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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的索罗斯,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
而他的公众形象,则颇为复杂。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美国《华尔街日报》);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更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
——与投资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许稍低。
他创立或参与创立的数家基金会,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民社会成长。
——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
不无巧合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他的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政府政策中。
2008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
9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政府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
10月初,美国国会仍在为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
10月下旬,《财经》专访索罗斯时,保尔森已经一改初衷转而采取注资的方式。
此后,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
比如,10月28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
今年1月,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索罗斯或许只是众多为政府建言的人之一,但这位“中标率”颇高的建言者,其见解或许值得一听再听。
2009年3月11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财经》记者再访索罗斯。
采访在纽约曼哈顿区七大道888号32层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进行。
索罗斯一袭黑西服,雪白的衬衫和齐整的领带,标准的华尔街装束。
采访过程中,他不断把玩记者的名片——在这位叱咤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架子,感觉不到压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犀利。
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头发尽染银霜,眼角爬满皱纹,却难掩其蓝灰色眼睛顾盼之间的熠熠神采,以及偶尔的微笑中流露的天真和狡黠。
“我笑不出来,因为现在形势很严峻。
”拍照时,索罗斯说。
“超级大泡沫”
《财经》:
你曾经多次成功地预见金融危机并从中获益。
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罗斯:
我自己发展的一套理论,或称一种哲学,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同一般的。
可能是这种观点,使我能够在泡沫生成的时候就把它们辨别出来。
通行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所有的可得信息,我的理论却不是这样。
其中包含两个假说,其一,市场总是扭曲可得信息。
因为市场是投资于未来的,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市场总会有一些偏见,产生与现实不符的扭曲。
其二,金融产品的错误定价,总能影响或改变那些价格本来应该反映的基本面。
市场和基本现实之间这种双向的联系,意味着市场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同时也主动地“影响”现实。
我称之为“反射性原理”(principleofreflexibility)。
泡沫的产生,首先要有一种主导了现实的趋势,然后要有对这种趋势的错误概念,而这二者之间反射性地相互加强的结果,就会导致泡沫,泡沫变得不可持续就终将破裂。
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形式。
具体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呢?
这场危机恰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谬误。
我认为,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但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温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
这次危机不同于80年代以来的那几次;
那几次只不过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而这又强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能够自我纠正”这一错误概念。
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干预纠正的,不是市场自我纠正。
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其实就是“市场危机-政府拯救-再危机-再拯救”的过程;
市场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对许多问题听之任之。
在这套游戏规则下,许多小泡沫累积、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政府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施以援手了,危机就完全失控。
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金融泡沫从此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新旧”银行
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za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
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
政府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
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
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
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
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
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技术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并使可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
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
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
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
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
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进行放贷。
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目前政府正在检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即所谓“压力测试”,这会持续到4月底。
然后就得决定,对每家银行采取什么措施。
在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你说的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成立一个“新银行”和一个“旧银行”。
也有许多人建议成立专门的“债务银行”,持有从金融机构中剥离出的“有毒”资产,你对此怎么看?
1994年用过这种方法,但用于今天的情形效果不会好。
当年的存贷款危机之后,人们设立了一家独立的“坏银行”,处置了所有的不良资产。
当时行得通,是因为资产数额相对较小。
但现在问题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现有这些银行是旧业务的最佳接管人,它们明白做什么、怎么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给“有毒”资产估值的难题。
如果拆分出“坏银行”并把资产拿来拍卖,你就得估值。
但如果只是把这些资产存在银行里,用银行的资本、股权、次级债务来覆盖这些资产,就可以慢慢等,让这些资产逐步得到清算。
“有毒”资产有可能还会恢复一部分价值,特别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所说的“旧银行”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一个实体,它只是一种清算资产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银行业务。
把有贬值压力的资产都“另装一个口袋”,以免它们对其他业务产生严重影响。
“旧银行”针对的是过去的业务,所有的新业务都由那个“新银行”来处理。
“新银行”,“旧银行”,其实是一个整体;
“旧银行”完成使命的时候,也就成了“新银行”。
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以便进一步推进。
你认为呢?
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政府的影响。
在所谓的“国有”期间,政府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
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就是说,政府要尽早退出?
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对。
政府要准备尽早退出。
政府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
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
现在必须用政府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
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我们目前还在第一阶段,他们还没有成功。
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对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
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
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于美国。
美国政府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
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
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它们的很多银行实际上都是欧美跨国银行的子公司,这些银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资金。
这些国家面临着贷款即将到期的现实,却不能融得资金来偿还;
它们的危机还要继续恶化。
我们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美国和中国现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协力合作。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
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
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
你不能指望出口增长,因为外需不再,只能刺激内需,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
要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
光刺激GDP增长,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
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基建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
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是发展乡村,还是扩展新城市?
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认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所以我今年6月要去中国。
那时,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那么,欧美经济呢?
2010年能够恢复吗?
恢复不到过去。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都需要重大调整。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所有国家都应该出一把力,因为如果全球化破裂,每个人都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
但现在破裂的可能性很大。
要维系它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必须调整、更换那些坏掉的部分。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就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但我们没有。
现在的监管都还是国家层面的。
所以,必须增强现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这是眼前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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