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莫言戏曲文学剧本《锦衣》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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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终于在万众瞩目下推出新作:
《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于头条位置,发表了莫言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组诗《七星曜我》,第11期发表新作《天下太平》;
《收获》在同年第5期刊登莫言短篇小说“故乡人事”系列,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和《左镰》。
由此,莫言再度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其中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以我国传统的曲艺为文体形式,内容具有民间性、历史性、故事性的特征,字里行间推崇以人性、真情为核心的主旨。
这部作品的诞生,不仅实现了莫言成为戏剧家的野心和信念,同时也满足了读者猎奇的阅读心理。
本文旨从《锦衣》的叙事特色、莫言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突破与超越三个方面入手,来具体分析莫言新作《锦衣》。
一、《锦衣》的叙事特色
故事依旧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清末之际,民不聊生、污吏横行、百业凋敝、妖孽四起,留日爱国青年季星官和秦兴邦,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后,痛恨清政府腐败,乔装夫妇,设计易旗革命。
同时,苦命女子宋春莲被王婆骗嫁季家,与作为季星官替身的公鸡,拜堂成亲。
随着剧情的发展,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一隐一显,交织并进。
知县儿子庄雄才和衙役王豹,以缉拿革命党为名,多次欺辱季母和春莲。
季星官则潜入家中,假扮鸡精为春莲疗伤,两情缱绻,却被好听墙根的王婆告发,知县带官兵捉拿。
三堂会审时,革命党趁虚而入攻占了县衙,故事在春莲与季星官共舞中完美落幕。
这个剧本的故事原型,莫言选择了将“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1]。
历史传奇与鬼怪故事作为莫言的文学启蒙,引入作品并赋予浓厚的现实意义、加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已成为莫言诸多作品的创作模式,而历史取材的真实性更加印证了莫言创作准备时的谨慎与客观。
莫言曾表示,自己在写作时,手边会放一本《高密县志》,以便随时翻看,确保作品的真实和可信度。
山东的胶州半岛在清末时期,曾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接受同盟会的新思想,回国后组织一起推翻清政府。
这作为“大事记”和“重要兵事”在县志中有记载: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冠三在济南加入同盟会,创办山左公学,宣传革命,培养人才。
1912年（民国元年）,1月27日,王麟阁、班麟书等发动高密独立,逐走知县王鉴清”、“1912年1月27日夜间,班麟书等10余人由青岛来县,埋伏在城里的义士敞开东门,起义人员攻入县衙,逐走县官王鉴清”。
[2]尽管时间前后相差一两年,但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史类传记,需要适当虚构和想象来顺应作家的思路。
不仅如此,剧本中公鸡变人、与人相恋的奇幻传说,也曾出现在莫言2001年的著名演讲《用耳朵阅读》1中,谈到这个故事原型时,莫言强调了幼时用耳朵阅读的重要性,还声称这是他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之一。
时隔多年,莫言再次把这个素材跃然纸上,而且他保留了故事原型的真实度,未多加修改后移入了剧本当中,可见其对于传奇故事的特殊情结。
莫言巧妙地将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故事,凭借卓越的想象力,融合成了一个探究近代中国革命与社会问题的戏曲文学剧本,既生动地再现了近代社会的各种弊病,揭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又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
回到《锦衣》的文本内部,我们可以发现,面对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充满民间生活趣味的那一部分,这符合莫言所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3]的自我定位,推动着他在叙事中突出地表现民间性和故事性,也使作品符合更广大读者或观众的审美需要。
有学者表示:
“戏曲是演故事的,如果戏曲抽去了故事,那就与歌舞没了区别。
”[4]可见精彩的故事情节在戏曲中的突出地位。
那么故事性极强的《锦衣》,内容上极具民间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所表现的世态民情活灵活现,和春莲、季星官、季母、王婆,以及神奇的锦羽鸡等,一起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社会的缩略图。
公鸡的传奇化与人兽交融的设置,是剧本内容吸引人且颇具莫言特色的部分,由于故乡高密是个泛神论的地方,使当地百姓对万物生灵心生敬畏,赋予众多生物以神秘力量,这对莫言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剧中的锦羽鸡,不仅扮演着伸张正义、保家护院的角色,还在剧末部分,与季星官人鸡幻化、人兽相恋,充满启蒙意味和神怪色彩。
公鸡,在我国民俗当中,本就是为人民驱邪避恶、降魔卫道的“灵物”[5],故被尊称为“天鸡”“鸡公”“金鸡”“神鸡”,称鸡为“阳鸟”,有阳刚之气,能降妖、除祟、祛厄[6]。
莫言在《锦衣》中试图寻找鸡信仰的源头,借其充满正能量的高贵品质来警醒世人。
锦羽鸡在剧中象征着正义,为保护季母与春莲,始终与邪恶势力做抗争,面对刘四的骚扰、庄雄才的无理纠缠、王豹的欺诈,多次向恶棍们发起攻击,并在剧终与季星官幻为一体,以革命的成功,代表着真情、真义、真仁、真谛终将战胜邪恶。
锦羽鸡的角色安排无疑是剧本中不可或缺的,它以禽体蕴含真挚的人情,讽刺地对比了人性中的兽面。
《锦衣》内容的民间特性还体现在剧中突出表现的社会各阶层日常关系中,例如封建社会的婆媳关系、感情纠缠中的男女关系、旧社会的官民关系,等等。
季母在剧中作为顺发盐铺掌柜和春莲婆婆的双重身份,可牵出不同的关系谱系,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正面观照到旧社会的风貌。
季母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婆婆形象,在好财贪婪的媒婆的哄骗下,为保自家安稳、求儿平安,买了烟鬼女儿宋春莲作儿媳妇,以公鸡代季星官拜堂成亲。
过门后季母交给春莲沉重的家务压力,甚至在“官二代”庄雄才的威逼利诱下,曾劝说春莲改嫁庄雄才。
简短的叙述便可看出,春莲在季家的生活并不顺心,季母的爱儿心切建立在摧毁她人幸福与尊严的基础上,但是面对庄雄才候补知县和盐务局局长身份的压制,又不得不做出退让。
季母的一系列行为,既表现了市井百姓在权贵面前的无奈与顺从,又反映了笼罩在旧社会上空的阴霾氛围对底层人民的影响,浑浊的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
莫言借助众多人物形象与奇特的公鸡意象,使我们通过十四场剧看穿近代中国社会的世情百态。
为了更流畅得叙述,为了符合戏曲唱词充满音乐感的特征,莫言在剧本台词设置中,通篇用韵,使其文顺音谐,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唱易记,为原本就精美的故事情节锦上添花。
细读唱词内容,合辙押韵,且多压“an”“ing、ang、eng”几种鼻音尾韵母。
例如春莲挑盐路上对影叹息,唱词的押韵更显其孤独与苦命,“一口蛋噎得我肠搅胃翻（fan）,身上冷心里暖珠泪涟涟（lian）。
看人家夫唱妇随相依相伴（ban）,我一人如孤雁形只影单（dan）。
看人家粉琢的婴儿怀中安眠（mian）,我只有一只鸡立在身边（bian）。
不怨天不怨地怨我命蹇（jian）。
”[1]再比如:
王豹鹰眼识破秦兴邦身份,蛮横语调暴露出他的警惕与刁钻,“看您辫子粗又长（chang）,看您两眼放蓝光（guang）,看您唇红齿不黄（huang）,看您手指细又长（chang）,哪里像个画子客（ke）,分明是个读书郎（lang）。
”[1]不同人物的定制语调与唱词,使社会各层的声音莫不音韵铿锵,剧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不仅如此,剧中“数板”的配合,也起画龙点睛之效。
这种“声音的诗学”确也体现出创作者不凡的艺术功底。
总之,不论是传奇的故事情节,还是充满韵律的语言,都是为了突出鲜明的戏剧主题。
莫言的创作始终致力于挖掘人性的自然美和心灵美,如早期小说《丑兵》,作品主人公内在的质朴善良弥补了形体上的瑕疵。
《锦衣》中的锦羽鸡,虽为鸡身,却勇于与权贵相抗衡,是正义的象征;
春莲本是多情善感的柔弱女子,苦难临头,却能挺起腰杆与命运抗争,在爱情中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相反,庄雄才好色贪婪,蛮不讲理,依仗父亲的职权为所欲为,是名副其实的“装雄才”;
王豹满腹机巧,见利忘义,见风使舵,是乱世的生存能手。
作家黑白分明的人物设计,加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共同谱写了一曲亦真亦幻的警世文本。
二、莫言的创作动机
《锦衣》发表之后,莫言接受新浪媒体的访问时谈到:
“戏剧创作一直是我创作中的重要方面,我的处女作其实就是一部话剧剧本。
”2由此可见剧本写作在他创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从早年练笔,逐渐走向成熟,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参与编辑的剧作数量不少,剧本创作的盛产曾被人称:
“莫言,其实他是一个编剧”3。
的确,编剧莫言在剧本创作方面拥有不菲的成绩,他最早创作的戏剧是《离婚》（1978年）,当时他在黄县当兵,由于看了一部叫作《于无声处》的话剧,又读了曹禺、郭沫若的作品,便模仿了一把,1982年,他不能原谅自己写出“那么差的东西”,就付之一炬了。
紧接着,莫言最早改编的戏剧应该是样板戏———《沙家浜》,真正跟戏剧影视结缘是因为《红高粱》（1987年）,在那之后有剧本《英雄浪漫曲》（1988年）和与刘毅然合作的《大水》（1989年）均发表在《中外电影》上;
此外还有《锅炉工的妻子》《姑奶奶披红绸》（与懿翎合作）、电视剧剧本《红树林》（后整合为长篇小说）、《雪白的墙》和《梦断情楼》等作品[7],只不过并未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所以不被读者所熟知。
2012年,作家出版社编《我们的荆轲》一书入莫言文集,收录三部剧作,与读者见面,并获得好评。
可以说,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莫言始终没有放弃对剧本创作的执着与热爱,一贯坚守着成为戏剧家的梦想。
这样看来,时至今日,他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便是水到渠成之作,是在多次的磨练试笔与学习中,重磅推出的、向传统戏曲回归的大作。
从最新推出的几部作品可以看出,年过六十的莫言,创作热情并没有减退,并且还保持着文体多样化的个性特征。
这次他的首献礼选择了戏曲文学剧本,不单是个人创作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对家乡曲艺的回馈与报答。
莫言从小是听戏长大的,故乡高密的地方小戏茂腔,已不止一次被莫言在访谈中提及,并且在小说创作里也发生了作用,例如《檀香刑》《透明的红萝卜》里都有涉猎。
确实,茂腔在莫言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农村的落后和童年生活的单调枯燥,听戏便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们的乐趣和依靠,久而久之,对声音文字敏感的莫言就可以记住曲调唱腔,还能改编唱词、参演茂腔戏;
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莫言自编茂腔:
“列宁同志很焦急,城里的粮食有问题。
马上去找瓦西里,让他下乡搞粮食……”[8]2他带着用白线染黑的胡须在学校操场的领操台上表演。
童年的特殊经历使莫言成为民间戏曲的发烧友,这地方小戏尽管在他人眼中悲切难懂,却在他心中扎了根,也成了最难以割舍的、对故乡的特殊情结。
茂腔对莫言的影响正如张宜琦的表述:
“由于自幼耳濡目染、心诵口唱,茂腔成为莫言心中高密东北乡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多思与敏感的他所依附的高密东北乡文化里的一条精神之根。
”[8]5茂腔在莫言心中,是高密的象征,也是追寻故乡的源头。
所以,面对当代80、90后目光转向影视娱乐和流行音乐,茂腔发展处于瓶颈期的现状,莫言对振兴茂腔寄予厚望并施以实际行动。
在2008年2月高密文艺座谈会上,他说:
“我觉得我们茂腔要振兴,首先就是应从剧本上来突破。
我们的茂腔能不能在近期内,就是在三五年内,打造这么一台具有高密特色,表现了高密文化特点的,表现我们高密历史现实的,当然也表现我们高密现代精神风貌的这么一台戏,让这么一台戏成为我们高密的一张名片,我们走出去,到北京、到上海、到济南、到外地演出。
我们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随着高密进一步发展,随着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我想会有更多外国朋友来到高密。
除了让他们看我们的山山水水,让他们欣赏我们的美食,欣赏我们的城市美景之外,还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茂腔戏。
我觉得这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8]84在2010年央视戏曲频道的“燕升访谈”节目中,莫言更表示,在剧本创作方面,要建立起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联系,有较高的思想性。
4这使我们看到《锦衣》的价值所在,其中接地气的人物情节设置、宣扬人性真情的警世文本,用它发表后的流光溢彩向我们证明了,莫言借助茂腔再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茂腔依仗着莫言的眷恋,以崭新的面貌走出高密,走出山东,走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中。
从这个角度考虑,这应该是《锦衣》最感性的创作动机,同时也是最崇高的创作动机。
莫言在2012年获诺奖之后,“接下来的作品”便成为媒体和评论家共同关注的重点,五年零作品发表,某些媒体为制造噱头,称其遭到诺奖魔咒。
其实,莫言在期间多次访谈中曾表示,为了创新,为了令人瞩目,为了不重复自己,他一直在寻找自己写作的个性化与特色,并没有停止创作。
他认为: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大格局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写出中国特色。
”[9]莫言的中国特色即是在创作中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学习西方写作理念后,回归到本民族的土壤中。
所以,他在作品中深刻地表现了民族精神本身,挖掘了农民身上潜在的、充满野性的生命力,以揭露的方式试图拯救衰退的民族精神。
民间艺术,作为民族化的形式资源,逐渐地被借鉴到莫言的笔下,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檀香刑》。
《檀香刑》在结构上以“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呼应古戏曲理论中的故事结构,小说里的戏词来自茂腔剧本的选段,还在每章正文前都有一段茂腔唱词,以制造舞台效果的虚拟化,使整本故事如一台大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刑场便是舞台,受刑者、施刑者、观看者等均参与了表演。
《檀香刑》以其创新的小说形式和独特的叙事探索,向传统艺术形式致敬。
在小说后记中莫言提到:
“《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的还不够到位。
”[10]如果说《檀香刑》“撤退”得不够到位,仍受到小说文体方面带来的多方面限制,那么《锦衣》则初步实现了他的梦想。
《锦衣》全面向传统戏曲复归,展现出山东民间文化的丰沃,茂腔、柳腔等唱词中氤氲着民间戏剧的生命底色,一曲京胡奏响底层百姓的命运交响曲,涵盖了当地百姓的婚丧嫁娶、方言俗语、道德观念等等,延续着他在《檀香刑》中的茂腔、《蛙》中的多幕话剧等的精神血脉。
在谈到《锦衣》时,莫言这样说:
“由于受过民间文化尤其是戏曲的滋养,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也作为我对民间文学的报答。
”5《锦衣》以我国传统精粹艺术为形式,以民间传奇故事为原型,以普通百姓的日常为画面,以当地民风民俗为衬托,用作品完美地阐释了其“报答民间文学”的创作目的。
“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始终不忘自己民间文学家的身份,用众多作品构建起“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同时,也利用民间资源向我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致意。
总之,莫言选择了茂腔、选择了剧本创作、选择了民间传奇和鬼怪故事的结合、选择了弘扬人性真情为主旨,便是他不忘初心的结果;
他对剧本创作多年的坚守、对成为剧作家的强烈期盼、对振兴茂腔的殷切希望、对民间文学文化的回馈与报答,就是他编写《锦衣》最核心的创作动机。
三、《锦衣》的突破与超越
《锦衣》的出现,不论是莫言创作水到渠成的显示,还是对故乡茂腔艺术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亦或是在受到民间文化感染的情况下,对民间文学的报答,这部戏曲文学剧本都让我们发现,莫言在将全新的内容移入他的王国、拓展他的疆域,他在用新的创作方式来树立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他在新时期以来,戏曲、戏剧发展滞缓的条件下,为古老戏曲的发展注入活力。
每当莫言拿起笔,每当新作问世,“高密东北乡”的字眼就会出现在大众面前,莫言无法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也无法在下笔时脱离它的束缚,在莫言看来,从母亲将你生下的那天开始,就和这片土地有了无法割舍的联系,熟悉这里,书写这里,都是人之常情。
新作《锦衣》再次将故事发生地安排在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常规手法,而超越故乡作为他始终贯彻的创作理念,也使《锦衣》拥有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效果。
《锦衣》中,莫言将祖母讲的鬼怪故事和革命党起义的传奇历史融合在一起,用自己的想象力给它插上翅膀,用记忆重塑故乡,还原清末宣统三年,百姓的生存面貌和情感历程,官员的昏庸无能以及革命党的英明神武,拓展了莫言创作在历史时间轴上的范围。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写高密,让他一手建起的“高密东北乡”不仅在内容上更加饱满,也在历史上更加厚重。
在读者看来,莫言的作品,不变的是高密东北乡,变的是别出心裁的写作技巧和文体样式。
纵观莫言多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的创新是有目共睹的,在论述莫言的文学成就时,王德领表示:
“一个作家不光是要把内容呈现给读者,还要有独创性,莫言的独创性就在于他的文体意识,独一无二的感觉描摹以及对历史、人性命运的洞察。
”[11]仅从莫言的几部长篇小说,便可以看到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意识,例如《檀香刑》以“猫腔”这种戏曲结构谋篇布局,作家以“现代说书人”身份直面读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百姓抗德的英勇事迹;
《蛙》采用四篇书信与一部多幕话剧的形式,展现了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
《天堂蒜薹之歌》每章开篇都有一曲瞎子张扣的说唱,以民间叙述角度来看待蒜薹事件等等,这些都被众多评论家认为是创新。
莫言在有意地用独特的方式来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使自己在中国作家群体里与众不同。
此次莫言推出戏曲文学剧本,无疑是他文学创作的一次飞跃,尽管之前也创作过多部剧本,涉及电影、电视剧、话剧等领域,但是真正作为文学意义上的、从文学审美角度出发的、公开发表的戏曲剧本,《锦衣》还是第一部。
对此,莫言表示,这是一种尝试,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他艺术创作的领域。
对作家而言,重要的是找到新领地,不去重复别人,莫言的《锦衣》不论是对于莫言个人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而言,都是全新的,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更像是一次冒险与挑战,这样的挑战是有意义的。
享誉全球的莫言,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这是一部将中国元素、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作品,是用中国的声音与世界对话的作品,“千百年来,戏曲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它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品貌形态,逐渐成为中国人思想观念和人生感悟的载体,保存了我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典型特征”[12]。
莫言用《锦衣》再次将高密东北乡的痛苦与欢乐,呈现给各个国家的读者,是用戏曲这种独特的文化样式,代表着中华文化与世界进行交流的最好表达。
《锦衣》作为一部全新的茂腔剧本,也是对传统茂腔的突破。
在莫言看来,茂腔唱腔悲凉,旋律婉转凄切,如妇女哭泣,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传统题材。
新时期新形势下,旧题材戏曲的受众群体已越来越少,如何使当地曲艺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和开放性,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之前,为了茂腔推出新剧目、走向全国,莫言曾亲自担纲创作现代大戏《刘连仁》,现在又推出戏曲文学剧本《锦衣》。
《锦衣》在题材上已走入近代,内容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把多部民间生活场景与当下现实相勾连;
板式唱腔也较传统剧目丰富多彩,例如《锦衣》中数板的运用,以板击拍节奏,语调轻快押韵,剧中数板由王婆演唱,滑稽刁蛮的语言在数板的配合下,尽显其巧舌如簧、贪图小利的个性特征;
剧本思想性、立意性也与时俱进,在现代化、快节奏的当下,人与人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灵距离却越来越远,宣扬人性便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达到崇尚人与人之间真情相待、和谐共处的目的。
为满足新时代观众的需要,茂腔尽管对题材、唱腔和唱词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不变的是其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更有道德教化的功用。
有关茂腔传承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作如下表述:
“茂腔始终贴近民众生活,内容涵盖当地百姓的婚丧嫁娶、道德观念、日常生活、方言俗语等等,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宣扬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贬斥的是假、恶、丑现象,格调积极向上,对增强人们道德观念、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3]《锦衣》这部警世文本,以其独特的叙事特色充分挖掘了传统茂腔的价值,也在单纯的惩恶扬善等基础上彰显了人性向善的本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大国,我国戏曲作为世界戏剧的三大渊源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十分辉煌与繁荣的,从宋元南戏、北杂剧到明清传奇与昆曲时代、再到国粹京剧的出现。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也曾引用陈独秀的话阐释戏剧的重要性:
“列位啊!
有一件事,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你知道是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唱戏的事啊!
”“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
”6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快节奏生活的人们便难以接受戏曲这种以慢节奏为主的艺术形式,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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