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文档格式.docx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文档格式.docx（3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在经济发展实践之中，比较优势理论就要求一个国家，例如发展中国家若要想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唯一的选择只能够是全面改善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从而才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否则，人为地利用非市场手段，例如一些国家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改变某些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推动经过政府有计划选择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扭曲市场价格信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导致这些被保护产业与相关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必然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益，长期如此，只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停滞。
这种理论逻辑在现实经济生活之中的政策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与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不少相似之处：
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实质则是让价格信号成为一切资源配置的基本甚至唯一的信号，从而使一个企业或国家能够比较便利地依据价格信号来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及对产业发展的路径与相关措施。
这种逻辑自然就要求为外资的进入提供最便利的自由与几乎不设防的政策环境，并认为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负面影响。
因此，采取一切措施吸引各种类型的外资就成为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
按照这种逻辑，像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与对外贸易的最优路径应该是利用自己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一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的产业。
只有如此，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否则，若违反中国现有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动用各种手段与措施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就只能欲速则不达，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继续陷于落后状态而难以自拔。
这种理论与政策主张在当今中国广有市场，诸如林毅夫（2003）、华民（2006）等众多经济学家无不如此。
当然，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持同样观点。
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Krugman（1979）、Brander（1981、1983）、Spencer（1981）以及Dixit（1977、1984）等人通过引入新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样化偏好以及产品的异质性、新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纳入了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解释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国家间贸易以及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国际贸易新现象，从而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提出了极为现实的挑战。
其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则是为贸易干预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与贸易自由主义相抗衡的理论基础，进而使自由贸易理论长期竭力反对的“重商主义”得以全面复活，也为在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历史上一直广泛存在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实践活动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些理论主要有：
1．Brander-Spence模型（BranderandSpence，1981、1983、1985）论证了政府用关税、补贴等手段干预国际贸易，即使在小国条件下也能够通过对跨国公司垄断利润的转移、增加本国企业的产出等方式来提高福利，从而达到阻止外国竞争者、改变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生产成本而获得动态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政府的市场与非市场手段改善本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条件。
尽管这一理论及相关结论遭到了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经济学家质疑，但基本上都指出战略贸易理论相关结论的成立是有条件的。
例如，Feenstra（1986）指出，上述结论成立是有条件的：
因为如果本国的反应曲线不是向下倾斜，而是向上倾斜，那么征收关税导致的就是本国产出水平的下降，这将导致利润转移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由正变负，从而使关税导致本国福利上升的结论不成立。
可实际上反应曲线更多的是向下倾斜，向上倾斜的情况并不普遍。
这至少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比较科学合理地干预是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福利增长创造出比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取得更好的绩效。
2．Krugman（1984）提出的“学习效应”模型论证了即使在国内市场扭曲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措施也可以使幼稚产业获得“学习效应”与规模效益，使本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展，增强本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善本国的整体福利水平。
这一理论表明政府对市场的一定程度的干预可以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干中学”与“学中干”的环境，为培养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奠定必要的基础，这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中难以获得的发展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长期受到批判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3．建立在报酬递增基础上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都证明了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决定于历史等偶然性因素，并非技术或资源禀赋差异的必然产物。
其基本内涵则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选择具有技术和交易优势的分工极，以获得较好的谈判地位与贸易条件，从而使本国整体福利得到提高，其中政府贸易战略的选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实上，战略贸易理论的相关结论与措施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其只是对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广泛存在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推行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发展事实的理论总结。
例如，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可在此之前，它也只是一个落后者，其纺织品的市场竞争力远不如印度，丝绸则根本无法同中国的产品相比，而纺织业则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
自然，依据英国的比较优势决不可能是发展纺织业，而应该是避中印两国产品锋芒，发展葡萄种植或畜牧业等。
可事实上英国却反其后来大力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而行之，政府以强有力的高关税壁垒和行政措施将中印等国产品阻于国门之外，关起门来大力发展纺织业与以雄厚资本为基础的机械工业。
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并需要极为广阔的销售市场之时，才逐步终止。
后起的美德能够快速地壮大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完全得益于其政府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乃至直接扶持。
我们不妨以1965年的美元汇价，粗略估计不同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的人均收入，以观察或判断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是否是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英国为227美元（1965-1785年），美国为474美元（1838-1843年）；
德国为302美元（1850-1859），法国为242美元（1831-1840）（曼塞·
G·
布莱克福德，中译，2001）。
而在法、德、美开始工业革命之时，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领先其他国家至少半个世纪，制造技术与资本积累规模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要求，后发的法、美、德等国都应该避免与先发的英国产业直接竞争。
相反，它们却无一例外地选择同英国最具优势的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产业进行发展，特别是德国还将重点集中到超出英国产业层次的化学、机械制造业上，美国也基本如此。
为推进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主要是有选择地实施高关税壁垒，打击或阻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对本国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等，则免税或低税。
例如，美国在1861年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将关税率提高到47%，1890年则进一步提高到49%，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水平；
德国更是将政府扶植的、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性产业的政策措施体系化与理论化。
在强力保护之下的德美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进步，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了英国（黄兴年，2004）。
那么，为什么政府对本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植与保护，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战略贸易措施，却有可能成功，甚至还会比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发展路径效益、质量更好呢！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那样——规模收益不变，而是收益递增的。
导致收益递增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企业技术学习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能力的全面提高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仅仅依靠市场配置既有的资源，如引进技术与外来投资，就能达到目的。
它需要改变市场相对价格，使一个国家自己的企业与居民学习与创造属于自己的专有知识时，能够获得可观的收益，并使其跨期的贴现收益大于零；
否则，完全依靠比较优势配置资源，从静态看，企业都能够获得比较可观的收益，但是更容易因为个体理性而导致的合成谬误发生。
主要表现就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各企业一旦依赖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就往往难以自拔；
并在这一过程之中甚至还会围绕着其最具有比较优势禀赋的利用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以不同方式要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维持自己的比较优势。
例如，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一批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先富起来的企业主，这些企业主对地方政府有较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政府有关部门对其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提供恶劣工作环境，甚至奴役、不顾工人死活等非法行为提供强力庇护。
这类不正常措施在矿难、沿海地区的一些加工厂中甚至已经成为一些企业的经营策略，现实情况则是众多的企业采取一切办法继续压低劳动力价格，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物价不断上涨的10多年里，工人的工资仅提高了68元，若扣除物价因素，工资水平是下降的。
过低的工资水平使劳动力及其子女基本无力接受现代教育，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整个社会只能够生产出日益增加的、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企业则仍然能够依靠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获得丰厚的回报，使其根本没有动力对利用其他要素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必要的培养与积累，从而继续依靠价格战来寻找生存空间。
结果必然是产品市场价格的下降与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个体理性选择而形成的合成谬误（黄兴年，2006）；
这恐怕也是如今受过现代高等技术知识教育的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基本原因（吴向宏，2006），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低利率、低汇率政策使加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致使加工业直接主宰着中国经济的走势。
在现实之中就表现为中国经济明显地走向“粗笨化”。
这种产业结构失衡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就是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对蓝领型岗位却产生了旺盛的需求。
因此，才会出现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等新的“脑体倒挂”现象。
因为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产业所需要的只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相对应的则是技术开发、服务等需要更多知识、技术含量的岗位与企业极少；
这种现象又会促使个人与国家从自己短期的经济理性去计算投入与产出，减少对人力资本培养的投入。
这也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各种政策和会议都要求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实际情况则是改革开放26年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许多最贫穷国家的水平；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高成本与低回报则开始导致部分居民出于对自己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的考虑，而决定不接受现代高等技术知识教育，这仅仅只是普通的经济人对现有的依据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的游戏规则的理性选择而已。
如果这种游戏规则一直延续下去，那么，普通居民乃至整个社会不断减少对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培育就将是一个必然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现象还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有所不同；
其结果只能够导致整个国家既有要素禀赋的固定化，而那些既得利益者集团则会推动相关政策的调整，以维护自己能够继续从劳动密集产业之中获得比较丰厚的利润，从而使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能够自发完成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主张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与基础，也自然就使得依靠资源禀赋自然升级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只开花，根本不可能结果。
上述分析表明，一个国家或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基本上不是一个市场自发选择的过程，必须依靠政府对市场要素价格进行必要的调节，使企业与个人有不断增强的动力去学习显形的编码知识，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积累与创造出自己特殊的缄默知识。
因为产业技术是由编码知识和缄默知识构成的，所谓技术通常是指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具体生产流程以及在实施这种转化中采用的构成这些活动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
编码知识能够以资本货品、教科书、操作手册、专利、工程图纸、设计方案和其它技术文件等形式存在,尽管它也包含了创造知识的个人和组织的独特经验，但它作为一种可编码化的知识，能够通过技术交流、技术培训、技术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传播和扩散；
而缄默知识则是只存在于特定组织的专有知识,通常以组织惯例和特定团队集体经验和技能的形态存在。
不同组织的缄默知识源于组织演进中的集体学习过程，由于不同组织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变化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差万别，由此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对编码知识进行学习、理解并创造新的编码知识。
在这个集体学习过程中，由于不同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具有组织特征的独特缄默知识也不断积累。
由于不同组织成长过程的差异性，导致仅依赖过去的机会和市场经验而形成并积累的、以组织为载体的缄默知识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为了应对各种挑战而不断地学习，并在持续的学习中将通用的编码知识与组织独有的缄默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知识存量不断积累，表现为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能力（贾根良，2004）。
这就表明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或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只能通过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之中不断进行选择、获取、消化、吸收、改进和创造新技术，并使之与其他资源相整合，从而生产出质量与技术质量日益提高的产品和服务的累积性编码知识和缄默知识，自然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是难以改善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企业的技术能力。
这就意味着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改变部分要素的市场相对价格，具体途径与措施主要应该是政府利用关税、税收与财政政策配合，并以政府采购来为国内企业学习、应用新技术创造一个比较优越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让企业有一个不断摸索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全面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以学习与借鉴既有技术性的编码知识为基础，从而逐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缄默知识和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源。
在这一过程之中，企业随着自己利用知识水平的积累与提高，必然促使其对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政策与财政投入的结构，进一步推动国家对科技投入与人才培养的力度，进而形成企业对人才需要规模的增加与国家人才培养规模、质量提高之间的良性循环。
其结果必然是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的改善及比较优势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以最低成本完成产业结构升级。
二、华民与张幼文之争的经济学逻辑分歧
对外开放与改革20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例如，1980年，中国制造业价值增值仅占世界1.5%，为巴西的一半，处在世界10强之外。
20年后的2000年，中国制造业价值增值迅速上升为世界的7.0%，约为巴西4倍，仅次于美、日和德而处于世界第四位。
如果按照1990－2000年间世界制造业和中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来推算，那么，2004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还将继续上升，并达到10.39%。
这样，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也将首次超过德国而处在第三位（宋泓，2005）。
综合国力也是持续增强，2004年中国的GDP高达13.65亿元，按照美元计算以1.649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进出口贸易总额1.15亿万美元，为世界第三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连续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之首（张幼文，2005）。
面对如此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国外一些媒体、学者与政要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少数国家采取不同方式限制中国及其企业获得先进技术，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为其产品与资本进入中国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要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效益进行客观评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一些学者，如张幼文（2005）以“新开放观”对中国开放的效益进行重新评估，认为对国家发展成就和经济实力的认识模糊，核心是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却忽略了全球化背景下评估国家经济实力的新原理、特点，过高地估计了发展的成就与相对实力。
其依据是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虽然巨大，但其主体却是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绿地投资“，从而导致外来投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加工场所，技术、品牌与销售渠道均牢牢地控制在外资手中，基本不与中国资本、企业产生必要的分工，致使其技术外溢效应很少给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提升作用；
但外资却利用其资本与所获得的政策优惠大量吸纳优秀人才，全面增加国内企业的人才竞争压力，创造不断高出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
这就说明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能直接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来衡量的，从而就需要注意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产业无技术”现象与“有出口无产业”现象。
如果错误地把跨国公司控制下的生产看作是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与技术进步，就可能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控制技术的风险。
因为在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扩大市场在体制上没有限制，而发展中进口国却无法建立新产业成长的抵御机制。
这样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高速发展掩盖国家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增长”，即外资发展总量、GDP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进步，但收益主要为外资获得，中国企业如同一个低级打工者，只能够获得微薄的收益，若这种现象持续存在，会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国民经济结构陷入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
与此针锋相对的华民则认为，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由其相对成本，即比较优势所决定的。
而比较优势则来源于禀赋的结构变化，具体可以表现为技术创新的熊比特式创新冲击，或者是禀赋结构性冲击，也可以来源于政府的战略性干预所提高的本国国际贸易竞争力。
中国基于极为丰裕廉价、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稀缺的资本与企业家资源等要素禀赋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与提高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
而各个国家正是按照自己的禀赋结构选择产业和参与国际分工的：
知识要素丰富的国家做产业的高端，人力资源富裕的国家做中端，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则做低端，这就必然形成一个垂直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整地生产一个产品，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就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因此，华民认为张幼文把中国通过做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方法说成是“有出口无产业”没有道理；
由于中国缺乏健全的资本形成机制与企业家资源，大量吸引外来投资便成为必然的选择，以现实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资本投入。
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世界各国日益被区分为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处在外围与半外围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像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已难以自发地完成资本积累。
而引进外资既可以弥补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匮乏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缺口，又可借助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干中学机制而分享由外国投资者所控制的无形资产，中国成为这些外来投资收益的主要获得者，而投资者只获得了其本应获得的一份收益。
当然，现如今由于中国企业领导者的无能导致合资企业大量独资化；
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力，也影响了外资企业技术的溢出效应。
因此，中国走出口导向的对外开放之路，不得不依靠跨国公司的力量；
而只要中国能够切实保护外资的知识产权与提供优质人才，那么，跨国公司必然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中国企业，从而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其正面溢出效应是属于中国的，从而证明大量引进外资是完全可以提升中国国力的，对国家经济安全不是有害，反而有利。
这是因为一国贸易的竞争力不在于其想要做什么，而在于在现有的禀赋结构下，它能够做什么；
若要想改变现行的分工模式，要么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存量的禀赋结构，否则，不仅会导致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还会导致其巨大的福利损失。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同一现象的认识存在着完全相反的看法，根源在于两者依据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
华民认为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中国经济，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只要是能够适应比较优势战略的一切政策措施与企业经营模式，例如各地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自然更是对中国当前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最好利用方式，因为“中国通过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对于保证中国经济增加的社会公平性也是极为重要的。
”而近年来外资企业的独资化倾向与缺乏基本的技术外溢，其根源仍然在于中国没有能够始终按照比较优势战略行事：
“关键在于参与中外合资的中国企业领导人的无能”，自然就是将低素质的人力资源（要素禀赋低下者）强制性地让其从事高于其禀赋结构的产业或职业（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改进的方法只能是实现外资的独资化（实质就是外资专业做企业家，而中资则做低技术含量的普通劳动力）；
同样，外资之所以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将技术大量转移给中方，根源仍然是中方没有完全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质就是将不同等级的资源禀赋结构的产品混为一团，具体表现则是把知识产权当作了与劳动密集产品同类的大路货，可以被其他企业与个人自由使用。
因此，知识产权这种稀缺产品才会在中国被盗版与复制。
可见，华民的结论与措施只有在根本不存在失灵与规模效益的市场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
而事实上任何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市场失灵的地方几乎无处不在，诸如行政与市场垄断、市场分割、产权模糊所导致的公共牧场悲剧、特殊利益集团将自己的利益强加于社会大众之上等非市场因素，主导着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的市场化原则配置资源所出现的扭曲现象极为严重；
更何况即使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也存在着外部性问题、沉没成本与交易成本等影响着市场作用的发挥。
从而就使得在中国这种转轨市场环境之下，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矫正市场失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就格外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增强民族资本成长壮大、技术学习与开发创新的动力，降低其发展成本，以获得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
这也就是张幼文所主张的“中国要改变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相对不利地位，必须高度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特别是要强调只有民族资本与企业才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