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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地方上遇到特大灾害,朱元璋与皇家的人都要吃一餐麦饭和野菜表示与民同甘共苦。

他一日三餐都十分简单,直到晚年身体不行时,才稍有改变。

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在骨子里存在了自卑的情节,明朝的文字狱多集中在明太祖时期,朱元璋从各级各地官员上表笺祝贺或颂扬功德中严加挑刺,披罪理由之荒谬,网罗人数之多,惩罚之惨重,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明朝初年,许多官员蹈袭元朝的弊政,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

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有150多条,而且极其严厉,总共罗列凌迟、枭首、夷族等惩罚,残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作为一个封建君主,朱元璋对于权力的追求达到了极致。

朱元璋认为那些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公侯武将会对自己的君权造成威胁,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朱元璋一方面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逐个除去那些他看不顺眼或者有疑心的将领,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特务机构,到洪武十五年(1382),特别设立了隶属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加强对大臣和百姓的监督,弄得满朝大臣人人自危,百姓惴惴不安,完全体现了朱元璋专横、残忍、暴虐的一面。

明惠帝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

),是明朝历史上第二位皇帝,他的父亲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被立为太子,但是不幸中年早逝。

朱元璋按照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逝世后,年仅21岁的朱允炆继位,改年号为“建文”。

即位后,实行政治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文新政”。

朱允炆加强了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举荐优通文学之士,授予官职。

皇帝身边的几位重臣皆是饱读诗书的才子,文人们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对朝廷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皇帝忠心耿耿。

朱允炆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进行改革,首先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

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

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

对于佛教势力多占良田的现象也加以限制。

另外在吏制方面,朱允炆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官,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在朝廷内,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就立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通过以上的措施,朱允炆给百姓和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因此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削藩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对巩固皇权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削藩的决策上朱允炆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先削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先后废了周王朱橚等五王为庶人,引起了藩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朱棣加紧做出准备,增加了削藩的难度。

而且由于自身性格过于仁慈、过于柔弱的弱点,在与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的过程中,有好几次都可以将其擒获,但朝廷诸将却因奉了朱允炆不杀叔父的诏令,不敢临阵强逼,致使朱棣得以死里逃生。

由于受困于柔弱的性格、空疏的道德和贫乏的政治经验,朱允炆在朱棣的步步紧逼之下最终丢失了皇位。

但是在燕王朱棣攻下南京之后,朱允炆的结局到底怎样,至今仍是一个不解的谜案。

明成祖朱棣(1360—1424),是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1424年在位。

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11岁是被封为燕王,21岁就藩北平,40岁以“靖难”的名义兴兵,攻打侄儿建文帝朱允炆,并从其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改年号为“永乐”。

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年之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朱棣对于大明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果断削藩。

由于朱棣本身是藩王,是从皇帝手中夺取的政权,在自己执政后也担心藩王势力太盛会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因此决定削藩。

在削藩过程中刚柔并济,凭借重兵在手,将众藩王或迁南方,或废为庶人,分别解除了各藩王的兵权。

2、迁都北京。

朱棣由于长期镇守北京,因此深知北京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早有迁都北京的打算,但需要考虑到加强北方边防的因素,迟迟没有行动。

最终在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下诏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以南京为留都,同样设立一套政府机构,但诸司印信都移至北京,北京从此成为明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编纂书籍。

朱棣君临天下后,锐意标榜文治,喜欢聚众编书,命人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书》、《孝顺事实》等,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永乐大典》,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保存了大量自先秦至明初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巩固边防。

除了平定安南和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外,还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在西南地区建立贵州布政司,在当时称作西番的青海、西藏一带,修建驿路,设立驿站,敕封番僧王号,加强管理。

5、浚通南北运河。

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和发展经济,朱棣命令刑部侍郎金纯和工部尚XX礼治理会通河,以畅通运道,缩短南北漕运的路程,确保水路运输正常。

然而,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多疑嗜杀、好大喜功的性格。

出于篡位者的心理和巩固夺位斗争胜利的需要,朱棣下令将建文四年(1402)改为洪武三十五年,并决心以武力手段进行一场建文旧臣的大规模清洗。

他公开发出赏格,允许军民人等绑缚那些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并分级升赏。

于是就有不少人因告密而得官,更有甚者乘机报私仇、抢劫财物,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他以令人发指的残暴手段,对当年力主削藩和受到朱允炆信任的旧臣大肆诛戮,株连范围之广甚至超过了异族入侵,为历朝历代所罕见。

最惨烈的当属方孝孺的“诛十族”案,可谓是空前绝后。

朱棣任用宦官分赴各地镇守,并在“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由亲信宦官统领,对当时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和芸芸百姓进行严密地监视。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其实自己也处于宦官的监视之下。

东厂专门侦缉、搜捕、惩办朱棣所谓的“妖人”、“叛徒”和“大奸恶”。

朱棣将宦官的管理权由吏部转归至内廷,为宦官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方便。

朱棣还派郑和下西洋,美名其曰向海外诸国显示大明王朝的繁荣强盛,但是在我看来,郑和下西洋是一项弊政。

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统治下,这种官办的“朝贡外交”除了会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之外,对经济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

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四位皇帝,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永乐二年(1404)被册立为太子,二十二年(1424)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洪熙。

他执政不到一年,但因其在位期间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为“仁宣之治”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他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君主。

他本可以创造更多的辉煌,赢得更好的名声,但由于其短命而成为明代帝王史上的一颗流星。

朱高炽仁爱、儒雅,在登上皇位后,针对朝政的弊病,采取了一系列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措施,开始进行他的一系列仁政改革。

首先,在政治上,赦免了建文帝时期的旧臣和明成祖时遭连坐而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允许他们返回原籍;

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并恢复了一些大臣的官爵,如建文朝的忠臣方孝孺的冤案等;

选用贤臣,裁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杨”辅政;

修明纲纪,废除古代的宫刑,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法,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

其次,在经济上,下令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皇家的珠宝采办,以减轻百姓负担;

减免税收,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给农民捕鱼。

另外,在思想上,崇尚儒学,褒奖忠孝,并善于纳谏,因此在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在科举制度上,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规定了录取比例为“南六北四”,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影响深远。

正是由于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政,尽管他在位时间很短,但后人却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称其“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

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于文、景比隆哉。

”作为一位皇帝,朱高炽的文治显然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但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有两个内侍搀扶着才能行动,而且还总是跌跌撞撞的,并从小就没有表现出丝毫“武功”的天分,作为一个封建君主,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而且他的顺利继位大多靠的是自己深受明成祖朱棣喜爱的儿子朱瞻基以及严谨、十分讨成祖和仁孝皇后欢心的妻子诚孝皇后张氏,并不都是自己争取得来的。

另外,朱高炽从登基到去世不足十个月,他的突然暴毙也成为了众多历史之谜中的一个,后人争论不断。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汉族,是明朝历史上第五位皇帝。

明仁宗朱高炽长子,幼年时就非常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与赏识。

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确立了储君的地位,曾数度追随成祖征讨蒙古。

洪熙元年(1425)五月,朱高炽病逝,朱瞻基即皇帝位,年号“宣德”。

尽管他在位只有十年时间,但却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

朱瞻基在没有亲政之前就展露了作为帝王的睿智与果敢。

恰逢朱高炽病逝,朱瞻基正在南京,当日就要动身回北京,但却听说汉王朱高煦要在半路截杀他,自立为帝。

左右都劝他整顿兵马以作防范,但是他却轻身出发,日夜兼程地赶回北京,回京之后,一方面妥善处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强北京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

朱瞻基登基以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遗留下来的外藩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在建文、永乐、洪熙年间都试图解决,但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朱瞻基即位后,立即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

首先面对的就是朱高煦,朱瞻基在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加上本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的叛变,使得朱高煦很快弃械投降。

得胜后,又让朱高燧交出兵权。

至此,明初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根本解决。

面对日趋严重的安南问题,朱瞻基毅然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的占领,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节省大批人力财力,也有利于安南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

作为守成之君,朱瞻基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体恤民情,爱惜民力,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尤其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

在他统治期间,百姓安居乐业,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起义减少,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朱瞻基虽涉猎广泛,但作为一国之君,在历史上也有一些为后世不齿的事情。

废胡皇后一事就是最好的体现。

朱瞻基的正宫皇后胡氏,举止得体,贤良淑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但是因为身体病弱,未能生育而不被朱瞻基所喜爱。

朱瞻基想立自己喜爱的孙氏为皇后,于是孙氏就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生”下皇子朱祁镇从而夺得皇位。

在废后的过程中,朱瞻基还列举了胡氏的许多不足,促成了这件事。

后渐渐察觉胡氏的阴险和自专自用,十分后悔。

除此之外,朱瞻基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斗蟋蟀,由于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朱瞻基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后来他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就让各地采办上等的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他,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弄得鸡犬不宁。

朱瞻基也因此被百姓称为“促织天子”。

也许是忙于声色享乐的缘故,朱瞻基在三十八岁时就英年早逝了。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是明朝历史上第六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出生两个多月就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历史上最小的皇储。

曾两度登上帝位,共在位22年。

9岁继位初期,由太皇太后张氏和仁宣朝的“三杨”等人辅政,继续推行仁宣朝的各项政策,国家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

太皇太后张氏与“三杨“相继谢世后,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王振通过得到处于权力中心的朱祁镇的信任从而把持朝纲,广植朋党,开启了明代宦官专权的现象。

王振引导幼年登基的明英宗用重典以制臣下,渐渐使明英宗形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但同时明英宗还存在了自卑,生怕大臣们看不起他。

王振正是知道如何迎合、利用这种复杂的心理,使得明英宗一直对他宠信有加。

这种超乎寻常的宠信使得一些无耻之徒为了升官发财,不顾名节,阿附王振。

但是也有许多有骨气的大臣不肯顺从王振,王振便利用各种机会横加羞辱,致使许多人都被关入狱中或披枷戴锁站在皇城门边号令示众,弄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

也正是由于王振的撺掇,英宗才会御驾亲征,失败被俘,经历了对其一生和对明朝都具有巨大影响的“土木堡之变”。

失败后,朱祁镇被瓦剌部落软禁,直到于谦所率领的军队给瓦剌以沉重的打击,瓦剌不得不与明朝讲和之后才被送回京城。

回到京城后,又被朱祁钰软禁在南宫七年。

后因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帮助,经历“夺门之变”后复辟,重新登上皇位。

朱祁镇复辟之初,对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等人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

在这些“功臣”的极力劝说下,朱祁镇以谋逆罪冤杀了于谦、王文等人,使得后来边境局势又紧张的时候无人可用。

其实朱祁镇本性并不坏,只是他过于宠信宦官,忠奸不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朱祁镇渐渐成熟了起来,终于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来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

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以巩固皇权,整顿朝纲。

同时重用李贤、王翱等贤臣,减免各地百姓的赋役,发展经济。

在朱祁镇复位后也做了几件为后世所称赞的好事。

其一,恢复宣宗废后胡氏的名号,并使之葬礼如仪。

为胡皇后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

其二,释放建庶人,即建文帝朱允炆的次子朱文圭。

其三,废除殉葬制度,朱祁镇觉得殉葬制度很残酷,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

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明代宗朱祁钰(1428—1457),汉族,是明朝历史上第七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次子,与明英宗朱祁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初封郕王。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皇太后命朱祁钰任摄政监国,立英宗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朱祁钰临危受命,担任监国后惩处了王振的党羽,使京中的局面有了些起色,确立了在朝臣中的威望。

朝臣纷纷上书要求立皇帝,皇太后孙氏无奈只好下旨由朱祁钰继承皇位。

朱祁钰旋即皇帝位,年号景泰,遥遵英宗为太上皇。

朱祁钰登基之初,朝廷的礼仪松弛,君臣观念淡薄,京城军民纪律涣散,这促使代宗下决心整顿朝纲,整肃人心,扫荡国家无主的污浊之气,并向都察院大臣下了一道专门的敕谕,才使得平日不遵守礼仪的官员整肃起来,不敢再怠慢公务。

”土木堡之变”的惨痛教训使景泰君臣都深切地认识到:

必须加强武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于是朱祁钰任用于谦、罗通、杨俊等帅才,并且在于谦的部署下,出兵将瓦剌南下时先后侵占的独石、马营、龙门等八处关隘城池一一收复,为屏蔽京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改革了京营的军制,实行团营之制,通过训练,可以使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领之号令,遇有战事,不致临期错乱,难于调遣。

明朝军队经过一番整饬,战斗力大大提高。

而且在朱祁钰执政时期,许多被太监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重归庙堂,吏制也为之一新。

但是朱祁钰在处理朱祁镇问题上,尤其是在更换太子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可能是由于皇权的巨大诱惑,朱祁钰在坐稳帝位之后就不愿意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回京,害怕影响自己的地位,并用各种理由阻挠其回京。

最终朱祁镇回京之后朱祁钰又将其软禁在南宫,体现了他的心胸狭窄。

朱祁钰为了巩固皇权,不仅要自己做皇帝,还希望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授意太监去贿赂当时的重要大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支持自己。

就这样,太子朱见深被废为沂王,朱见济被立为了太子。

也正是由于他的私心,造成朝堂意见不统一,发生“夺门之变”,帝号被废,重新回到了郕王的位置,死后以亲王礼制葬于西山,妃嫔亦赐死殉葬。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原名朱见浚,是明朝历史上第八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

景泰三年(1452)被废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辟,又被立为皇太子,此时改名朱见深。

天顺八年(1464)朱祁镇病死后继位,改年号为“成化”。

朱见深即位后十分倚重李贤、彭时等人,可以说在当时是人才济济。

在他们的辅佐下,也做了几件值得后人称颂的事情。

朱见深性格比较仁厚宽和,胸襟也比较宽广。

首先,他不顾自己的叔叔明代宗朱祁钰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反而以德报怨,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对朱祁钰的陵寝进行了整修,谥号为景帝。

其次,平反了于谦的冤案,让大量被贬的正直官员复职。

由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加之贤臣名相的辅佐,体察民情,朱见深即位之初的朝政还是比较清明,而且颇具振兴的气象,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可惜好景不长,朱见深显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在种种弊政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改进的时候,明宪宗就开始对国事厌倦,认为自己应该纵情享受一番了。

朱见深在位期间十分宠爱贵妃万贞儿(一位相貌平平,大他十七岁的宫女),由于皇帝的宠爱,万贞儿恃宠而骄,经常在后宫颐指气使,以残酷的手段使宫中受孕的女子堕胎,以至于宫中人人惧怕她,在易储这件事情上也大做文章,甚至差一点断了朱见深的血脉。

在朝堂上,万贞儿也曾弄权不止:

一方面许多官吏通过贿赂她而得到晋升;

另一方面,她的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把持朝政。

相较于宦官把持朝政,万贵妃保持朝政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了一件怪事:

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

这件事情引起了朱见深的重视,东厂原本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自从出了上述事件,朱见深觉得光有东厂远远不够,就又挑选了干练的宦官令设置了西厂,由大太监汪直任提督。

朱见深十分宠信汪直,西厂的权势比东厂大的多,汪直因此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加作威作福起来。

一方面他屡次制造骇人听闻的冤狱,敲诈勒索,打击异己,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把朝廷上一些有影响的大臣罢官削职;

另一方面,他将那些逢迎拍马,惟命是从的无耻之徒升官进爵,树立私人势力,可以说是“威势倾天下”。

除了汪直,太监梁芳也是朱见深所宠信的宦官,他与汪直两个人,一人注重“权”,一人注重“财”。

为了敛财,梁芳经常给万贵妃送一些美珍珠宝,然后以采办珠宝为名,出使各地,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因为万贵妃的缘故,朱见深对此也就不闻不问了。

到朱见深执政晚年,越来越倦怠朝政,沉迷于神仙、佛道和长寿秘术之中,后又从迷信方术逐渐发展到宠信方士,使得梁芳、李孜省、僧继晓等人得以逐渐干预朝政。

为了满足自身任意选拔官吏的要求,朱见深下旨不经吏部的选拔和考核,由自己直接任命官员,由此大批佞幸之人获得官职,,导致吏制败坏,开了明代许多朝的不良官制之先河。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朱见深病死,为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明朝历史上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三个儿子,成化十一年(1475)被立为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明宪宗朱见深死后继位,改元弘治。

朱祐樘由于生在父皇专宠万贵妃的时代,在恐惧和屈辱中度过了幼年和童年,从而形成了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克制自我的独特性格,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会发怒的慈善形象。

也正是这位慈善的皇帝,从18岁继位就开始了他励精图治的执政时代。

朱见深留给自己儿子朱祐樘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还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些情况,朱祐樘十分清初,并开始着手改革弊政。

在整顿吏治方面,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

其次斥逐佞幸之臣,对于获罪严重的官员,或杀、或贬,逐出京师,而一些获罪较轻的官员,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

同时大量启用正直贤能之士,重新启用了一些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著名的有王恕、马文升等人,并为前朝功臣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朱祐樘还注意更正律制,加强法制建设。

对法律条例进行整顿,任用的执法官吏也比较贤明、公正,一扫明宪宗时代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

在内政方面,朱祐樘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

尽管幼年坎坷的生活使得朱祐樘一直体弱多病,但他却勤于政事,对自己要求严格,不仅每天早朝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和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方,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也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政事,从而避免受到宫中妃嫔、宦官的不良影响。

使明朝再度回到吏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但是弘治八年之后,朱祐樘图治的精神慢慢懈怠下去了,不知不觉走上了父皇的老路,宠信宦官,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由于身体比较孱弱,加上对照顾他的废后胡氏礼佛行为的耳濡目染,朱祐樘相信能借礼佛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正是由于其对佛教的笃信,因此不少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祸乱朝政。

宦官李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广受宠后,大开传奉官之禁,肆意营植私党,索取贿赂,强占北京附近地区的民田,据为己有,每年从国家控制很严的盐利中获利数万,使得弘治以来清明的政治变得乌烟瘴气。

由于受到“万贵妃”的迫害,朱祐樘在心中对于女人的狠毒有很深的烙印,从17岁娶张氏为妻后,终身再无册封,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朱祐樘不仅在张氏母女的逼迫下一再违心地给贪婪的外戚各种特权,而且由于只有一个妻子,最后在继承人方面也别无选择,只能为明王朝选择了最坏的继承人。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开国后的第十个皇帝,明孝宗朱祐樘嫡长子,弘治五年(1492)被立为皇太子看,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即位,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5—1521年在位。

朱厚照即位后不久,就把贪玩好动的本性暴露了出来,他为了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

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

后来干脆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世宗、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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