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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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记符宝郎掌管的牌符有三类。

铜鱼符：

起军旅，易守长。

传符：

给邮驿，通制命。

随身鱼符：

明贵贱，应征召。

符分三种，太子玉符、亲王金符、庶官铜符。

辽朝建国，多承唐制。

《辽?

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契”条记有两类。

金鱼符，用于“发兵”；

银牌，“授使者”，“给驿马若干”。

王易《燕北録》释为“执牌驰马”。

银牌即唐之传符，《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符券”即称“唐有银牌，发驿遣使”。

王易《燕北録》另记有“长牌有七十二道，上是番书敕走马字。

用金镀镀钑成。

见在南以（内）司收掌。

”⑧用于使臣取索物色及进贡，带在腰间。

金朝定制，有较多的变易。

《金史》卷五八《百官志四》“符制”条记：

“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

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

故国初与空名宣头付军帅，以为功赏。

”唐代随身鱼符由朝廷与太子诸王各执一半，契合以应征召，犹是符契之制。

金初依军官官阶授牌佩带，只存“明贵贱”，不复有“应征召”之义，而演为行功赏。

另有递牌，付马铺传递合递圣旨文字。

又有虎符，原用于发兵，左右勘合取信，“斟酌汉唐典故，其符用虎”。

⑨其后演为以金虎符授予一方统帅，便宜从事，成为授予全权的凭证和荣誉象征。

《金史》卷九三《宗浩传》记金章宗时“北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

金亡以前哀宗“以女鲁欢为总帅，佩金虎符”。

见《金史》卷一一六《石盏女鲁欢传》。

又赐国安用金虎符，“便宜从事”。

见《金史》卷一·

一七《国安用传》。

金制，设符宝郎掌金银牌，设符宝局司铸造储藏。

⑩

《元朝秘史》记蒙古建国前史事，不见有关牌符之事。

蒙古军有自己的严密的军事组织，调兵遣将，不需符契。

蒙古建国，赏赐功臣，也没有赏授金银牌的纪録。

蒙古授金虎符始见于太祖七年壬申（1212）。

《元史》卷一四九《刘伯林传》：

“壬申岁……进攻西京，録功，赐金虎符，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

”蒙古旧制并无金虎符?

。

此前一年，太祖自将攻西京，金元帅奥屯襄败逃。

赐给刘伯林的金虎符，当是来自对金作战的缴获，用为赏赐。

此后，太祖八年赏赐史天祥的银牌，九年赏赐唵木海、史天倪的金牌，（11）当也是缴获的金朝牌符，并非蒙古自铸。

太祖十年（1215）五月，蒙古军攻破金中都，太祖“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

（12）七月，耶律留哥称辽王，攻破金东京。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载：

“留哥潜与其子薛阇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觐。

”“按坦孛都罕”系蒙古语金畜羣，当是水草丰美的牧地，在桓州凉陉。

入觐在十一月。

耶律留哥奉上的金银牌，应是金东京府库备赏的储存，多至五百。

中都府库的储存，当数倍于此。

耶律留哥降后，赐金虎符，仍辽王。

此金虎符当来自金中都府库。

太祖于十一年返回蒙古，此后连年西征，金朝旧地，命木华黎统辖。

金降将多居原职，金朝各机构也多沿旧制。

有理由认为，统治秩序确立后，原金朝铸造牌符的机构，可将金朝的金银牌改铸或重铸为蒙古国的牌符，以备赏用。

此事并无直接纪録，但有关文献的记事，可为旁证。

全真道士李志常撰述《长春真人西游记》载：

“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悬）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

”（13）时在太祖十四年己卯（1219），即攻破中都两年以后。

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莱州昊天观。

传旨敦请的诏书载在陶宗仪《南村辍耕録》卷一○《丘真人》，内称：

“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

”（14）此诏书出自汉族文人之手，力求典雅。

简单说来，大意是：

听说您还隐居山东，我本应亲自去请您，因为路远，有些失礼。

谨在此恭候，选派刘仲禄去请先生。

成吉思汗授予刘仲禄悬带的金牌不可能还是金朝的金虎符，而应是足以传达旨意的蒙古自铸的金牌。

李志常所述“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未必是牌面的原文而是译述大意。

前引金代的金虎符原为授予“便宜从事”的全权。

刘仲禄悬带金牌以示“如朕亲行”，授予全权代表的身份，是完全适当的。

《蒙鞑备録•官制》条：

“鞑人袭金虏之制”，“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

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

（15）此书王国维考为宋人赵珙撰，已为学界所认同。

赵珙以金人降宋，为淮东都统司计议官，宋嘉定十四年即元太祖十六年（1221）去河北蒙古军前议事，同年返宋，着此书记其见闻。

赵珙并未去漠北，所记多得自在燕京的传闻。

所以，书中所记虽有依据但往往不尽准确，多有出入。

王国维《笺证》曾指出“此虎斗金牌即虎头金牌之音讹”，又指出：

“俄国属地所出蒙古金牌，上镌回纥字或蒙古字，未见有镌汉字者。

”（16）赵珙所记长牌文字是否汉文，颇可怀疑（参见下文）。

但所记牌分三等，与金朝旧制相合，应属可信。

可见蒙古国不仅铸有自己的金虎符，也还有素金牌和素银牌。

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云：

“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

”又云：

“牌上镌回回字，亦不出于长生天底气力等语尔。

”徐霆随使蒙古曾出居庸关至草地见蒙古太宗窝阔台，时在太宗六、七年间，彭大雅使宋又在其前，亦至蒙古草地。

两人所记事较《蒙鞑备録》的只凭传闻更为翔实可信，所谓“回回字”即塔塔统阿所创蒙古畏兀字无疑。

彭大雅并记“惟用兵战胜，则赏以马或金银牌”，（17）也与史事相符。

以上三书记蒙古金银牌事，大致相同，所记牌上文字则互有歧异。

李志常随丘处机西行，与刘仲禄朝夕相处，亲见金牌，记事自较赵珙的得自传闻，更为可信。

所称“其文曰”没有说明是蒙文还是汉文。

“便宜从事”云云金代是赐金虎符的宣诰中语，并非牌上文字。

李志常所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很可能是自刘仲禄处得知其义，并不是原文。

徐霆记太宗时所见牌符三种，“牌上镌回回字”“长生天底气力”云云应是可信纪録。

赵珙《蒙鞑备録》所记燕京传闻，疑点最多。

（一）虎斗金牌为虎头金牌之传讹，王国维已校。

（二）“成吉思皇帝”尊号不见于李志常记事，前代牌符也未见镌有皇帝尊号。

（三）便宜从事系宣诰中语。

（四）素金牌“成吉思皇帝圣旨，疾”之疾字无解，或是由于与海青牌或乘驿牌的传闻混误，或出于其它原因误书。

贵臣佩牌不可能有此“疾”字，是可以肯定的。

（五）所谓“用汉字曰”，含义不清。

是镌有汉字还是用汉字释义，原有歧解。

研究者或据以认为成吉思汗时铸有汉字成吉思皇帝圣旨的牌符。

照此理解，则是太宗即位后即将成吉思汗铸牌全部销毁，改铸畏兀字牌。

但兹事体大，史无明文，也不合情理。

总之，《蒙鞑备録》所记牌分三种应属可信，具体描述系属孤证，不见于其它文献纪録，不可尽信，只可存疑。

（18）

依据以上的分析，我以为理解为成吉思汗在攻破金中都后依据缴获的金朝金银牌改铸为蒙古畏兀字牌，太宗时继续行用，更接近于事实。

太宗创设驿站，颁发差使乘驿圆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不再置论。

关于颁赏悬佩长牌未见具体记事。

波斯志费尼（Juvaini）《世界征服者史》记定宗贵由曾颁授河中地区的异密（Emir）虎头牌子。

（19）宪宗即位，曾授予彰德路达鲁花赤金符，又授虎符。

（20）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的游记中记宪宗蒙哥曾授予一名蒙古使者金牌。

（21）世祖中统元年（1260）曾授予内附高阳人王綧金牌，又升佩金虎符即虎头金牌；

又授金朝降人贺贲、张禧金牌。

（22）《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载，中统二年六月“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察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令行省铨定职名给之”。

随着占领区的扩展和作战的胜利，投附降将和有功将校日益众多。

元世祖遂依仿金朝旧制，将一定数量的金银牌交付行省长官或军帅铨定颁给。

此制的实行，使金银牌的颁给不需具名奏报，可及时授予降人及有功将校，以安军心，鼓舞士气。

但佩牌的颁给并无明细的规定，行之数年，滥发滥赏，日益混乱。

世祖灭宋统一全国前后，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佩牌进行整顿，逐渐形成较完备的制度规定。

梳理有关纪事，可以推知大概。

长牌文字——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

八年正月有旨“省部台诸印信并所发铺马札子并用蒙古字”，（23）但并未涉及牌符文字。

《元史》卷一○《世祖纪七》：

至元十五年七月“诏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即八思巴蒙古字，但还是只限于数量较少的虎符即虎头金牌，而没有涉及数量巨大的平金牌和银牌。

《元典章•礼部之二•牌面》至元十六年九月圣旨，据七月间枢密院奏“圆牌子上头写着蒙古字有，做官底牌子上也写着蒙古字呵，怎生”，中书省议覆“牌子每根底都收拾了呵，写了蒙古字”，旨准。

（24）圆牌即差使乘驿圆牌，至元七年罢废海青牌后即已另行打造蒙古字圆牌，“做官底牌子”即官员佩带的长牌金银牌。

此诏旨准将牌子“都收拾了”是一项重大的举措。

这不仅使十年前即已颁行的蒙古字得以推行，也为牌子制度的整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军官授牌——收拾牌子的诏旨颁发之前数月，曾诏准中书省奏，对牌子进行“分拣”即整顿。

《元典章•礼部之二•牌面》载有至元十六年正月直译体圣旨，节録如下：

如今官人每带着大牌子、金牌、银牌多底一般。

又合带牌子底勾当出来了，不合带牌子底勾当出来了。

不合带牌子底勾当里入去呵也不肯纳了。

牌子不曾好生分拣，兼自出产底金子少，有用着底金子多。

众官人每商量了，如今分拣怎生。

品从官人合与甚牌子明白了呵，不合与牌子底追收入官。

这般呵宜底一般呵。

奉圣旨：

那般者，钦此。

（25）

奏文所称“大牌子”即虎头金牌或金虎符。

大牌子、金牌、银牌“多底一般”说明颁赏之滥，不应带的也自佩带，不肯交纳。

中书省请予分拣，即分别检定，以明确“品从官人合与甚牌子”。

中书省同时还奏请将离职、升职、罢职和身故官员的牌子追收，获准。

此次“分拣”自是一项巨大工程。

《元史》卷一○《世祖纪七》载当年六月西川既平，“其军官第功升擢，凡授宣敕、金银符者百六十一人”。

可见“多底一般”并非虚语。

收拾分拣，取得的重要成果是确立了军官品级授牌制度。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枢密院与中书省、御史台合议，奏准。

军官职名品级，万户、千户各分为上、中、下三等，百户分上下两等。

七千军以上为万户府，万户正三品，副万户从三品，俱佩虎符。

五千军以上为中万户府，三千军以上为下万户。

万户佩虎符，副万户佩金牌。

千户所七百军以上为上，五百军以上为中，三百军以上为下。

上中下千户所正、副千户俱佩金牌。

百户七十名军为上，五十名军为下。

上下百户俱银牌。

（26）牌与符本系两事，元人不再区别，习称虎头金牌为虎符或金虎符。

金牌、银牌都是正式名称，也称金符、银符。

或加“平”“素”等字，是通俗称谓。

战争年代因军功大小授牌，漫无标准，军官职名品级制定后，依职级授牌佩带，形成固定的常制，是一项重要的改革。

所以说“金银牌面所以着军旅之符（标志），昭尊卑之等，朝廷公器，法度所关”。

（27）从唐代“明贵贱”的随身鱼符、辽代的长牌、金代万户猛安谋克佩带的金银木牌发展到元代军官依职名品级佩带的虎符金银牌，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

牌面形制也有所改革。

主要是万户佩带的金虎符嵌入明珠，又分为三等，有三珠、两珠、一珠之别，（28）金银牌均为长牌，无纹饰无明珠，故被称为“平”“素”。

奉使悬牌——奉使悬牌刘仲禄已开先例。

元世祖命郝经出使宋朝，赐佩金虎符。

（29）军官授牌制度订立后，至元二十二年六月“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国求奇宝，赐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

（30）同书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见赛典赤子马速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奉使者似即其人。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又载至元二十八年九月“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剌并为侍郎，遣使俱蓝”。

同年十二月“以铁灭为兵部尚书，佩虎符，明思昔答失为兵部侍郎，佩金符，使于罗孛卜儿”。

前引《元典章》至元十六年换与蒙古字牌面的圣旨奏准“军官每根底逐旋换与了，管民官根底与不与，后底商量”。

（31）上举奉使官员都不是军官而?

是文职的所谓“管民官”，朝廷特派出使外国，授虎符金符佩带以表示其身份地位，与驰驿差使圆牌不同。

奉使悬牌也与军官授牌不同，使命完成后即需将牌子交回，不再佩带。

军官授牌和奉使悬牌以外，朝廷还可依某种需要特授牌面。

这属于个别特例，不在制度规定范围。

长牌佩戴——《元史》卷九《世祖纪六》至元十四年三月乙巳“命中外军民官所佩金银符，以色组系于肩腋，庶无亵渎，具为令”。

这是一道明确规范长牌佩戴的敕令。

往年箭内亘着《元朝牌符考》曾引録此条敕令并加按语：

“按唐之银牌以韦带贯上部之窍佩之。

宋之银牌以红丝绦贯而佩之，元代亦相似也。

但元代在此种规定以前如何佩用，其法难详。

”（32）箭内所述唐宋制度未注出处，当出《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

志云：

太平兴国三年（978）“复制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

上钑二飞凤，下钑二麒麟。

两边年月。

贯以红丝绦。

”又记端拱中“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

元至元十四年上距宋太平兴国三年已三百年，未必有直接的联系。

至于此前如何佩带，史无明文。

大德本《元典章》礼部二目録，透露了消息。

牌面目録见“禁怀插项挂牌面，至元八年”。

可惜有目无文，不得其详。

沈刻本《元典章》也有此目，但无年代，也不载公文原文。

从文目可以推知：

当时佩带牌面并无定制，或怀插，或项挂，不成体统，因而被指为对皇帝名义颁授的牌面的“亵渎”。

无名氏杂剧《雁门关》第一折正末唱：

“休俄延，莫等待，将金牌怀内揣。

”（33）可见怀揣金牌已习为常事。

至元十四年敕令旨在整顿此事，规定以“色组”即彩色绶带系于肩腋，所佩金银牌悬于腰间，以示对牌面的尊重，兼以整肃军官威仪。

叶尼塞州长牌上部有包铁的环孔，即唐代所谓“窍”，是色组所系。

环孔有“宿字四十二号”等字。

育尔本《马可波罗书》注释译为pabulicationNo.42。

此处的“宿字”出自《千字文》。

元承金制，编号用《千字文》。

近年陆续发现的地方政府自铸的巡牌，也都用《千字文》编号，是元代的惯例。

牌面回纳——据前引至元六年请分拣公文，军官升职、罢任、身故均应将所佩牌符回纳。

军官转为民官也需将所佩牌符交纳，见《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潘传》。

军官身故，一般需交纳生前所受牌符，但子孙世袭军职者仍可继续佩带。

《元史》卷一九《成?

宗纪二》元贞二年二月“诏奉使及军官殁而子弟未袭职者，其所佩金银符归于官，违者罪之”。

未袭职者归官，袭职者可不回纳，当是沿袭世祖时的旧制。

所以《元典章•礼部二》所收仁宗皇庆二年五月公文称“金银牌面乃国家之公器，着臣子之尊卑，军官受之，子孙袭替，绵绵不絶，比之民职，特加优重”。

前一年八月的圣旨见“但是勾当里委付来的官人每，不拣是谁，?

但不系管军的与了的牌面，他每的都拘收了者”。

（34）

管理体制——金代有符宝郎，掌御宝及金银牌事，隶属礼部。

元世祖中统元年，承金制设符宝郎。

至元十六年，改设符宝局，给六品印。

次年，在工部设符牌局，掌打造虎符等牌符事。

至元十八年，又将符宝局升置典瑞监，掌宝玺金银符牌，秩正三品，比于六部尚书，权任甚重。

（35）大德十一年武宗升典瑞监为典瑞院，十二月，中书省臣言：

“旧制，金虎符及金银符典瑞院掌之，给则由中书，事已则复归典瑞院。

”（36）此所谓“旧制”自是世祖时定制。

可见自至元十六年分拣后，设符牌局打造牌符，典瑞监掌管，中书省承诏颁授，三者相互制约，以加强监管，预防泛滥，构成管理体制。

综上所述，元世祖在统一前后的几年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佩牌制度。

此后在实行中，虽曾出现各种违制现象，如越级佩牌，恃牌经商，典当牌面，不遵制回纳等等，历朝屡加禁约，但未再做制度上的改订。

元世祖所制订的各项规定一直是元代历朝奉行的定制。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授予千户佩带的金牌是金质还是金字？

叶尼塞州的银质金字长牌是金牌还是银牌？

历代用于传递公文的驰驿牌，例用金字牌。

《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记：

“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

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者也。

”《金史》卷三九《百官志四》“符制”递牌条：

“至皇统五年三月，复更造金银牌，其制皆不传。

”大定二十九年，制牌“朱漆金字者，敕递用之”。

蒙古太宗时，驰驿圆牌又称金字圆符、银字圆符。

元世祖改铸八思巴蒙古字，仍沿用旧制。

铁质金字和银字圆牌都有实物可证。

（37）驰驿差使圆牌与军官、使臣佩带的长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所谓“金牌”即金字牌可供研究参考。

调兵遣将的兵符，用黄金铸造，仅见于《辽史》，只造七枚。

《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契”条载：

“金鱼符七枚，黄金铸。

长六寸，各有字号。

每鱼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

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

事讫?

，归于内府。

”金代斟酌汉唐制度，用铜虎符。

宋代调遣兵将的所谓“金牌”实为朱漆金字木牌。

源于兵符的军官佩牌，金代万户的金牌，元代千户的金牌，如何铸造，史无明文。

元世祖定制佩带金牌的四、五品军官副万户、千户，遍布全国各地，应是一个庞大的人羣。

前引至元十六年正月中书省奏称?

：

“出产底金子少，有用着底金子多。

”《元典章•礼部二•印章》载“印章品级分寸料例”诸王一二等用金印，三等用金镀银印。

驸马及一二品官均用银印，三品以下用铜印。

（38）照此规格，数量巨大的四五品军官佩带的长牌是否全用黄金打造，甚可怀疑。

（39）所以箭内亘《元朝牌符考》曾提出：

“金符似有二种，一金制，一银符镀金者。

”（40）箭内此说自是持重之论，但确认“银符镀金”即是“金符”。

综合有关记载来判断，叶尼塞州的银质金字长牌释为千户佩带的金牌，应是最为合理的诠释。

俄国叶尼塞州系元朝漠北地区。

元世祖即位后设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统辖。

武宗时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统和宁路总管府。

依据以上的考察，1846年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发现的八思巴蒙古字长牌，应是元世祖统一全国建立制度以后的年代里，由工部牌符局铸造，中书省颁授给漠北地区戍军千户佩带的金牌即平金牌。

此解是否有当，愿与学界同人共作商讨。

二　长牌文字——释按答奚

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发现的银质金字长牌，两面铸八思巴蒙古字写蒙古语。

正面三行自中行起读，次左行，再次右行。

反面两行，先左次右，左行接正面右行联读。

音译如下：

正面：

中行moηk'

a

长生

左行　dè

η-ri-jin　k'

u-c'

undur

　　　天　　　的　气　力　里

右行qaà

nne-requ-t'

uq-taji

　　合罕名号　神圣

背面：

左行　bol-t'

u-qaji　k'

en　'

eu-lu　bu-

　　　　成为　　　　谁（任何人）不

右行　

irequ　'

al-da-qu　'

eu-k＇u-gu

　　　　遵从　　　　　治罪　　　　处死

1846年此牌发现后，次年在俄国科学院院报刊布。

阿瓦库姆最先译为俄文，因不了解中行起读的体例，将moηk'

a误释为蒙哥汗（宪宗）。

后经施密德、班札罗夫先后撰文订正。

德韦利（G..Deveria）、柔克义（W.W.Rockhill）都曾予以关注，有所探讨。

（41）育尔英译《马可波罗书》刊入此牌图影，并加注释，对译释情况作了介绍。

1941年，尼古拉•包培教授出版综考八思巴字蒙古语的名著《方体字》俄文版，对八思巴字音写古典蒙古语的语音和语法特点，作了全面的论述。

书中收入此牌，称为米奴辛斯克牌，对牌面铭文做了译释，订正了前此的某些误译。

（42）1957年，又对此书有所修订，由约翰•克鲁格尔译为英文再版。

（43）1986年我国学者郝苏民据英译本译为中文，补入若干注释，题为《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出版。

（44）牌面铭文的英译是：

BythestrengthofeternalHeaven.Letthenameoftheemperorbesacred.Hewhohasnorespectshallbeguiltyanddie.

中译是：

“依靠永恒天的力量。

愿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

不尊敬的人将有罪并死。

”

包培的译文，较前人更为准确，已无可议。

现只就此铭文词组的元代汉译和aldaqu一词含义的演变，再做些探讨。

正面八思巴字蒙古语三行构成的短语，西方学者似未注意到《经世大典•站赤》所收蒙古太宗元年十一月的制书已有汉译，原文作“上天眷命，锡皇帝之徽名”。

（45）蒙文moη-gká

dè

η-ri-jinkucú

ndur，汉文文献中曾有“赖着长生天的气力”、“托着长生天的气力”等译文，汉字直译作“长生天的气力里”。

太宗制书出于耶律楚材为首的必阇赤，行文力求典雅。

“上天眷命”出于《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

这一语意的雅译，似初见于此制。

有元一代雅译圣旨一直沿用，成为相对稳定的译语。

“锡”字古义为赐，译自背面联读的蒙古语boltuqaji，祈使格第三人称，原意“成为……”有祝愿之意。

此指天赐。

徽名译自nerequtuqtaji。

nere为习见的蒙古语“名字”。

关于qutuqtaji包培在注释中指出：

“在蒙古书面语中没有这个词，但有一个意思是神圣的、圣洁的词qutuγtu。

源于qutuγ圣洁、幸福，这里带有后缀-taj，实质上与-tu同一意义。

”（46）汉译不依蒙古语序而译为“徽名”。

徽字古义美德、圣德。

皇帝生前尊号习称徽号。

“徽名”因而沿用。

除却颂扬之义，此句的实际意义是在表明长牌是以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