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劳动合同的成立条件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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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劳动合同的成立条件精

目录

书面劳动合同的成立条件

劳动争议维权之我见

论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

对我国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思考

书面劳动合同的成立条件

　　刘刚

　　前几天处理一个案件。

当事人介绍案情时，陈述说用工单位没有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我反复询问，他说曾经签订过一个保密协议，但是里面没有关于劳动合同的内容，即没有约定过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内容。

基于此，我将加付一倍的工资作为仲裁请求之一列入申诉书。

但是开庭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被诉单位举出一份证据，就是那份保密协议，是用日文书写的，只有一页，正面是关于劳动合同内容的约定，其中只有报酬一项做了一个“按照实际情况支付”的约定，合同没有期限。

签订日期是4年以前，背面是有关保密协议的约定，签字落款就在这一面。

　　仲裁委认为这份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

虽然庭审时的证人包括对方代理人都承认除这份协议之外，他们单位还每年都与员工签订劳动局监制的格式范本劳动合同，只有我的这名委托人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没有签订格式文本。

看来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书面劳动合同”成立的问题亟待厘清。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出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条文规定的是“应当具备”，“应当”在法律条文中的意义就是“必须”，那么，按照此条文的规定，如果书面劳动合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款，那么就不能认为合同已经成立，因为法律对劳动合同的成立提出了特殊要求，也是硬性要求。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十二条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该条规定：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在本条中，就没有使用“应当”这个词语，而是使用了“一般包括以下条款”的表述方式，而且第二款还特别强调，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合同法中为什么如此规定，那是因为民事商事活动中，法律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凸显“意思自治”的地位，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认为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

然而在《劳动合同法》中，却专门强调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八项内容。

这显然是具有强制作用的，因为劳动合同法是社会性法律，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

所以较之于合同法，地位特殊，其更着重于保护社会的良好秩序，而不偏重于保护合同主体的自由意思。

当然，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忽视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平等自愿原则。

该法第三条已经对此作出了规定。

我们现在讨论劳动合同法的特殊性质，是要厘清在司法事件中一些违反立法本意的做法。

如果只要有一个双方主体盖章签字的书面形式，就认定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免除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那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本意。

试想，如果双方对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这些内容没有作出明确约定，这个书面劳动合同还有什么意义?

还如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实际上，劳动合同法仅仅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约定不明进行了救济（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其他条款的约定不明在本法中没有救济性条文。

这样，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不在书面劳动合同上作出书面约定，则只要听从相关法律规定的裁断，有法律规定的尚可得到救济，例如社会保险、职业危害防护等，那没有法律规定的如何处理?

例如工作内容和地点、工作时间等，如果没有书面约定，会对司法造成很大的障碍。

致使纠纷的处理越发艰难。

　　理论上，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经确定了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合同成立的前提就是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必备内容，否则当以合同内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必要条件而认定合同不能成立。

合同不能成立的原因如果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合同文本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用人单位不但应当承担未订立书面合同应当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还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由此给劳动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认真把握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十七条的规定界定书面劳动合同是否成立，对于不具备该条规定的必须具备的合同条款之劳动合同，不应当认定为成立书面劳动合同，更不能免除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

劳动争议维权之我见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相关规定之我见》读后感

　　李昊霖

　　时隔近五年，通过网络有幸拜读了傅先生《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相关规定之我见》，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法学知识的渊博、法学观点的深刻性、实践性、前瞻性及作者体察民情、匡扶正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公正立场。

本文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劳动争议案件，是这些年来出现较多的民事纠纷案件，它覆盖面广，涉及人数众多，是百姓（劳动者）维权的热门话题，是关系到弱势群体切身利益影响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

　　国家的法律法规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但再好的法律法规，没人执行、没人落实、使之束之高阁，不能为民所用，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或许本人接触的、了解的情况不全面、有地区性、局限性，但就我了解的一些实际情况，公民告状无门却是不争的事实。

就本地区铁路部门发生的超越法定权限，违法违规非法变更劳动合同，欠缴职工养老金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职工依法维权长期无结果，各级信访部门是层层下转，层层不作为，劳动仲裁部门不予受理，法院不予立案;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合法权益就更没法提了!

　　劳动者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维权且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06]6号）第十三条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但找不到讲法讲道理的地方!

　　劳动者长期维权无望，其关键不是没有法律规定，而是没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过多的行政干预使权大于法，以权代法!

长此以往，公民依法维权将遥遥无期，公平正义将可望而不可及!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努力推进民主法制进程，真正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执政为民，执法为民，真正落实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真正做到：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

论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

　　余志来

　　关键词：

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

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研究状态。

[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

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

[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起诉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

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

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

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

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

[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

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

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

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

[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

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

[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

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

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

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

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起诉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