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于炳然智斗戴笠 戴笠不敢用又不敢杀中共地下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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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被选为中语组书记，领导着“反帝大同盟”等多个进步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春，张学良出访欧洲。

5月，到达罗马。

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

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

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

三、如想收复，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一星期后，于炳然收到张学良的亲笔回信。

对方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共同探讨。

对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

对第二个问题，张学良的答复是肯定的，并说“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

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

国仇家仇，誓死必报。

”对第三个问题，他说：

“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说：

“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

7月下旬，张学良到了伦敦，于炳然又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述了抗日救国方略，并驳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

两天后，张学良托陈洪海约于炳然共进晚餐。

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只有陈洪海和张学良的两个儿子。

餐后，张学良说：

“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由北欧回来，即约于炳然面谈。

张学良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滔滔宏论达四小时之久。

张学良倾听后，说：

“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

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又约于炳然谈话。

他先说：

“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

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

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

”又说：

“据我了解，你确是个人才。

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

不过我并不怕你。

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帮助你学费。

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

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约于炳然会面。

几次长谈，于炳然一方面看到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同异，另一方面，张学良真诚磊落的品格、深沉的爱国之忱，留给他极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已办成。

于炳然把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同意他去莫斯科。

二、蒋介石授命他策反德王

1934年10月，于炳然来到了莫斯科，从事党的建设工作，并在出版社做编辑。

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将接洽重要任务。

据此，党组织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

回国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

党的关系，是到上海寻找潘汉年。

1937年4月，于炳然到沪，才知道《真理报》上那则消息是误传。

他见到了潘汉年，后赴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宣传部部长。

7月18日，于炳然接到他在伦敦时结识的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芃生王说：

“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

于炳然说：

“你开什么玩笑？

”王芃生说：

“真的，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已经降日。

原来，此前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到此事，戴笠向蒋介石建议由于炳然前去内蒙。

于炳然到了南京。

次日，戴笠亲自乘车来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入一大会客室。

等候的蒋介石站起来，面现微笑，与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指向身旁的沙发，说：

“请坐！

入座后，蒋介石问：

“你是黑龙江人？

”于炳然答：

“是的。

蒋接着问：

“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

“是考取公费留学去的。

蒋再问：

“你到俄国是张汉卿送去的？

”于炳然说：

“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

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蒋介石说：

“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

“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

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

“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

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

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

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

“好，我当尽力。

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蒋介石很重视德王反正。

为了让于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会见。

载笠派孙殿英护送于炳然前往北平。

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军队正激战，炮火连天，无法前行，在当地滞留了二十多天。

无奈，于炳然只好只身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奔往天津。

至天津，于炳然见到了在北平大学时的同学，时任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赵福海。

赵建议由他和杜超杰先去张家口向德王转达于炳然此番的来意，必要时于炳然再去。

于炳然把劝说德王的思路、策略详细交代给他们。

12月20日，二人回津，说已见到德王，晓以中华民族大义，分析了抗战前途，劝其反正。

德王表示：

反正，需待国军与他的军队能够衔接时。

此时反正，徒遭损失。

这时，南京已陷落，敌焰十分凶狂，的确不是使德王转向的好时机。

三、悬剑之下，舌战戴笠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

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及东北人的问题，蒋介石都交给戴笠来对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反蒋，并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

“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

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问：

“什么是普通朋友？

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

“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

我有事，我求你。

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于炳然问：

“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说：

“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

于炳然也笑着说：

“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变得有些诡谲，不紧不慢地又说：

“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

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

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

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

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

第四是很重义气。

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

他的结论是：

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

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

“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

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

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

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

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

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

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

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

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从容不迫地说：

“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当然不愿意。

“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

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

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

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

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

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

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

我可以给自己担保。

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

”他态度平静，话中寓理。

戴笠听了之后，没有吱声。

最后勉强地说：

“请你考虑考虑吧。

四、获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

“东北救亡总会”上属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8年6月，周恩来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战工作，由于炳然任“东总”秘书长。

1939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于炳然撤回延安。

于炳然向“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获李济深批准，让他携带副官、秘书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问他：

“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

带什么人去？

”于炳然约于毅夫同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恩来问：

“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戴笠见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

“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

我可以代办。

”戴笠说：

“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

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

恰在这时，传出消息：

与于炳然同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是被李济深派出的陈希周，行至浙闽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同行人一同遇难。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来说：

“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

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

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

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于炳然点头应诺，心中深为周恩来的真切关怀而感动。

五、批判陈伯达惨遭迫害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任职。

他可回到家里了，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

陈伯达此时是政研室主任。

于炳然发现，陈着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亲信，挤压、欺负持不同意见的正直同志——这实在有损于党的形象。

于是，他给任弼时写信，指出陈的领导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料到，这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风运动开始后，陈伯达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

于炳然发现该文歪曲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运动造成误导。

7月23日，《解放日报》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一文，逐点分析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还不客气地指出陈的多处理论失误。

陈伯达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为自己辩护，最后几句话更是锋芒毕露：

“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下自己。

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不久，于炳然祸从天降。

那时，康生与陈伯达已相当“默契”。

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数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

他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公然信口雌黄：

“‘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警卫员及他们的佩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惨遭各种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来回到延安。

得知于炳然和“东总”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说：

“怎么能这样搞法呢？

‘东总’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

一定要甄别。

”他证实了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

但康生对周恩来的指示，用拖延战术顶着不办。

两年后，周恩来听说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从重庆发回电报，于炳然这才恢复了自由。

六、赴东北密说卫立煌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于炳然奉命到沈阳做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工作。

一天，卫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写：

“俊如兄如面：

分别数载，甚为思念。

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

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

在一个豪华餐室，他们先是一番叙旧。

饮酒中，于炳然问道：

“听说老蒋调杜聿明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说：

“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

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

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点点头，又问：

“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叹了口气，说：

“当局指挥无能，共军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

于炳然单刀直入：

“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四十万国军，根本逃不出共军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直愣愣地望着他。

“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卫立煌知道，于炳然说的是上月济南战役中守卫机场的吴化文率部起义的事，于是笑问：

“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

“哦，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军弟兄着想。

”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势难违啊，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

卫立煌听了，双眉紧蹙，陷入思索。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这次谈话某种程度上使卫立煌发生了变化。

蒋介石一次次严令他尽快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但他并未从命。

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轰出家门。

他暗暗“消极避战”，这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于炳然此行，不负使命，为加速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8年底，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

后至西南地区公安部工作。

1952年春，正当政务院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调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

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