昧迷信思想，也是近代文化发展中的一大特色。

戊戌维新时期提倡的天足运动、禁早婚、兴女学，近代以来科学宇宙观的确立、进化论思想的提倡，都可以看成是追求科学的价值取向。

四、以强国富民为国家战略的赶超精神

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盼祖国迅速强盛的赶超意识，是渗透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文化精神。

可以说整个近代，处处在赶超、时时在赶超。

近代初期，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前最具赶超意识的表达方式。

他强调，只要中国向西方学习，达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之时，就会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局面。

对中华民族赶超西方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

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兵战不如商战”。

主张向西方学习经商富国之道，以商战抗衡西方，与之分利，以商富国。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翻译西书，借道日本吸收西学的赶超办法。

强调要选择西方有用之书译成中文，借道日本可以大大缩短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时间，最终达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目的。

孙中山则主张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孙中山：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只有学习到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他认为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并且在近50年的时间里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已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中国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应从电力着手，迎头赶上世界潮流，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社会进步。

上述这些材料说明赶超意识渗透于文化主体的选择行为之中并贯穿于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文化精神。

总之，文化精神是文化的价值内核，它规定着文化模式，制约着文化发展的动态面貌。

而渗透于中国近代历史中的文化精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规定着文化的性格和民族特性的。

三、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

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

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

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

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

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

（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

（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

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

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

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

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

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

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

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

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

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

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

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

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

（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

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

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

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

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

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

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

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

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

（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

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

（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

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

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