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处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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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
在中篇小说中，方方的《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和海飞的《往事纷至沓来》（《十月》第3期）是值得一提的。
这两位作家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在这一年都各自出版了一部与此历史主题相关的长篇小说，方方的是《武昌城》，海飞的是《向延安》。
他们为各自的长篇小说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也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中篇小说也许只是他们写长篇时的额外收获。
但正因为有长篇做基础，这两个中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的结实。
方方的《民的1911》可以说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
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决定要为这段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
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也就在2011年这一年发表了。
方方的《武昌城》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的，她在书后还附有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都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
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曾经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
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时，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后面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
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激活这些陌生的名字，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
所以方方在中篇小说《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我们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上。
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
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海飞作为一名“70后”的作家，如何叙述革命历史，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无论是长篇小说《向延安》，还是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海飞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巧妙的叙述方式，即将革命历史的主题安置在一个流行的叙事模式之中。
《向延安》是写一个上海的少年向金喜与他的无线电学校的同学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决心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的故事，重点塑造了向金喜这个默默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物形象，但海飞用一个谍战的外壳将这个人物形象包裹起来。
同样的方式，在《往事纷至沓来》中，海飞将革命历史叙事渗透在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传奇之中。
主人公朱如玉是一个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为了爱情而毅然私奔，但她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也是讲了一个千金小姐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成为革命者之后，爱情之火也就熄灭了；
而海飞所塑造的朱如玉，爱情始终是她追求革命的动力。
海飞试图将革命理想与个人的爱情理想统一起来，这也许是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想象革命的一种方式。
革命历史一直是当代小说表现的重要题材，读者一度对这类题材的小说生出厌倦情绪，因为它们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了明显的突破。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家们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
以方方的《民的1911》与朱日亮的《恐惧》（《作家》第2期）为例，如果说，方方是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那么，朱日亮就是侧重于深入人的内心。
在革命的大潮中，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命运。
朱日亮感兴趣的并不是在革命大潮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情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并没有经历那场革命，这反而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想象自由。
他不过是从人的情感共性出发去想象，人的情感有着绵柔的部分，比方说爱情。
绵柔的情感又是脆弱的，作者难以想象，一个人绵柔而又脆弱的情感在遭遇到革命这一坚硬石头的击打时会变异成什么模样，他一想到击打后变异的模样，或许他有一种恐惧感。
我以为，这是作者将小说取名为“恐惧”的真正原因。
再以海飞的《往事纷至沓来》与方格子的《凋殇》（《作品》第4期）为例，二者都以革命历史中的爱情为突破口，海飞是从爱情与革命的正关系入手来构思的，而方格子则是从爱情与革命的负关系入手来构思的。
二知识分子在说话
在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
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境遇更感兴趣。
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中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较过去来说开始起到监督社会和权力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强化起来。
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这样一种社会情绪。
2011年比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题材的中篇小说有阿袁的《子在川上》（《十月》第1期）、东君的《出尘记》（《花城》第2期）、许春樵的《知识分子》（《小说月报·
原创版》第2期）、史生荣的《研究课题》（《安徽文学》第2期）、朱山坡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小说月报·
原创版》第6期），短篇小说有艾玛的《白日梦》（《芙蓉》第1期）、《在金角湾谈起故乡》（《上海文学》第6期）。
许春樵在《知识分子》中涉及一个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从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下去，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
作者在他的一篇创作谈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判断：
“知识分子虽已悄悄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但他们在精神上依然在抵抗着巨人的改编和收买。
”也许他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所以他也不在乎小说的标题是否有小说味道，干脆就取名为“知识分子”。
朱山坡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其小说灵感显然来自这些年学术界此起彼伏的抄袭风波。
国内研究卢梭的学术泰斗级人物洪流教授，突然有人出来揭露他的学术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袭，揭露者归纳了他的抄袭手腕：
搅拌式抄袭、组装式抄袭、改头换面式抄袭、移花接木式抄袭、张冠李戴式抄袭、赤膊上阵式抄袭……在这样的归纳中分明感觉到作者对当代学术界无休无止的窝里斗发出的一种轻蔑式的嘲讽。
艾玛的《在金角湾谈起故乡》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
主人公Ｍ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她的专业也是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虑。
但这位充满忧患意识的专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束手无策，这并不是专家的无能，而是专家不愿意去效仿和学习现实中的行为规则，因为这些现实中的行为规则是与她的理想相背离的。
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
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个困惑，甚至作者在这个短篇中颠覆了在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非常流行的“故乡”概念。
故乡往往被人们作为一种理想的承载体来使用，但小说中的M女士和女教授对于故乡有着切肤的痛感。
M女士面对来自家乡的现实诉求，痛感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软弱无力；
而女教授的家乡却在一个伟岸工程中“淹死”了，也许她一直在为自己无力拯救自己的家乡而伤痛。
作者在叙述中既对这两个人物表示了敬意，也对人们热衷于把故乡当成乌托邦来谈论表示了质疑。
《研究课题》和《子在川上》写的都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
大学教育是一个反映知识分子问题的非常典型的聚焦点，这类作品这些年也日见多起来，何况作者多半就是校园里的“知识分子”，所以写起来有一种现场感。
三纠结于“恶”
当我们的报章越来越多地歌功颂德、莺歌燕舞时，我们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却更关注“恶”，对现实中呈现的各种“恶”现象进行剖析，也透出从内心里的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维系现实世界秩序的理念的不信任。
这一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背景相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西方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之际，作家并不被这种辉煌成就所陶醉，相反他们专注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余一鸣是这两年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位作家。
他的作品并不多。
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就让人们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他在2011年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入流》（《人民文学》第2期）和《放下》（《中国作家》第7期），也许有的人以为余一鸣是一位新手，其实他的写作资历相当长了。
20世纪80年代余一鸣就开始发表小说，后来他不写了，但他经历了更多的生活领域，见识了更多的社会现象，也对现实有了更新的感悟。
这成为他再次写作的宝贵资源。
余一鸣这几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
《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
《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
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可怕的灾难。
余一鸣的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的时候，也养肥了人的欲望，这个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靠“恶”来支撑的欲望世界。
余一鸣以非常真实也令人们非常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
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给人们看，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一个伦理道德的纠结。
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在为这些人物担忧，担忧他们的人性被“恶”完全吞噬。
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余一鸣这几篇小说都是用佛教用语作为标题。
“不二”是佛教中的不二法门，指修有得道的最高境界，入得此门，也就是入得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
“入流”如今成了一个日常的俗语，把合乎潮流的行为通称为“入流”，但在佛教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用语。
吕纯阳祖师是这样解释“入流”的：
“如明镜之显像为之‘入’，其像不留镜中为之‘流’。
则菩萨无住之心境，似明镜之不留一切像，故曰‘入流’。
”“放下”在佛教中同样是一个充满禅意的用语，佛陀让婆罗门放下，婆罗门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但佛陀还在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问道：
我已经两手空空，还要我放下什么？
佛陀说：
“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地放下执著。
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著、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著，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在小说《放下》中，谢无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左右逢源，但他最终也面临一个能不能放下的问题，他是不是放下了，我们在阅读中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人民文学》第9期）首先是“好看”，他写了一个“和尚与妓女”的故事，因为身份的特殊，当和尚与妓女相遇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爱在这方面做文章。
但陈继明的《北京和尚》揭出了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
而现实的种种问题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
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虽然感到作者对寺庙中人的描写有些苛刻，但他丝毫没有半点亵渎的意思，相反作者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
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
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到寺庙的生活。
这两篇小说倒是可以对照来读。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缺少宗教情怀的熏陶，而到了当下，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那种宗教般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更是荡然无存。
或许我们都应该面朝缭绕的香火叩问一下内心。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人民文学》第12期）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
刘万福是一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
但当我读完这篇小说时，感觉到“恶”这个东西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
中国有句古话：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借用这个句式，我以为邵丽的这篇小说在揭示一个现实真相：
“恶兮善所依，善兮恶所伏。
”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
还得要说说邵丽的这篇小说来之不易，她是亲临现场而获得小说的素材的。
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亲临现场。
作为一名专业作家，邵丽申请了去一个县挂职体验生活，她于是成为一个县的挂职副县长。
在挂职过程中她有了很大的收获。
除了《刘万福案件》之外，她在2011年发表的另外三篇小说《挂职笔记》、《老革命周春江》、《村北的王廷柱》都与她的挂职有关。
邵丽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进入到生活现场，她既在现场之中，又能以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现场中发生的一切。
有的作家在现场中或许就满足于找到一些新鲜的故事，但邵丽并没有止步于故事面前，她带着作家的思维去处理这些故事，就会对那些人们看似很熟悉了的人物有新的发现。
《刘万福案件》写了当下的农民，写了当下的官员，写了农民与官员的关系，但我们很难用一些现成的概念来指认邵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孙春平接连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倔骡子关巧云》（《民族文学》第11期）和《窝边草》（11月23日《光明日报》）都耐人寻味。
关巧云是给市委书记开车的司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倔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屈从于权势。
《窝边草》写了一个犯罪的少年魏小兔，他带着一帮人在城市里“打家劫舍”，但他却在郭玉蓉老师家里“一尘不染”，难道真的是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吗？
在作家看来，事情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个才数千字的篇幅里，作家让读者思索的东西很多。
小说结束时，魏小兔在派出所里对郭玉蓉喊道：
“你要相信我！
”这仿佛就是对着我们的社会喊出的一句话，它让我联想起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的“救救孩子”，我以为，这两句话之间有着某种相关性，“救救孩子”在今天就要从“你要相信我”开始。
我从中也体会到了两代作家的心心相印。
当我们仍在喋喋不休地为“80后”争来吵去的时候，“90后”却不动声色地登场亮相了。
海潮就是一位“90后”的作家，《伙夫玛曲》（《西湖》第4期）是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但丝毫没有青涩和稚嫩的感觉，甚至小说中传达出的沧桑感，让我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年轻的海潮面对社会的冷漠和非正义，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义愤。
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作者完全摆脱了“80后”的自恋式的青春写作，这种青春写作没有一点重量，已经腻味得让我们倒了牙。
四作为主力军的专业写作
中国特殊的文学体制，造就了一批不必依赖于市场而生存的专业作家（当然，具体谈到中国当下的专业作家，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因为现在的文学体制变得复杂多样，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统化的体制模式大不一样，有的是相关部门如作家协会、文艺研究所、文学院等单位明确安置了专业作家的职位，有的文学部门采取合同制作家的方式，也有的部门所设置的职位虽然不叫专业作家，但实际上给予这一职位充分的自由，形同专业作家），他们基本上构成了中短篇小说的主力军，他们的写作也基本上代表了中短篇小说的主流和走向。
我不得不承认，迟子建是一位写作中短篇小说的高手，每一年在编选中短篇小说的年选时，总也绕不开迟子建的作品。
有时我想该让迟子建歇一年了，但她的小说是那样地抓住我的心，让我难以割舍——如果一定要割舍，不仅是对迟子建来说不公平，而且最重要的是对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评价不公平。
迟子建写中篇小说也许有她的秘方。
她的秘方或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性，在平凡人物中发现高尚的品格。
我们从《黄鸡白酒》（《收获》第3期）中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特点。
小说通过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春婆婆，带我们一路与哈尔滨的许多小人物相遇。
而这一路上，我们能感觉到迟子建始终陪伴在身旁，她以一种温暖的情怀去体贴她笔下的人物。
正是这种带着作者情感色彩的叙述，才如此充沛地感动了读者。
另外，她的短篇小说《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上海文学》第1期）怀着一颗童心与亲爱的长辈们对话，充分显示了短篇小说开拓艺术空间的可能性。
铁凝近些年来能够坚持每年发表几个短篇小说，这使得她的短篇小说叙述能力越来越老到。
2011年她发表了《飞行酿酒师》（《作家》第5期）、《海姆立克急救》（《江南》第3期）、《告别语》（《芳草》第5期）。
邓一光在2011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圳生活的短篇小说：
《宝贝，我们去北大》（《人民文学》第4期）、《深圳在北纬22°
27′～22°
52′》（《人民文学》第5期）、《乘和谐号找牙》（《钟山》第4期）、《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当代》第3期）、《罗湖游戏》（《山花》第5期）等。
邓一光是由深圳引进的作家，他从过去的湖北作家转换为深圳作家，也许一个作家归属于何地并不重要，但难得的是，邓一光非常在意这一地域的转换，有意识地将深圳开辟为自己的一个新的写作源泉。
邓一光以一种质疑的、批判的眼睛去面对新的都市生活，以一种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去体察底层的普通人，写他们的挣扎和希望。
邓一光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深圳系列小说的：
“是我对深圳生活的个人体验，它们会带有我对这座城市的渐趋认知，这些认知会随着我在这座城市的浸入和写作的落地生根发生变化，可以看做我个人的城市认知史。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专业作家值得赞誉的职业精神。
一些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近些年开始加入到专业作家的行列，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2011年的小说版图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70年代出生的专业作家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中篇小说就有鲁敏的《缺席者的婚礼》（《上海文学》第7期）、《死迷藏》（《钟山》第3期）、《不食》（《收获》第5期），以及畀愚的《叛逆者》（《人民文学》第10期）、姚鄂梅的《你们》（《人民文学》第4期）、乔叶的《盖楼记》（《人民文学》第6期）和《拆楼记》（《人民文学》第9期）、苏兰朵的《女丑》（《民族文学》第11期）等。
7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许可以视为一个分界线，他们与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小说叙事主流并不完全重叠，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蕴涵着新的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会在话语权的角逐中妥协下去的话，他们也许能够改变新时期以来逐渐固化的文学格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因此对于这些加入到专业作家行列的“70后”来说，如何适应专业作家的身份，将是一次考验。
我想专门以鲁敏的写作为例谈谈我的感受。
鲁敏基本上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对于一个专业作家而言，经验写作和知识写作是必须都掌握的两种方式，否则他就难以在专业写作的路上走得很远。
鲁敏过去无论是写东坝的生活，还是写都市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之上。
但从鲁敏在2011年发表的几篇小说，分明看出她在力图拓展自己的写作空间。
《缺席者的婚礼》用腹中胎儿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俯视着一切荒唐的世俗“真理”，也仰视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骄傲。
《死迷藏》将叙述视角转向了光怪陆离的当下社会中普通小民对“生存安全感”的苦苦追寻。
《不食》则通过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去揭露现实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恶化问题。
这几篇小说显然不是依赖她以往熟悉的生活经验，基本上是一种建立在知识性和理性基础之上的写作，是一种依赖想象的写作。
尽管这几篇小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像《不食》将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恶化问题并置在一起来谈论，缺乏有效的衔接，显得比较生硬，但这种尝试是必须得到充分肯定的。
五为短篇小说的新人叫好
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经常能发现一些不太熟悉的名字，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事情。
与这一欣喜事情相伴随的是，一些好小说都出自年轻作家之手。
这真是喜上加喜。
为什么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短篇小说写作的后继有人，而且也关系到纯文学性的小说能不能存在下去。
我们一般将小说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我看来，短篇小说是最具文学性的小说样式。
现代的短篇小说从“五四”写起，一直写到21世纪，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复磨炼，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文体了。
21世纪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比如市场经济、互联网、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媒体，等等，这些变革对文学的冲击不容低估。
但唯有短篇小说似乎在这些外来的冲击下显得无动于衷。
这说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已经成熟为一个相当坚固的堡垒，它代表了传统小说的审美形态，不会去适应外在的变化。
为了适应新的文学生产环境，许多文学样式不得不改头换面，而改来改去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把许多适应当下消费时代的新因素强行往文学里面塞，二是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尽可能地淡化。
但文学为了适应消费时代的改变，带来的并不是文学的新生，而是文学的泛化、矮化和俗化。
当然，以达尔文主义来看这些会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优胜劣汰，旧的文学死亡了，会诞生一个新的文学形态，比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
但我始终认为，文化和文学拒绝进化论。
因此，能够将一种传统的文学形态保存完好，将是人类文明的幸事。
在小说样式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具有“叛变”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可以完全依赖故事性而存在。
特别是长篇小说，它在网络上，被改造成类型小说，成为网络文学最红火的样式。
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恐龙，但凡短篇小说这种样式有一点点被改造的可能性，也不会被网络放过的。
但至今网络对短篇小说仍是不屑一顾。
因此，那些追逐市场、追逐娱乐、追逐新的审美时尚的作家是不会对写短篇小说感兴趣的。
也许可以将短篇小说当成一块试金石，测试出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怀有纯文学的理想。
而且，只要还有作家在坚持写作短篇小说，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地说，文学不会死去。
如今，仍有年轻的一代加入到短篇小说写作中来，对于文学来说，不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吗？
我在编选2011年的短篇小说年选时选了20余个短篇小说，其中就有14位作家是“70后”或“80后”，竟然超过了50%。
这里不排除我选稿时带有一点偏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这些作品放在年度的短篇小说中绝对是经得起比较的，也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我从他们的小说中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境界。
如畀愚的《我的1991》（《红豆》第5期），看上去作者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小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一个中国人在1991年到苏联做生意的经历。
主人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苏联人伊万，伊万肯定有很强大的背景，因为他做的是军火生意。
苏联人看来非常信任主人公，要介绍主人公与他的上司瓦西里见面。
于是主人公带着他的女翻译、一位苏联姑娘娜拉塔莎去了莫斯科。
麻烦的是，主人公似乎爱上了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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