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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长松
目录
开题报告...................................................1
摘要……………………………………………………………………….2
关键词…………………………………………………………………….3
引言........................................................3
一、贫困群体”的界定及原因探究..........................................................3
二、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及政策诉求...................................................5
（一）对脱贫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提升的忽视是政府福利供给
问题的症结之一................................................................................5
（二）机会获取的不足是福利供给问题的另一个症结............................7
三、总结与对策...........................................................................................8
论文参考文献...............................................10
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学生所在单位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
姓名沙长松教育层次专科
学号1361001414124专业行政管理
指导教师：
院校紫阳教学点
论文题目：
浅议贫困群体的福利供给问题
选题意义：
当前，我国城乡低保对象中明显分成两大类群体：
一是老人、儿童、残病等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员群体；
二是处在劳动年龄阶段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群体，这个群体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大，而且低龄化、吃低保持续时间较长。
近年来，城乡低保“福利依赖”现象逐步显现，在操作层面上，如何促使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退保，也成为低保动态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出发，两类群体是否有劳动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低保政策目标的不同设计，对无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来说，低保目标是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
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仅仅是过渡性目标，根本性目标是促使他们“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救助的目的是让他们将来不需要救助”。
以上问题的出现并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城乡低保工作，找出问题，加以完善，把党和政府的温暖真正送到需要帮助的手中。
写作提纲：
一、贫困群体”的界定及原因探究
二、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及政策诉求
三、总结与对策
浅议贫困群体的福利供给问
沙长松
（陕西电大安康分校2013年春季行政管理专业紫阳教学点）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转型和社会变迁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我国的贫困问题产生了新的特征，并形成了“新贫困群体”，城乡出现了因大病或意外事故致贫的，这些人群往往得不到救助。
尤其是在贫困群体的福利供给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漏洞，据调查得知“人情保”、“关系保”、“亲属保”、“错保”等问题到处都时有发生。
有这样几则案例：
旬阳县桐木镇制定了《桐木镇2012年农村低保复查整顿工作实施方案》，成立13个以联村领导为组长，村支部书记为副组长，包村干部、村主任、村文书、村监督委员会主任为成员的复查整顿工作小组，明确任务，责任到人。
对复查整顿工作落实了经费保障。
可是2014年7月25日，中央电视台七套《聚焦三农》栏目播出节目《谁“吃”了我的低保》，节目反映的是旬阳县桐木镇岔园村部分贫困村民申请多年都吃不上低保，但不该吃低保的村干部亲戚却能吃七八年的低保，透过案例，我感觉颇具戏剧性色彩和讽刺意味儿。
紫阳县的某镇某村一个村支书，把自已一个五保户叔叔的低保领用了五年，亲族间打抱不平查实以后，只做了内不消化，家丑不可外传，没向组织反映。
还是紫阳县的某镇某村一个村支书，是由村文书—-村长—-村支书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的，他借助村干部之便，领取一个死去了的抗美援朝的残废军的人优抚费20余年，对这个村支书只作了撤职处理。
对此，笔者认为是由于制度性的失衡、社会排斥问题和执法不严所致，
因此，对贫困群体的福利供给问题议一议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
贫困群体制度性贫困现状对策
引言：
中国的贫困群体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了新的特征。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资本和劳动力等从一、二产业部门开始流向第三产业部门，产业结构变迁使原有相对产业的人群丧失了工作机会，而同时也使暂时不具备进入其他产业领域工作的人群有了营生的机遇。
另外，就业问题无法得到社会政策和政府行为的有效调节，再加上社会福利供给制度的不均衡，操作上的疏漏等，造成了这种在新背景下制度性贫困与需求贫困一起作用而形成的新贫困。
一、“新贫困群体”的界定及原因探究
新贫困群体的贫困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类贫困群体数量远比“老”贫困人口多，而且还包括了大量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是却因为没有工作机会而致贫的人群，我们称这类人群为“新贫困群体”。
原紫阳县向阳火车站装卸水泥的工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国有学者提出了制度性贫困的观点：
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导致了弱势群体的贫困。
还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制度贫困意即制度落后和制度短缺等，是一切贫困形成的总根源，而资本短缺和资源贫乏等不过是不同的贫困表现形式而已。
所谓制度性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包括诸如不合理的下岗政策、拆迁规定、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条文和实施过程、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和规定、对某些身体疾病的不合理规定等。
例如：
紫阳县向阳镇院墙村四组廖帮兴今年5月，一个一岁零十个月的孙女意外重度烧伤，在西安西京医院多次住院手书治疗，花去医疗费用近30万元，农合只报销了6万多元，这叫一个无稳定收入的农村家庭怎能承受得了？
这样的家庭就沦入了新贫困群体之中。
还有，新贫困群体是不同与传统福利救济对象，可能具有劳动能力但不具备劳动机会，主要由于新体制推进而引起的意识形态变化、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经济结构变化等原因而造成的结构性贫困主体。
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扶持引导政策不到位、走过场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的分裂和阶层内部认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共享的实现伴随着贫富差距，新贫困问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地社会救助制度在政策设计和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1）由于受财政预算的约束与对最低生活保障线设置过高会产生“贫困陷阱”和相关的“道德风险”的担心，最低生活保障线设置的水平较低，不能满足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不仅会造成贫困家庭收入达不到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目标，也会造成许多应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家庭被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其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设置仅以保障低保户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为目标，没有考虑到贫困家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开支较大时，必然使其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不能维持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3）社会救助标准相对单一，特别是没有考虑不同家庭规模和不同对象类型对需求状况的影响。
某村2014年搞的，家有残疾人，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低保，这就存在着片面性。
（4）虽然各地对救助对象的再就业和杜绝“懒汉”问题都非常重视，但在操作方法上较为生硬，就业诱因机制尚未建立。
有一个居民，有房、有车，成天玩电脑游戏、买彩票，他还要吃低保、住廉租房。
这样的廉租房给那些远程陪读的和无房的创业青年该多好啊！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临福利依赖的挑战。
应该指出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乡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但这种制度只能为穷人提供一个缓冲的机会，不可能保证穷人参与社会发展和提高自己解困的能力。
相反，它可能会维持和再生产一个贫困群体，贫困人口被限定在一个被救助的制度结构范围内，很少有贫困者自主寻求发展的机会。
为了达到真正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的目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认识到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意义，从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需要出发，适当地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水平，使其既能够保证城镇贫困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又能够防止穷人对低保金的依赖和“贫困陷阱”的出现；
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贫困家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综合救助制度，在切实保障贫困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改变贫困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他们抵御风险和摆脱贫困的能力。
二、我国贫困群体问题的现状及政策诉求
对我国现阶段贫困现象的表现和政府责任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试图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
（一）对脱贫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提升的忽视是政府福利供给问题的症结之一
提高贫困群体的脱贫和抵御风险能力，就需要在短期内对贫困群体进行就业培训和基本素质提升。
长远来看，也需要对其子女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给予良好的职业定位。
也就是说，要提高贫困群体家庭的自救能力，保证贫困群体本身的就业培训，保证其子女的教育与职业定位，均是不可缺的。
而现阶段作为主要三个手段的就业培训、教育投资与职业定位，均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只注重基本生存需要保护，忽视贫困群体社会发展需要，针对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力度不足而出现一些困境，并进一步阻碍了贫困人群的生存能力。
作为贫困群体就业培训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以及机构，抱着本位主义思想，以完成指标和任务为目标，而使得各地的就业培训很多时候流于表面和形式，只是套用国家经费，最终体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培训很多时候只是走个过场，效率极其低下，无法达成提高贫困群体就业能力的目标。
而沦为了部分政府部门完成任务的一种形式。
而子女教育投资比例也出现了膨胀化的特点，贫困群体年龄普遍偏大，其就业的空间受到了各个企业和用工单位的压缩和限制，从就业政策上直接福利供给这样的形式达到的效果只能是越来越差。
基于此，寻求在若干年内其子女的替代劳动，让其子女就业以提高家庭整体收入的想法，进入和这些新贫困人口不得已的选择之中。
而这种贫困群体教育投资比例膨胀化的原因是政府在这一部分群体教育支出上的减免和补助缺失造成的。
政府目前推行的教育减免资金，已经无法适应贫困群体家庭对子女社会发展需求的客观现实，进而无法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代际转移”提供有力保障。
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太普遍化了，不分贫富。
一个边远山区的村民，在城镇租房陪读幼儿园和小学，教育成本比培养一个大学生还高，造成了因学致贫，政府反而对这种人群没有什么照顾。
这是对贫困群体一种关怀的缺失，源于政府对贫困群体和其子女社会发展需求的忽视。
（二）机会获取的不足是福利供给问题的另一个症结
除了能力的提高，机会的获取同样对贫困群体摆脱贫困具有重要的价值。
给予贫困群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政府直接给予其就业岗位，一种是政府提供这样的机会使其提高社会交往能力，使之在参与社会中有所收获。
前者是直接的机会提供方式，后者是间接扩大社会交往机会的方式。
政府在社会参与需要福利供给上的缺失，是造成贫困群体机会获取缺乏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相当的社会环境中，对贫困人口的歧视和交往屏蔽，以及贫困人口对社会的主动闭塞性十分明显。
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存在着巨大的交往压力，再加上不可否认存在的传统的对贫困人口的排斥和孤立心理。
造成了一种双向的屏蔽。
而这种屏蔽，造成的是贫困人口真正的信息来源受阻，从业技能的重要来源缺失以及很多潜在的机会缺失。
而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很多时候是治标不治本。
而解决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可以从以下四方面需要继续加强：
（1）完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对新贫困群体的关注力度。
政府现存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新困群体的关注力度不够,从而使他们的社群交往出现了相应的偏差。
因此,政府应当对各个村民委员会和社区进行鼓励,引导他们对新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干部也应当加强对贫困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帮助他们减少心理缺失感,这对于减少社群自闭性是相当关键的。
（2）强化社区服务机构和党员队伍的心理服务。
政府应当设立社区心理服务队,发挥社区互助和党员队伍的带头作用,帮助新贫困群体在社会交往方面扩大交往范围和提高交往质量。
在社区心理服务队建设中,应当积极依靠党团组织,以党员、团员为主干力量,着眼于贫困群体交往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予以帮助。
（3）建立新贫困群体与成功人士的生产就业交往平台。
新贫困群体在交往中，由于他们基本处于失业状态,同时他们的交往圈子又相对的封闭,本身在交往中不能从其他人中吸收生产意识和生产技术以及获取方式,在交往中不具有生产就业的内容。
为此,建议政府建立贫困群体与成功人士的生产就业交往平台,特别是与脱贫致富人士的交流,这样对贫困群体的就业和生产会有带动作用,并易于形成交往内容的生产化特征。
（4）强化贫困群体本身交往的思想意识。
政府应当进一步的加强宣传,鼓励贫困群体扩大交往范围,提高自己的积极主动性,深化他们的交往意识,使他们自己能够有意识的参与到与社会各个阶层的融合中。
当前政府福利供给出现一些困境的原因在于：
政府采取只关注于提供基本生存需要福利的社会政策，不利于贫困群体对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的福利诉求，有悖于需要满足与发展型福利的指导理念，没有能够有效避免能力剥夺和机会缺失，不能够完全起到反贫困的初衷。
研究建议政府应该通过赋权参与福利供给进一步提升福利政策的效率，加强对贫困群体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两方面的福利供给力度。
例如:
紫阳县向阳镇金盆村有个残疾人贾学喜，自已租房开商店，有了一点积蓄，可房东要终止租房，自家的住房既是危房，又是一个无商机之地，在有商机之地建房，又享受不到国家的补助，像这样的特殊现象，的确应该特殊对待，重点扶持。
从社会政策角度着眼，政府应当努力刺激与倡导贫困群体参与市场与人际交往，通过赋权参与福利供给推动一体化的福利供给，提高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社会交往机会，加大对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的福利提供力度。
具体来讲，赋权参与福利供给要求政府在福利供给中实行五项有针对性的转变：
第一，推动积极福利，将“补偿性福利”转变为“干预性福利”；
第二，增加赋权意识，建立一体化的需要保障；
第三，防止社会排斥，强化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
第四，壮大社会工作队伍，形成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有效结合。
发挥NGO（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的扶贫作用。
整合社会管理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提高救助效率，实现扶贫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完善政策法规，为贫困群体的福利供给提供可靠的政策保障。
紫阳县近年出台的《紫阳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细则》、《紫阳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细则》、《紫阳县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紫阳县城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和《紫阳县临时救助暂行办法》等，对贫困群体的福利供给起到了良好的指导规范作用。
另外，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对其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改革。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
谢若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资产与穷人》中提出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
迈克尔指出:
“如果家庭想要长久地改善其生活条件,就必须就教育、住房、产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和积累。
这个道理对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
有人错误地认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不能或者不应该积累资产。
其实,即使小额的资产积累也能够对家庭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资产积累除了延迟消费以外,很有可能产生其他积极的作用,包括更远的未来取向、家庭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J].中国网。
张小军、裴晓梅.《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J].江苏社会科学。
罗法时．消除贫困——正在实现的目标[M]．贵州教育出版社。
罗霞.《新城市贫困群体的边缘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第21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予发布）
《陕西省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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