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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志，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讲师。

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道教哲学研究作一全面描述和评论，其时间下限止于1997年。

一、道教哲学研究的特点和历史

要了解道教哲学研究状况，首先应该把握它的特点。

道教哲学是道教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

与道教的其他分支学科比较而言，道教哲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是在其学科概念和性质不确定的状态下探讨道教哲学的。

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不确定的表现之一是至今对道教哲学概念的认识还存在着重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道教哲学仅仅只是道教中类似于老庄道家哲学的言论，老庄诸书“为道教哲学之精义所在”[1]，“道教的宗教哲学主要由老庄思想为主干的道论组成”[2]。

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在历来道教与道家不分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形成的。

另一种观点则与其相反，主张“区分道家哲学与道教哲学”，认为道家哲学只是一种哲学流派，而“道教哲学是为其教义服务的，是其教理教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对道教教义的哲学论证就是道教哲学，在这里道教神学和哲学几乎是浑然一体的”[3]。

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恰当地界定了道教哲学。

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不确定的表现之二是道教哲学研究常常混融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研究之中（如卿希泰先生所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道教文化新探》就包含了不少道教哲学的内容），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只有少数论著标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道教哲学本身，如李刚所著《汉代道教哲学》和卢国龙所著《道教哲学》，这使道教哲学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

在我们看来，文化范畴大于思想范畴，思想范畴又大于哲学范畴，道教哲学包含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之中，但彼此之间又是有区别的。

道教哲学还有待于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研究中独立出来。

我们在评述道教哲学研究状况时，并不仅限于标明为“道教哲学”的论著，也包括了一些有关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但只抽取其中属于道教哲学的内容来评述。

其次，要了解道教哲学研究状况，还应该弄清它的研究历史。

道教哲学的研究史与道教研究史几乎是同步的。

1949年以前，由于道教在近代的进一步衰落以及民主与科学思潮对道教的批判，道教受到冷遇，道教研究不受重视，只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蒙文通、王明、陈垣、陈国符、刘鉴泉、许地山、傅勤家等写过一些道教论文和著作，有关道教哲学的论著则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试列举如次：

黄季刚《仙道平论》（《雅言》1914年1卷2期）、容肇祖《读〈抱朴子〉》（《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1926年22、23期）、姚永朴《三教异同说》（《民彝》1927年1卷6期）、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1927年2期）、胡哲敷《道家哲学与道教》（《新中华》1933年1卷19-20期）、蒋维乔《道教思想的由来及其哲学》（《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年2卷6-10期）、许地山《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读书季刊》1935年1卷2期）、易君左《道教教义的检讨与批判》（《文化先锋》1943年2卷22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中央日报》1947年9月15日）。

1949年至1966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道教研究曾一度被视为禁区。

虽然也有解禁之时，但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较少，成果不多，17年间发表的论文共计50篇左右。

有关道教哲学的论著相应地也很少，除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中有关道教哲学的章节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论文，如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5期）、王明《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日）、俞松青《老子道家思想与〈太平经〉》（《光明日报》1961年6月4日）、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1期）、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等。

1966至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道教研究可说是一片空白，道教哲学自然也没有什么研究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各门科学研究恢复了生机，道教研究尤其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出现了至今未衰的道教研究热潮。

据统计，近20年间发表的道教著作约70种，论文约1400多篇。

其中有关道教哲学的论著超过30%，在道教研究中所占比重与道教史相当，两者都远远超过其他道教分支学科如道教科学、道教伦理、道教文学艺术、道教仪式等的研究。

这表明，在人们对道教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高潮时期，道教哲学是很受重视的。

人们不仅想知道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也想从对道教哲理的探究中搞清道教的本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而且，发掘和整理道教哲学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的学术偏见。

这种偏见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绝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没有道教哲学的位置。

现在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道教哲学其实“是中国哲学这棵主干上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缺少了道教哲学，“我们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便是残缺不全的”。

相信这种认识将推动道教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下去。

二、道教哲学研究面面观

从形式上看，道教哲学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两类，即通俗性的论著和专业性的论著。

前者是对道教哲理（主要是道教的教义和教理）的讲解与介绍，文字浅显易懂，可让一般读者较快了解道教的精神实质；

后者则是对道教哲学思想的分析和评论，哲学味较浓，有益于深入揭示道教的内蕴和奥秘。

我们的评述以后者为主。

从内容上看，道教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九个方面。

它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探讨了道教哲学，展示了道教哲学的丰富内容、特色和影响。

试分述如下。

（一）道教哲学总论

许多学者都提到了道教哲学并就道教哲学作了一些个案研究，但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对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学科概念和性质进行界定和分析。

李刚《汉代道教哲学·

导论》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全文从道教哲学能否成立、怎样界定道教哲学、道教哲学与道家哲学的联系和区别、道教哲学的个性特征、道教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道教哲学在当代社会有何价值六个方面对道教哲学这一学科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可谓道教哲学研究的纲领。

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从总体上描述和勾勒道教哲学的全貌。

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第三章第三节“宗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提出了道教哲学的基本结构，认为“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是道教哲学的中心思想，“道”是其世界观的最高范畴，对于道的把握构成了道教哲学的认识论，变化观尤为道教哲学所强调，是因为它要论证和指导各种道术的实践。

陈耀庭《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学术月刊》1992年4期）认为道教教义的核心是“道”和“德”，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是道教教义结构的四个要素。

王平《道教教义理论剖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2年3期）着重考察、分析了道教教义理论的三个方面——神仙信仰、主宰神灵观、承负报应说，并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了揭示。

在对道教哲学进行总体把握的同时，一些学者对道教哲学的根本性质作出了论断，较有影响的观点就是认为道教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

冯国超《析道教生命哲学》（《哲学研究》1991年10期）从道教关于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结构、生命的升华与再造、生命的价值等几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教的生命哲学思想。

李刚《论道教生命哲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认为道教哲学以生命为本位，主要是一种生命哲学。

在道教哲学中，宇宙论和认识论是其人生论的装饰品和论证工具，而人生论的核心就是以解决生命问题为宗旨的神仙不死之学。

该文还论证了道教生命哲学具有重生性、主体性、实证性、超越性等特征，而且可发而为外王之用，形成道教的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

其他一些总体透视道教哲学的论文有：

侯才《道教的内蕴及其文化功能》（《哲学研究》1989年9期）、贺绍恩《略论道教的信仰及其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4期）、王宜峨《道教哲学简论》（《中国道教》1989年4期）、李刚《道教哲学刍议》（《哲学研究》1989年10期）、许抗生《略论道教的几个思想特征》（《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

对道教哲学进行宏观、综合和总体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从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把握住道教的基本脉络。

可惜这方面的论文太少，专著几乎没有。

卢国龙的新著《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从书名来看似系这方面的开拓之作，且作者亦称该书欲对道教哲学进行秉本执要式的综合概括和整体把握，但实际上只是在“究天人之际”这一道教哲学的主题思想指导下分别论述了道教科仪、重玄学、内外丹术三个方面的哲理，并非对道教哲学的全景描述和总体透视。

（二）道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理论

在道教哲学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一些概念（如“精”、“神”、“气”），最普遍的概念（如“道”）可上升为哲学范畴，由概念范畴进一步构成道教哲学的命题（如“我命在我不在天”），一系列命题组成道教哲学的理论（如道教哲学的人生论）。

在道教哲学的概念、范畴方面，首先应提及的是一些工具书对其作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1988年）中的道教“教义、术语”、《简明道教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的第二部分“道教教义理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编“教义规戒”和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教理教义及基础知识”用现代语言解释和分析了一系列道教哲学概念、范畴（如“道”、“德”、“玄”、“一”、“自然”、“命”等）的内涵，并指出了这些内涵的文献依据。

其次，一些学者着力探讨了道教哲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和范畴。

汤一介《论道教的产生和它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6年第1期）认为道教哲学的基本概念是“气”，如果能把“气”的概念涵义以及由“气”这一概念演变出来的概念范畴体系作出认真的分析，将会对道教的特殊本质有深入的了解。

陈兵《道教之“道”》（《哲学研究》1988年1期）认为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和最高哲学范畴。

该文指出，历代对道的诠释有四种，即分别以道为最高主神、气或元气、理、心或神。

王明《谈谈道教哲学的范畴》（《求索》1984年2期）阐明了“混元”、“承负”、“道”等道教哲学范畴的内涵，并且指出，“混元”、“承负”为道教首创，“道”虽承自老子，但道教将其原义“无”改造成了一或元气。

另外，有些学者专门分析论述了某些人物或道经的道教哲学概念和范畴，如李家彦《〈太平经〉的元气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2期）、汤一介《〈太平经〉中“气”的概念分析》（收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黄海德《李荣二道论蠡测》（《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3期）、李叔达《成玄英论“三一”》（《宗教学研究》1996年4期）、李刚《成玄英论“玄”与“又玄”》（《宗教学研究》1996年2期）、《〈道教义枢〉论“有无”》（《宗教学研究》1997年3期）、《〈道教义枢〉论本迹与体用》（《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8期）。

在道教哲学的命题和理论方面，丁培仁《试析道教的“长生不死”信仰》（《宗教学研究》1988年2-3期）和郭武《论道教的长生成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1期）对道教的核心命题“长生成仙”作了论析。

郭文认为可将长生成仙信仰的内容概括为人对自身局限的超越（包括对人的生命之有限的超越和人的能力之有限的超越两个方面），并且论证了道教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宇宙生成与运动学说、神灵及灵魂学说、政治伦理学说和宗教修炼学说都与长生成仙信仰有关，道教成仙信仰实为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或枢纽。

丁小萍《论道教的现世观念》（《浙江大学学报》1992年2期）、《道教享乐观念的分析》（同上1994年4期）和贺圣迪《道教是求生的宗教》（《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1期）从分析道教的人生价值观念入手，揭示了道教重生、入世、追求享乐等迥异于其他宗教的特色。

汤一介《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哲学研究》1981年1期）以有关早期道教的文献为依据，分析了道教的最高信仰及其理论根据——神秘化的“元气论”。

论文认为，道教以长生不死为最高要求，长生不死又以神形不离为上，而神形不离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气”的作用。

刘仲宇《道教思维方式探微》（《哲学研究》1988年1期）、刘国梁《道教思维方式的渊源和特点》（《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1期）、丁小萍《道教认识方式概论》（《浙江大学学报》1997年1期）则力图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道教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

刘仲宇认为道教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流动思维和唯象思维，刘国梁认为道教思维方式的特点表现为法自然的思维框架、天人相参或主客合一的主体思维方式、虚无无为的思维追求，丁小萍认为“天人合一”就是道教把握认识客体的基本思维框架，道教的认识方式以非理性认识方式为主，理性认识方式为辅。

（三）道教哲学史

学界对道教哲学史的研究是从三个层次开展的。

一是道教哲学通史。

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李刚《道教与中国哲学》（系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四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算得上这一领域中最详尽也最佳地把握了整个道教哲学发展脉络的著作。

该著按照道教哲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将道教哲学划分为汉代道教哲学、魏晋道教哲学、南北朝隋唐道教哲学、宋明道教哲学这四个历史阶段，并对每一历史阶段中道教哲学的思想来源、内容、特点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证。

如认为南北朝隋唐道教哲学受佛教的影响，其侧重点由此前的本体论转向了心性论，这段时期是道教哲学的转型期，追求的目标由外转向内、从追寻成仙的外在依据转为对内在依据的究诘。

这一转变最终为宋明道教哲学完成。

宋明道教哲学之所以成熟，是受到宋明理学、禅宗和首都内丹这三方面辐射的结果。

从宏观上看，宋明道教哲学可剖析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无极—太极的宇宙论、性命双修的内丹学和主静去欲的方法论。

陈耀庭《道教哲学的演化和主要特点》（《宗教问题探索》1989-1991年文集）一文则简明扼要地分析了道教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演变的特点。

该文认为，东汉末年道教将《老子》之“道”改造为聚形可成太上老君的炁，从而将神仙论和宇宙生成论统一起来，为整个神学和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哲学的发展重点仍在于全面阐述其宇宙论和神仙观。

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道教哲学逐渐体系化，以道为核心的自然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渐趋完整。

南宋以后，道教哲学以探究人的禀赋为重点。

二是断代道教哲学史。

这方面的研究首先体现于一些著作之中，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秦汉卷，1985年；

魏晋南北朝卷，1988年；

隋唐卷，1994年）、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年重版）、李刚《汉代道教哲学》、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对各个历史时期道教哲学的内容和特色作了详略不等的叙述和论析。

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断代道教哲学的论文。

郭武《论道教初创时期的神学思想》（《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2期）认为早期道教在哲学基础上阐述了其神灵创世、灵魂永存和宗教修炼等神学理论、论证了实现长生成仙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实现的途径。

李刚《魏晋道教哲学三题》（《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2期）通过对魏晋玄学与道教哲学、葛洪的形神统一论及证明神仙不死之道的方法论、葛洪论内圣外王与儒道双修这三个问题的论析证明，魏晋是道教哲学粗具体系的时期，它进一步把儒道两家的特长结合起来，形成内圣外王即内道外儒的思想体系。

萧箑父《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1期）认为这一时期道教的理论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道教开始占领老庄玄学阵地，大兴注老解庄之风；

其次，道教着力于融摄佛教的思辨成果，用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最后，道教理论化的后期发展日益趋向于并包容在三教融合的思潮之中。

三教由对立斗争而趋向融合是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

关于唐以后的断代道教哲学，至今还鲜有专文论述。

三是道教哲学中某一具体学说的发展史。

郭武《道教长生成仙说的几个发展阶段》（《宗教学研究》1992年3-4期）将道教的长生成仙学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了初创时的道教如何奠定了长生成仙说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魏晋南北朝时的道教成仙说如何得以成熟和发展，唐宋时期的道教成仙说如何与佛教融合并在理论上发生了转折，元明时期革新后的道教如何走向鼎盛及衰微。

蒙文通《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1980年第4辑）对历代道教徒解老注老之作中体现出的道教老学思想作了初步勾勒，试图以此窥见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和变化。

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道教中融佛教和老庄义理为一体的重玄学说作了历时性的探讨，将重玄学说的历史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三次宗趣转变。

（四）道教哲学经典

道教经典内容广博，其中包含了许多哲学成份，有些道经如《抱朴子内篇》更是满篇哲理，成为道教哲学的代表之作。

学界对道教哲学经典的研究成果可分为著作和论文两类。

研究道教哲学经典的著作有四种，一是道教史和道教思想史类的著作，如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1985年）、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至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至1996年）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各个时期出现的重要道经如《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黄帝阴符经》、《坐忘论》、《化书》、《悟真篇》等不仅考订其成书年代与作者，而且对其哲学思想也有提要勾玄式的评论。

二是道经文献的整理之作，如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沐《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王明《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朱森溥《玄珠录校释》（巴蜀书社1989年版）、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书在前言或附录中都有专文论述各经的哲学思想，当然也论及了其他思想。

这些著述集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于一炉，颇具参考价值。

三是专书研究之作，这方面只有唯一的一部，就是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这部专著将道教哲学经典《抱朴子内篇》置于魏晋时期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该经蕴含的神学、哲学和科学思想。

其中第五章专论《抱朴子内篇》中的道教哲学，条分缕析地论述了该经的哲理，包括依违于唯心论和朴素唯物论之间、“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重生思想、寓道于术、以道为本的可体得哲学、论证方式的析理倾向、认识论、物类变化观和以气为本的人体观等内容。

四是某些学者的论文集，如王家佑《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版）收有《崔希范〈入药镜〉内炼思想初探》，李养正《道教经史论稿》（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中收有《〈阴符经〉评述》、《从〈太平经〉看早期道教的信仰与特点》、《〈老子想尔注〉与五斗米道》、《〈太极图〉、〈无极图〉、〈太极先天图〉蕴意及源流考辨》等有关道教哲学经典的论文。

除著作外，还有论文类的成果，多集中讨论道教哲学中比较典型的几部道经。

早期道经《太平经》的研究成果最多，改革开放前主要探讨《太平经》与政治的关系和对其进行文献整理，后转向对其主要思想包括哲学思想进行论析。

如卿希泰《〈太平经〉的哲学思想》（《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期）从驳杂的《太平经》中整理出了四个方面的道教哲学思想，即关于元气和道、一的思想，关于形神关系的思想，关于认识论的问题，关于辩证法的思想。

早期道教中还有另外三部经典，即《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

李刚《道教老学的前驱——〈老子河上公注〉》（《天府新论》1993年3期）和《道教老学的诞生——〈老子想尔注〉》（《安徽大学学报》1993年1期）两篇论文试图证明，自《河上公注》把老子之“道”解释为神仙之道，《想尔注》继此进一步把老子神化为“太上老君”，使《老子》的哲学之道演化为宗教之道，最终促成了道教老学的产生。

这种观点似已成为道教学界的共识，其他论述这两部解老之作的论文虽表述方式有别，其见解均不出乎此。

至于《周易参同契》，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认为此经以《周易》和《老子》及其哲学体系作为炼丹的理论根据，它在对物质变化规律的认识上既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也附会了许多错误的形而上学观念。

除早期道教的经典外，在道教哲学史上还有其他一些具有某种特色的经典，如出于晋代的《西升经》首次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地”的主体论命运观，《抱朴子内篇》对神仙存在和人能成仙的道教信仰作了最全面系统的论证，出于南北朝时期的《阴符经》对天人关系有精到的认识，成于五代的《化书》对道教变化观作了形而上的思辨，等等。

关于这些道教哲学经典，可参考卢国龙《〈西升经〉成书年代及基本思想》（《中国道教》1987年2期）、容肇祖《读〈抱朴子〉》、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5期）、卢翼宁《论谭峭“化书”》（《江海学刊》1983年1期）等论文。

（五）道教哲学家

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道士和道教学者，除一般的宗教实践活动外，他们还致力于道教教义和教理的整理、阐发和改造，使道教的哲学思辨能力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从理论上为道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道士和道教学者，完全可称其为道教哲学家。

道教学界十分重视对这些道教哲学家的研究，通行的道教史或道教思想史著作在编写体例上一般都以时代为经，以这些道教哲学家为纬，而许多论文更是有关这些道教哲学家的专人研究之作。

在唐以前的道教史中，晋代的道教理论家和哲学家葛洪得到了较为详尽而透彻的研究。

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1期）认为，葛洪的世界观从整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

许抗生《葛洪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3期）认为葛洪的道教思想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神仙学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道教（或称原始道教）思想加以改造的结果。

葛洪改造早期道教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把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二是首次给神仙学提供了一个哲学根据，三是指明了成仙的途径与方法。

其他一些论及葛洪的道教哲学思想的论文有：

卿希泰《试论葛洪的神仙不死思想》（《中国无神论论文集》1982年）、戢斗勇《葛洪的“玄”“道”与“一”不是一回事》（《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5期）、胡孚琛《葛洪的哲学思想概说》（《孔子研究》1988年4期）、钟国发《葛洪思想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1期）、李刚《葛洪神仙学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1期）。

其次，学界对南北朝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北朝的寇谦之和南朝的陶弘景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汤用彤、汤一介合著的《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5期）认为寇谦之的新道教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内容多为儒家的礼、佛教的戒律和生死轮回说、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玄学理论。

牟钟鉴《论陶弘景的道教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1期）认为陶弘景的道教思想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有几点新意，其中在哲学思想上的新意是养神和养性兼顾，炼养之要，贵在中和。

对于唐宋时期的道教哲学家，除了一些单篇论文外，以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六章《道教学者在唐宋时代的相继出现和道教理论的发展》论之最为系统和详备。

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