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优化社会结构党课讲稿15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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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主演的电影《活着》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化。
葛优饰演的角色解放前是个大财主，很有钱，可惜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把家底都输光了，解放前三年什么财产都没了。
解放后，他成了贫下中农，可另一位赢房、赢地，把葛优家全赢过去的大地主，解放后反而成了“反革命”，最后被拉出去枪毙。
之所以要举这部电影做例子，主要是说明土改这事情是真的。
地主有那么多地，而广大农民手里没有地，所以就用暴力剥夺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
用土地改革的方式去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虽然方式比较激烈，但是比较世界各国历史之后，凡是完成土地改革的国家，其后来的包袱都比较小，发展得很快。
凡是没有实行过土改的国家，发展就相对缓慢一些。
所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打碎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并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来发展。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它是制度大变的前奏。
全国解放之后，不仅是在土地所有权上进行了改革，还包括资本。
解放以前，毛主席在延安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新民主主义论》。
在解放初期的时候，他主张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因而，他设想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允许有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设计国旗的时候，四个小星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所以，毛主席本来是想构建一个四大阶级共存的社会。
在1956年，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设想发生了改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的消灭资产阶级。
当时的私人资本还是很多的，商业资本80%多还是私营的，改革上遇到的情况非常复杂。
1956年夏天，毛主席和当时工商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座谈，他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所有大资本家，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
所有的老板都向毛主席说公有制好，社会主义好。
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速度出乎意料的迅速，原本以为社会主义改造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结果没想到在夏天的座谈会之后，到了下半年，全中国、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了。
一开始叫公私合营，但是后来逐渐就演变成了国营。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土地、资本和房产都进行了重新配置，这些变革直到今天对共和国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说土地，在解放前买一套房子，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是一起出售的，到了1956年，财政部通知禁止土地买卖，一律归为土地划拨，直到1990年，李鹏总理才批准出售土地使用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资本和资产所采取的措施是计划手段，地主被消灭了，资本家的财产也变成了共有。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非财产性的社会分层结构。
没有土地、资本、房产这些基本要素，但社会还存在一个不以财产为本位的体系，比如说当年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
“黑五类”包括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右派、资本家，这些都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红五类”就是那些贫下中农，革命干部。
这种对社会地位的思考同现在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政治分层结构。
以报考大学为例，当时考大学首先要问出身，“黑五类”出身不能去，“红五类”出身就可以报考。
当然分数也很重要，但是有两层标准，一些人经常考高分，却因为出身不好，一直不能上大学。
这种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同，造成在资源的享有上存在很大的地位差异性，它也被称为社会身份分层体系。
比如企业分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当时人们最想进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大型国企，如果是进街道企业，就反而要差一点。
干部和工人也不一样，比如大学毕业，档案就归为干部档案，如果没有达到大学以上，一般就被归为工人档。
在改革以前的结构中，身份是存在的，改革以后总的来说流动性就强了一点。
改革以前农民要进城打工是不被许可，农民必须在农村公社中工作，在农村里生活，这就是户籍身份造成的。
其实，时至今日，户籍身份一直还影响着我们。
第二，比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
虽然当时的工资是分级别的，但是个人其他方面的收入基本不存在，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有别于今天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包含有奖金、加班费等，当时的收入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工资体系，人们虽然也有工资级别的差异性，但总的来看，财产均等化程度比较强。
其他的东西都是通过计划体系配置给全体人民，比如说住房，由于不存在房地产的概念，家庭住房是由单位分配的，申请者不仅要是无房户，还得计算家中的人口数。
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套分房标准，比如工龄、贡献、家庭人数等。
还有，各类商品也并不丰富，过年过节分配的比如花生之类的零食，也是一人一包，均等化非常突出。
第三，冲突型的社会聚合体。
毛主席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主张使得社会的总体张力比较强，在文革时期，没有一个单位不是分裂成两派的。
当然，毛主席的一些社会实验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的，比如“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工人、技术人员应该参与到工厂的管理中去，厂长也应该参与到一线的生产中。
这种建议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民主管理方式。
二、改革以后发生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在进行一场恢复社会结构的实验。
恢复不等于重复。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改革之后还是要允许经营的自主性，所以允许有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
这就形成了类似于改革前的工商业阶层。
一个社会结构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自身的社会记忆。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到1991年，它的社会结构在解体之后就恢复不了了，因为老一辈已经逐渐离去。
而中国能够恢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6年才开始的。
1956年到1978年，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这一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仍然健在，在恢复社会结构的时候，人们还留有社会记忆。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50年代就曾被农民多次尝试过，刘少奇很支持，但过去我们批判这是“三自一包”。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段社会记忆，我们才能在70年代迅速恢复到原来的结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逐渐转变为经济分层。
个体私营阶层，或者称为新生社会阶层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1978年，个体工商户大体是1534万，到了2007年达到了2621万，注册资本是7000多亿。
私营企业在1992年时大约是13万户，到了2007年是520万户，注册资本大概是8万3千亿。
户数并不代表所有者人数，中国的私营企业平均注册的股权所有人大概是2.88人，由此可以得出大概是1300万人。
企业所有者叫老板，所以改革以后，应该说这是一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
当然对这个阶层，中央也有很多新的精神，包括十六大时，允许私营老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中央政策一次很大的调整。
总的来说，还是鼓励这个社会私人经营。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身份的弱化。
虽然还存在着户籍的限制，但总的来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松动。
比如一些地方尝试推行的蓝页户籍制度，只要工作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可以有当地的蓝色户口本。
再比如，改革以前，受单位制影响，跨地域打工基本是很少见的，改革以后流动性增强了，允许个人到各个地方工作、经营。
当然，原有制度的惯性和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比如，一个农民进城办企业获得了成功，我们把他称之为农民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为什么还给加一个农民的头衔呢，这就是因为户籍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城乡差距缩小到最小的时候。
因为改革的初期，主要工作是在农村展开的，农民获益，而城市并没有获得太大的益处。
农民可以卖粮食，收入突然就提高了，造成社会核心群体特别不满意，当时有种说法叫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一位做脑科手术的大夫，可能一夜的手术下来，只有加班费两毛五，这种现象当时被称为脑体倒挂。
所以，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边缘群体受益，核心群体受损。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初至今。
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结构定型化、利益碎片化、流动性变化加快。
首先是结构定型化。
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很高，跨阶级的流动很快，而结构定型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开始形成结构，出现了所谓的上中下层，甚至连文化差异、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北京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有些小区被称之为富人区，学术上说就是区隔化。
出现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什么样的结构合理进行一番思考。
我曾经经历过居住结构混杂的时期，一个居住区域不分阶层，单位扫地的员工和单位领导都住一个楼里。
其次是利益碎片化，与它对应的是冲突性整体的聚合体。
当代社会虽然有很多利益上的矛盾问题，但基本上是比较碎片化的，换句话说，大家可能为了土地、房产或是小区的什么问题而上访，大规模的群体性矛盾比较少。
最后是流动性变化加快。
比如说引起社会流动的原因，通过计算教育的受益率显示，过去，越上学收入越低，叫脑体倒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干脆不上学了，到90年代以后，发现教育是正收益，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上一年学，将来他比接受教育较少的人的收入就要高。
三、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世行的报告数据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变化，在改革前，城市家庭人均基尼系数是0.16，农村是0.31，全国是0.33。
改革以后，到目前的水平大致是0.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0.47，应该说和0.5差距不是特别大。
一般来说，如果你了解美国的数据，美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低于其他学者计算的基尼系数。
但是大体上目前就是估计在0.47到0.5这个水平上，应该说符合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0.47到0.5在国际上属于比较高的不平等程度。
一般基尼系数是以0.4为界，0.4以上进入了高不平等程度，低于0.4就属于中等或低的不平等程度。
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们就得拿到国际上比一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基尼系数是0.629，从地区上而言，南亚地区的基尼系数也是偏高的。
有基尼系数高的国家，同样也就有基尼系数低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德国。
贫富差距是可以直观感受出来的，在这些国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社会是中产主体社会，我们称之为高福利型国家。
这些国家的税收很高，因而造就了完善的公共福利体系，全体国民共享。
有人因此会觉得他们这是社会主义性质，其实这些国家过去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也是主张搞社会主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我们也有过一场争论，就是关于怎么来看待社会民主党。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恩格斯建立第二国际，后来其中的一部分欧洲党派就演变成今天的社会民主党。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国家差异很大，比如，我们曾经在芬兰进行过座谈，就问当地官员芬兰的人口有多少，芬兰官员很自豪地说，芬兰有290万人。
要知道就海淀区而言，就有人口450万。
如果按照管理人口数而言，芬兰的最高领导人也就只能是海淀的街道界别。
这当然只是个玩笑，主要还是想借此说明我们的国情差异非常大。
我们去欧洲做调查时，除了挪威以外，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也都下台了。
原因在于均等化搞得过了，造成了整体税负水平很高。
有一次去瑞典一座大学搞座谈，这所大学我没听说过，以为是很普通的学校，可到那之后，我服气了，就这一所大学就出了2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问参加座谈的瑞方代表，你们一年交多少税，对方说，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交税高的时候税率是84%，现在的税率是66%。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理解每个国家之间体制的差异。
那天座谈的时候，有一位教授的话让我感受深刻，他说可能你们并不太理解我们的体制，老以为这是社会民主党，搞的是社会主义，其实这个体制是受长期的宗教印象。
这句话令我恍然大悟，民情的差异，会使这套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基尼系数在改革前比较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基尼系数高涨的呢？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两大学术派别在争论，一派叫新自由主义派，另一派是新左派。
新左派认为贫富差异大是政策出了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同改革开放前相比，国家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的政策。
贫富差距过大，理论上有很多解释的原因，大体上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造成的。
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一个最主要的不同，就是计划体制是由行政力量来调控社会资源，而市场如同亚当·
斯密说的那样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种形式就容易造成在竞争中强势一方同弱势一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的一个理论就叫做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
库兹涅茨是大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收集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数据，然后做了一个聚类分析。
他的方法是，先收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然后再查看这个国家的不平等系数，比较典型的是基尼系数，把这两个做相关分析，统计学叫聚类。
他试图说明的是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当国家或者说当年人均GDP很低的时候，均等化程度很强。
库兹涅茨是一个实证经济学家，他用数据证明了这个理论。
通过这一理论来探讨我们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这里面可解释的原因就很多了，比如在市场经济刚建立的初期，有很多的漏洞。
再比如，从2007年开始，凡年收入超过12万的人，必须向国家报税，2007年第一次数据上报，全国报了160万人。
有一天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请嘉宾分析一下这个数据。
政府部门的嘉宾说话比较谨慎，认为数字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当即反驳，私营企业主就有1300多万人，结果怎么只有160多万年收入12万以上的，而且主要是都是工薪阶层，老板基本都没有上报。
那天的节目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老板在每年报收入的时候会告诉会计人员把自己的收入做成12万以下。
改革以来，资源的配置方式有很大的变化。
改革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是政府的作用，各级政府来配置资源。
改革以后就有一个重要的杠杆叫做市场的作用。
当然，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也是应该有多次分配的，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等等，但是市场的作用就意味着承认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去运作。
那么，竞争过程中确实有很成功的，也确实有很失败的，如果真的是凭市场的作用而变富了，那么我们得承认，这个人有本事。
比如联想总裁柳传志，就很有本事。
改革开放后，突出了市场的作用，并不是完全忽略了政府的作用，而是政府的作用因素比较复杂。
比如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政府出台了这么多调控政策，结果是越调控，房价越高，所以说市场经济不完全听政府的。
贫富差距的扩大，其中还有权力的作用。
权力的作用包含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不合法的。
一个人动用公共权力去贪污受贿，自然是不合法的。
但也有所谓的合法手段，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千万年薪，理由是薪资水平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进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合法的。
但是它合法不合理，因为保险公司的高盈利是国家垄断地位提供的。
这就是凭借一定的权力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作用是关系。
中国人常说关系社会，社会学也专门研究关系的作用，它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在分析关系的过程中，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如何看待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如果改革之后，真的是凭借市场竞争获得成功，那么社会公众不会对此有什么过多的抱怨，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人并不如此。
纵观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的来说，在这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应该是具有合理因素的，否则就不会有改革30多年的进步，但也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当代中国正处于库兹涅茨所说的倒U曲线的前半段。
世界各国在这个过程中都出现过很多的不公正现象。
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马克思当年就呼吁要剥夺剥夺者。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央也一直在思考，并做出一些调整。
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上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提法已不同于十六大报告中所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对于低收入者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然后有效调整高收入。
在十七大中，胡总书记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就是说初次分配有时候干涉不了，因为初次分配是依靠市场竞争，它可以使企业成功和失败。
再分配就是政府把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时候，就不能再向有钱人倾斜了，应该把它做得更公平一些。
十七大报告里还有句话，就是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句话讲得也是很原则，就是现在差距扩大得很快，要想使用政策进行干预，迅速停止它，再次把财产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30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逐步扭转趋势，而不是彻底打碎再建。
在社会学理论上探讨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书很多，比如陆学艺的《当代中国阶级阶层》，他是中国社科院社学所的所长，用十阶层论来解释改革以后和改革以前的不同。
再比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断裂》，他更多的是向社会一个警告，告诉大家，如果这样运作的话，社会有可能断裂。
换句话说就是穷和富之间，或者有一个社会群体被抛弃在外，如果那样的话，扩大内需就很难实现。
我曾经提出一篇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也是说改革要考虑到任何一个政策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改革总得对多数人有利，一个政策才真的能够往前推进。
改变目前差距过大的方式之一是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重。
扩大内需，是要扩大哪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以消费能力而论，当然是中产阶级有消费能力。
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包含五类人，一是管理人员，二是专业技术人员，三是新中产，四是效益比较好的各种企业的职工层，五是个体私营。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进行过概算，发现所谓中产阶级在我国全部就业者中的比重，大概每年不超过16%。
中国就业者大约是8亿人，就是说13亿人里面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就业者是8亿人，8亿人的16%就是1.2亿。
那么1.2亿是就业者，其中还不包含中产阶级家庭成员，而这部分就业者挣的钱给谁花了？
孩子花了，那孩子也是花钱的。
所以我们大体上加起来，就是比较有消费能力的人算起来两亿多人，人数超过日本人口总数。
改革开放30多年，原来设想的是富民政策，既然要富民，那就要让大多数人能够进入到一个中等收入的水平，使得他们有消费能力。
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因为整个社会运作受到突发性事件影响太大，所以有的时候不好预测。
胡总书记说要大力建设民主法治，我们要走法制社会的道路。
因此，中国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建设，进入一个按常规运作的社会，那么对于未来就可以做出一定的预测了。
预测实际上叫外延法，预测仍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测将来怎么发生，所以按照中国现在的变化，到2038年，我们的农业劳动者在全国劳动者中所占比例就达到10%，换句话说，1978年我国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是70.7%，如果到2038年下降到10%，那将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东亚国家走的道路来看，农民群体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社会变化从结构上看，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城市化。
城市化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到2038年，我们的白领人数在整个比例上就要超过蓝领劳动者，应该说那是社会结构的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政策在实际上构建社会结构，因此，如果能够有效调整政策，使政策能够调整出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结构，那么，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是极其有益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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