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词人秦观的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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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财用上》一文中云：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以此见理财先食货。
”他视食货为帝王之要务，安中国、服四夷的关键，因为“今国家北有抗衡之虏，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费，散万之吏取给于水衡之钱，百万之兵仰食于太仓之粟，”在这公私窘急之时，作为人臣，就应该“扬榷敛散，以究虚盈，以济用度”（《淮海集》卷15）。
他从务实出发，不避言利之名，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大胆的言论。
我们不妨加以比较。
在秦观之前，李觏在其《富国策第一》中，曾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把财政收入作为一国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
但他言财利以符台《周礼》为准则，非礼则不行。
以后王安石以理财为变法的首要目标，但他把理财和言利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其《答司马谏议书》云：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而秦观不仅不避言财利之名，而且把元祐年间“邈然以风裁自持”的士大夫比作伪君子，说他们就象“晋人王衍者，口不言钱而指以为阿堵物”，是“奸人故为矫亢，盗虚名于暗世”（《财用上》）。
他还指出，这些士大夫一听到言财利，就斥之乃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之所为，是要搜刮民财。
然而“昔管仲通轻重之权，范蠡计然否之策，肖何漕关中之粟”，他们都是言财利之臣，都生活在东郭咸阳等人之前，史书又都誉为名臣贤相。
效法他们的榜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秦观在文中继续写道：
“先王理财之意，惟其适平而巳。
”这是他对财用的总要求，即天下之财，既不能偏归于公室，也不能偏入于私家。
他指出，在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大农富贾“以农田而甲一州，贩脂而倾都邑。
”他们从僮骑，带刀剑，横行乡曲，声伎之奉，拟于侯王。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天子以慈俭为宝”，对“田畴邸第，莫为限量；
衣食器皿，靡有约束。
”很显然，他反对朝廷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斥责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秦观反对天下之财偏入于私家，但也不赞成偏归于公室。
他说：
“熙宁、元丰之间，大臣用事，始作法度，与时变通，青苗、免疫、市易之利，相次而作。
有司日夜手画口说，区处于中，使者旁午，冠盖相望，奉行于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
江淮则增煮海之息，闽蜀则倍摘山之赢，青徐则竭冶铸之利。
其他希风旨，效计数，无名之取，额外之求，盖不可胜数。
而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
”这段话全面地、严厉地批评了王安石变法，我们能不能据此而说他属保守派、复辟派呢?
如果不能，那末应如何看待他的这些言论?
下面逐项试加分析。
关于实行青苗法，王安石在《上五事札子》中说：
“昔乏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临川先生文集》卷41）。
官薄其息，显然是掩饰之辞。
青苗法规定二分取息，有些地方实际是三分，则年息达四分到六分。
在借时按当时粮价折钱，时值青黄不接，粮价自高。
归还时也按当时粮价折钱，可收获时特别是丰年时粮价低。
这样本金在钱数上没有变化，但粮食之数却比借时增加了许多，实际上“取利约近一倍”。
加上在实行过程中，官吏营私舞弊，也会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就实质而言，青苗法是官方所经营的一种高利贷，是为了获取很大的财政收入。
秦观对此有所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事。
诚然，青苗法的利息一般比农村高利贷者要轻，对兼并之家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而这秦观是不会否定的。
他与著文为农村高利贷者辩护的司马光和苏辙，态度是不同的。
关于差役与免役之争，在元祐初仍然很激烈。
秦观的《论议上》云：
“有司阅四力之牍眩蜂起之说，牵制优游，相视而不断者二年于兹。
”（《淮海集》卷14）究其原因，他认为是士大夫私心太重。
进用于嘉祐之前者，以差役为是，免役为非；
进用于熙宁之后者，正好相反。
他们都据偏守独，不能出于至公。
在他看来：
“差役之法，虽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数年而一更。
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筭，囷仓竭于飞輓，资产破于厨伟。
这就是说，凡由州县胥吏所担任的差役，数年即可更换，甚至可以升官。
而由百姓所供的差役，或转辗道途，疲于奔命；
或包赔损失，以至倾家荡产。
很显然，他认为差役法破败百姓，甚于水火。
对于免役祛，他同样认为有利也有弊；
“免役之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以免其身。
然而平估至于室庐，检括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厚积以为封桩，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
”他看到免役法之利，民户只要缴纳免役钱，就无差役之苦，就能“归于畎亩，不违农时”。
而其弊在增加了城乡贫民的负担。
因为差役原来由乡村上、中户轮流充当，而实行免役法后，下户也要纳役钱。
未成丁户、单丁户和女户的经济条件以不好居多，则要纳助役钱。
除规定的免役钱外，还要纳二成免役宽剩钱。
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还超过，达到四五成。
为了敷配钱数，胥吏肆意抬高户等，“平估至于实庐，检括及于牛马”，必然常有发生。
免役法的推行，扩大了赋敛征收面，王朝得到巨额收入。
元丰以后，皇帝内藏库即封桩库逐新增多，以便储存金帛和缗钱。
因此，秦观指责免役法苛民，那是客观事实。
但他称“其弊甚于差役”则是错误的。
免役法用货币代替极为苛重的徭役，大大减少了充役人数，使民专力于农，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此法按户等纳钱，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富之家，就不得不多负担一些，有利于抑制兼并。
正由于此，当司马光奏请罢免役法时，过去反对新法的苏轼、李常等人就与之激烈论争。
苏轼说：
“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续资治通鉴》卷80。
元祐三年二月乙酉条）。
司马光虽言各地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实际上则是“四方惊顾，众议沸腾，皆思雇而厌差”。
关于实行市易法，王安石说：
“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流而国用饶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条）他公开承认此法既为商品流通，亦为增加财政收入。
这是由官方直接经营商业，目的为限制富商乘时射利，在流通领域内进行垄断。
在实施过程中，正如苏拭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所说：
“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
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
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东城奏议集》卷一）秦观亦说市易法是“令吏坐列肆，贩物以来利”（《财用上》）。
实行的结果是：
有助于国用饶，但阻碍了商品流通。
秦观云熙宁、元丰年间，“江淮则增煮海之息，闽蜀则倍摘山之赢，青徐则竭冶铸之利。
”这是批评宋神宗对盐、茶、冶铸进一步实行禁榷。
宋政府视盐利为重要收入，当时盐主要产地在江淮，即两淮两浙盐区。
熙、丰年间，宋、夏战争频繁，所费甚巨，政府大增盐利以应急。
与此同时又扩大茶榷，在一些从未榷茶的地区如川蜀新榷茶。
熙宁七年，蜀茶年息为四十万缗，元丰后年息增至八十五万缗。
宋代矿冶和铸币制造业很发达，铁的年产量约十五万吨，居当时世界首位，青州、徐州、兖州，磁州都产铁。
在熙宁年间采州矿税实物征收制，官二民八。
元丰之后，京东铁由不榷变为征椎，官府强购强销，冶户遂有破产之忧，农户购买铁器也难。
由此可见，秦观所言均是历史事实。
禁椎之制，古已有之。
其直接日的是集财富于朝廷，不让商贾分其利。
这种专卖制主要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对生产者强行压价派购，对消费者抬价配售，稍有违欠，则胥吏追呼，鞭笞棰扑。
它盘剥盐民、茶园户、坑民的劳动成果，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激化了阶级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长期以来，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名言，使许多学者为之倾倒。
在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成就时，他们总是反复提到元丰时：
“中外府库无不充衍。
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史·
安焘传》）。
提到宋神宗在元丰年间。
先后建立了封桩库五十二座。
在当时收入中，夏秋二税与宋仁宗嘉祐中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和《文献通考》卷四的统计，绵帛和五谷的岁入甚至还减少，只税钱稍有增加。
但是国库总收入比以前几乎增加了一倍，确实做到了不加田赋而国用足。
其新增收入主要来自青苗利息、役钱、市易钱和禁榷专卖。
而秦观对这些收入持批评态度，称之为“无名之取，额外之求”是“有司日夜手画口说，区处于中”的结果。
他否定新法中有进步作用的一面，可能也是据偏守独，但应该认识到：
在他的批评中，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经济思想。
我们评价一种经济政策，首先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商品流通所起的作用。
北宋中叶，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屁，促使产品不断增加，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也相应增加。
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将近一亿，超过盛唐人口近一倍。
而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商品需求量成倍的增长和商人队伍的成倍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卷入商品的范围，会使农民弃农从商。
这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是不利的。
小农经济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国家的赋税徭役、地主的消费，主要的是来自小农。
如果小农经济不能保持，封建经济就会瓦解。
困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竭力维护小农经济，本能地害怕商品经济。
均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
他们加强官办工业和各种禁榷，一是为了追求巨额财政收入，攫取大量社会财富；
二是为了对商贾进行严密的控制，阻隔私商同小农、私人手工业的联系。
他们运用十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经济职能，竭力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
破产的农民不能涉足城市，只能转死沟壑，或成为流民。
同时又诱使商人把一部分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道路。
这样做，既增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又使商贾不能形成独立的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不能出现重大突破，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秦观对这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表示异议，赞成“罢青苗之使，废市易之司”，主张“摘山、煮海、冶铸之事，他日吏缘以为奸者，临遣信臣更定其法”（《国论》，《准海集》卷12）。
显而易见，他的这些主张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十分可费的。
长期以来，论述北宋经济的专著，均言当时商业兴盛，城市繁荣，可是肯定商人的作用特别是大商人的作用的篇章却罕见。
其实，商人联系城乡经济，联系生产与消费，调节商品之有无，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他们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秦观反对富商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但也不抹煞他们的功劳。
他在《安都》一文中云：
“大贾之室，敛散金钱，以逐什一之利；
出纳百货，以收倍称之息”（《淮海集》卷十三）。
这就是说，大商人虽为谋利，但在集中资金、经营、百货批发、组织货物长途贩运等方面，都付出了智慧和劳动。
他敢于肯定富商的作用，是受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影响。
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公开主张朝廷应与商人“共利”。
因为利不可专，“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
商贾“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
如以利诱商，则货源畅通（《居士第》卷45）。
在中国经济史上，这是少见的大胆的誉商言论。
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云：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
其实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
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
”除了言经商亦难之外，他称赞了富商采用较发达的商品交换方式，即预购和赊卖。
从欧阳修、苏轼到秦观，他们师徒承传，都承认商人的功劳。
为此，他们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上述的言论，也成为他们被列入保守派的佐证。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立场，而是站在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立场，那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二）秦观的法制思想
北宋立国，以镇压农民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复辟作为建国方针，对人民实行严酷的统治。
中叶以后，在内外矛盾急遽发展的形势下，宋统治集团的一些人，都在考虑如何加强王朝的统治。
秦现的策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向皇帝献治民术。
他的法制思想，集中表现在两篇《治势》（《淮海集》卷12），两篇《法律》（卷l4）和3篇《盗贼》（卷l7）中。
在两篇《法律》中，秦观指出历来的统治者，其治民术不过诗书和法律两种而已。
三代时纯用诗书，言孝悌忠信，此乃人之所欲，深得人心，故享国安荣。
秦时纯用法律，鞭笞斩艾，焚书坑儒，此乃人之所恶，故迅速而亡。
汉代和唐代诗书、法律并用，享国虽久而安荣之日少。
当然，古今异势，他知道如令再讲纯用诗书，尽去法律，那完全是腐儒不通之论，他只是建议朝廷要“以诗书为本，以法律为末”而已。
他的建议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因为“近世之大弊”，是“废诗书而从法律，是举天下而入于申韩之术”，这样就陷于不仁不义。
他反复思索，说这一大弊是由朝廷科举制造成的。
在熙宁年间，朝廷建立了专学法律的律学，本意是“欲其习为吏也”。
后来对学律的人，“假之太优，擢之太峻”，“数岁之间，持斧仗节，领一道之权”。
而学诗书的制策进士，“留滞于州县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调者。
由此人们就重法吏，轻儒臣。
不难看出，秦观崇尚儒家的“礼治”，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
批评熙、丰年间重用法吏，所行乃申韩之术。
“御天下之术，必审天下之势”。
秦观在两篇《治势》中，建议君主施政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自信臆断。
他说，在嘉祐之后，“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简自便”，习安玩治，失之于宽。
故神宗即位之初，讲法度，布威灵，以猛政救缓势。
元丰之后，执事者矫枉过直，“上下迫胁，民不堪命”。
故哲宗继位后，“平冤狱，振乏馁，与天下休息”，真得以宽政解急势之术。
他所推崇的仍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即孔子所云：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
昭公二十年》）。
秦观写了三篇论《盗贼》，足见他对此事相当忧虑。
他看到了“盗贼之起，小则蜂屯蚁聚，虏掠闾里；
大则擅名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
”致使郡县之间，枹桴鼓相惊，无有休止。
内患既然如此严重，那就应采取对策。
他认为，要平定“盗贼”不难，而欲绝灭之却很难。
要想绝灭需取二法，一是不可招降，二是不可穷治。
因为招降之后，其魁首“不失爵禄之荣”，无异是“诱民以为乱”。
如果穷治党羽，则迫胁之民“月逐逸山海，脱身而求生”，那就成了“驱民以为乱”。
至于当时“盗贼”蜂起的原因，秦观以为不是由于“赋敛横出，徭役数发”，而是由于“任法不任吏”之故。
他说，当时治“盗贼”之法可谓相当严密：
凡得财满匹及伤人者，就判处死刑；
凡窝主情重者斩；
关于捕获亡逸的赏罚条例有数十条之多。
但是效果不佳，仍然“寇盗横炽”。
他认为，民之为盗，其情不一，想以划一之法，御不可胜数之情，官吏又无轻重取置之权，不能区别对待，岂能弭盗?
因此他主张“宽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权”，使之能法外处置“盗贼”。
秦观所本是荀子的“人治论”。
荀子的《君道》云，法是人制定的，还得靠人去贯彻。
国家大事复杂而且经常变化，法律不能概括无遗。
又不能随机应变。
应该依靠贤才的灵话运用。
秦观的关于法制的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就“颇用重典，以绳奸匿”。
宋太宗曾残酷镇压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诏书中严令“尽加杀戳，不得存留”。
宋仁宗时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处罚，并恢复了“凌迟”等酷刑。
到神宗时“重法地”扩大到京东、河北、淮南诸路，并颁布了保甲法，令各路推行。
强化治安的措施日趋严酷的过程，反映出北宋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
秦观不反对严刑竣法，并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出谋献策．表现了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
他的法制思想中的反动部分，是那个时代反动政治的产物。
秦观的关于法制的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法制思想的变迁。
秦行商鞅法，残暴刻毒，国运局促。
熙宁、元丰年间，公开崇申韩之术，阶级矛盾更激化，效果不佳。
故自汉、唐以来，地主阶级的法制传统即以儒为主，儒法结合。
儒家的礼治主张德主刑辅，恩威兼施，德刑并用。
它维护森严的等级特权，又给这种特权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这比法家主张的“以刑去刑”更有利于统治者。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之外，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和精心设计的儒家学说，也起了巨大作用。
（三）秦观的人才学
《人才篇》（《淮海集》卷14）是秦观最杰出的《进策》之一。
此篇创造性地提出人才分类，即有成才、奇才、散才和不才四类，并指出各类的特征及如何任用。
他的20篇《进论》中的很多篇章，亦直接或间接地阐明他的人才学说。
什么是成才?
文中云：
“器识宏而风节励，问学博而行治纯。
通当世之务，明道德之归”作为人主要“付以大任而备责之”的成才，必须知识丰富，才能卓越，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器识和道德修养。
关于人才的这一最高标准，他在《将帅》篇中有具体解释：
“福于己而祸于人，则功有所不立；
利于今而害于后，则事有所不为；
功成事毕，自视缺然，无矜大之色。
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将也”（《淮海集》卷l6）。
这段话说明了器识、行治和道德的含意。
而在文臣中，他认为张良能达到这一标准。
在《崔浩论》中，他说张良为汉初三杰，韩信王楚，肖何功封第一，而张良只要求封留。
汉高祖出征，太子监关中，张良位处叔孙通之下，而无矜伐不平之意（语见《淮海集》卷21）。
他所论的道德修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自然不同，但他论可付大任的人才。
除知识才能外，还必须具备特殊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什么是奇才?
“经术艺文，吏方将略，有一卓然，过人数等，而不能饰小行，矜小廉以自托于闾里。
”例如诸葛亮就属于奇才的范畴。
他自比管仲，乐毅，器识不宏。
他能助刘先主成霸业，与曹魏攻战，然而刘先主只是一霸者，取天下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则不如孙仲谋，他充其量只是一“霸者之臣”。
他有应变将略，治蜀为政清明，但刘先主伐吴，不能强言东，行治道德有所及缺“（语见《诸葛亮论》，《淮海集》卷21）。
奇才虽然不及成才，但“嵚崟历落，颖脱绝伦”，人主宜深加爱惜，用之而不疑。
如果求全责备，他们只能老于耒耜之旁。
对于人才，我国古代贤哲们均主张“成大功者不小苛”，“有大略者不问其短”。
因为“圣人无全能。
万物无全用”。
秦观对此思想有所发展，其评诸葛亮亦有特到见解。
什么是散才?
“随群而入，逐队而趋，既无善最之可纪，又无显过之可绳，摄空承乏，职位而已。
”这段话揭示出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官僚的特征。
他认为石庆、张安世就是这种散才。
汉武帝用法严酷，连诛丞相和大臣。
而石庆能终于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实因“无能有所正言”，“用事不关决”而已（《石庆论》《推海集》卷19）。
张安世是汉宣帝时丞相，“匿名迹，远权势”，人皆以为贤，实际上是“深思熟计，欲以自媚于上”。
凡朝中定大政时，他就称病，等到议决后方出而视事。
为相时久，无所进贤，又无显过，仅备位而已（《张安世论》、《淮海集》卷19）。
对于这种散才，秦观主张“明赏罚而磨砺之”，就是说要加强考课，根据其实际政绩而决定奖惩。
在封建社会里，君主的高度集权，庞大的官僚体制，是产生这种取位、备位守员的土壤。
这类人无才无德，却能终于禄位，甚至获得贤名。
秦观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批判封建主义，仍然有启示意义。
什么是不才?
文中云；
“寡闻见，暗机会，乖物理，昧人情，执百有司之事，无一施而可。
”这种人见闻不广，不识机遇时会，不明事物之理，不通人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宜屏而不用。
在其他一些策论中，秦观也表述了他对人才问题的可贵见解。
他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如说士人是“国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系，四海治乱之所属”。
袁绍以为杀一田丰不足以与损益，结果因此而亡（《袁绍论》）。
他认为善用人者，要“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
用人如果只看资历，“则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人，或拘格而邅回”。
如果只看重望，“则狂缪之流，矫亢之士，或以虚名而进拔”（《官制上》）。
他认为君子论人要看其终身大节，如果丧大节，虽有一时之美，一日之长，也不可取（《王俭论》）。
他说君主用真才，主要用其良谋。
如周世宗用王朴平边策，先易后难，先平江南后图北汉，此英主之所为（《王朴论》）。
而唐肃宗不用李泌先取范阳，捣贼巢穴之良谋，卒成方镇之患（《李泌论》）。
这些都表现了秦观关于人才问题的真知灼见。
（四）秦观的军事学
秦现自称系将门后裔，少年时豪气纵横，好读兵家书，想在征讨辽国和西夏的战争中，建立功业，恢复汉唐故地。
他们关于军事方面的《进策》为数最多，有《将帅》、《奇兵》，《辩士》、《谋主》（《淮海集》卷十六），《兵法》（卷十七）和三篇《边防》（卷十八）。
他的《进论》中亦有论历代名将和战争之作。
宋代立国后，北有强辽压境，西有西夏侵扰。
统治者虽长期献纳岁币，屈辱求和，但仍惶无宁日。
其中西夏为患尤烈，正如秦观所云：
“西边岁费四百余万，而羌虏数入逆，执事如雁行，将吏被介胄而卧（《边防上》）。
为此，他在三篇《边防》中，研究了宋与西夏的战争史。
考校胜负得失，并提出今后的对策。
他指出：
在宋真宗咸平年间，西夏李继迁先后攻占清远军和灵州，其得志的原因在于“继迁之党以凶悍狡险之姿，据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冲。
”这就是说，西夏军队劲勇而善战，又占据有利地形。
而宋方则“上下厌苦于兵，俱欲休息。
”君臣均欲苟安，士无斗志，岂有不败之理！
在宋仁宗宝元、庆历之间，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
元昊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计数足以济其奸，勇决足以成其恶，料敌合变，有古单于之风，小羌入事请盟，唯恐居后。
”而宋方呢，“天下承平日久，边防之备大率皆弛，将不知兵，而兵不习战。
”这是从政治，将帅、军制和士兵训练等方面，揭示宋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在宋神宗元丰年间，经过整军，将帅已经选择，士卒亦有训练，器甲犀利，财用充足。
加上当时西夏发生宫廷政变，夏惠宗被禁囚，内部分裂。
宋神宗就五路出兵攻西夏，曾深入腹地，直抵灵州。
但结果大败而归。
秦观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宋军多步兵，“军动以转输辎重自随，非馈饷不行。
”而敌方多骑兵，“各赢斗升之粮，负于马上而战”“潜以精兵击吾归路，吾军粮尽引还，财腹背受敌。
”接着西夏又集中兵力攻下永乐城。
两次战争，宋方士兵和民夫死伤数十万人，还损失了大量物资。
秦观写这些策论时，只是蔡州州学一教授，既无从军和从政的经历，又来到过西部疆场。
但他对近百年的宋夏作战史了如指掌，评论得失，咸中肯紫，足见其对国事的关心，长期读兵家书亦确有所得。
在元祐初年，司马光迫于西夏连年用兵，主张归还元丰年间所攻占的兰州和米脂、葭芦等四寨。
而主战派安焘表示反对，认为是弃险与敌。
他说为国者不能畏用兵，须复讲攻扰之策。
且西夏“乾顺幼竖，粱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若有以离间之，未必回不戈而多怨，此制胜一奇也”（《宋史·
安焘的奏章，秦观自然不得不闻，但他向朝廷呈献的对策则与安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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