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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个过程沿着抽象的途径再向前推进一步。
一个超越了边界的意志形成过程需要一个合适的语境。
为此，就必须形成一个涉及整个欧洲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
[7]
不同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了这个相同的问题。
甘阳以“走向政治民族”的主题，回顾马克斯·
韦伯对一个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能否同时走向“内在强盛”，即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的问题。
甘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亦即发展出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
“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就在于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
本书的主旨是谈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但我们对近代以来亚洲地缘政治史的回顾，已经能够告诉我们：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是和国内政治和国内制度密不可分的。
一个政治民族，不仅能够使社会大众充分参与本国政治，同时对于民族整体利益，也存在着社会共识，并且积极地干预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这个民族也是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民族。
按照同样的道理，“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的国内政治维度和国际政治维度也同样是高度相关的。
因此，就在甘阳呼唤中国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呼唤着中华民族成为关心国际事务、参与人民外交、具有承担人类责任的习惯的世界民族。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把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紧紧地和国际事务、世界事务联系在一起了：
“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
甘阳指出，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
按照完全平行的道理，作为世界政治民族，必然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全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合作。
而老牌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就是这种世界范围内和不同民族之间民主、平等的反题。
⑵争取国际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为什么一个在世界上监禁人数最多、侵犯别国人权最为严重的霸权主义国家，却频频发动人权攻势，在人权问题上蛮横地教训别的国家？
为什么联合国安理会的所通过的谴责或制裁决议，大多是针对那几个敌视美国和西方的国家，而在海外出兵最频繁、在别国驻军最多、屠杀别国人口也最多的国家，却从来没有受到谴责或制裁？
为什么在一些贫困国家出现为了抵偿债务每年资本向富裕国家净流动的劫贫济富现象？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联合国作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机构，也声称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
然而，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着财富、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巨大的不平等分配，世界政治更接近一种寡头统治。
少数富裕国家根据它们自身的利益来制订国际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王法，强加给贫困国家。
它们之所以能在表面上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内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事务的议程的设立（politicalagendasetting）的垄断。
只有如此，富裕国家才能既保持着统治者、压迫者的地位，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切道德完善与文明进步的象征与化身。
在这样的世界上，贫困就是罪过，金钱就是美德。
不跟着霸权主义的指挥棒走就是大逆不道，俯首贴耳、拱手称臣才能得到赏钱。
应该说，在七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这种现象曾经有所改变。
这最主要的是由于在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所带来的新气象。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有四大支柱，它们是：
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斗争（包括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国家资源和西方展开的经济斗争），以及支持南非人民及其他非洲国家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
由于中国始终不渝地推动这几个政治议程，主动出击，使得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加，由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和推动的一系列政治议程渐渐出现在国际政治中：
从最早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到七十年代的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和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的斗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和减产禁运行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个文件、[8]发展中国家保卫自己的原料与资源运动等等，严重地动摇着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渐渐失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量，政治议程又开始完全让超级大国和西方所垄断。
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号施令，“民主浪潮”、“人权外交”，“救济难民”、出兵“维持和平”，“防止核扩散”成为响亮的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接二连三地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谴责”，俨然好似离开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
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议程的主动权也基本上操纵在美国和美日同盟的手里，其他国家的外交动议则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包括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活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以及由朝鲜动议导致的朝美日内瓦协定等）。
美国的冷战后东亚战略动作一个个地出台：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延续、冲绳基地的续约，朝鲜半岛“四方会谈”的建议、美韩军事演习、邀请李登辉访美等等，这里也应包括在美国操控下的日本利用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挑衅以及日本加紧推动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常任席位。
在美日一系列频频出击同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是被动的旁观者，至多是在事后表示关注或仓促应战。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
国际政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韬光养晦”虽然能够为中国争取时间，但同时也会进一步增长霸权主义的气焰，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下降，并越来越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推行消极抗日政策，是出于“争取时间、增加实力”、“忍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考虑，表面上似乎也是为了民族利益，但在抗战议程上落后于群众，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最终为自己的政权挖掘了坟墓。
为了改变今天霸权主义和西方沙文主义垄断国际政治议程设立的状况，中国就必须争取主动，不能总是跟着西方集团所不断发动的攻势去被动应付，而是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不是去按照体系游戏规则制订者的期望去和它互动，而是确立符合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游戏规则，并迫使霸权主义遵守这个新规则，以此才能紧紧地抓住在国际上的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当前中国和国际体系内的列强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的，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
政治方面，是有关人权、民主、西藏、台湾以及一定程度上部分领土和主权的问题。
经济方面，主要是贸易摩擦、海外投资、进出口产品质量争议等等。
有一种观点和策略，是力图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议题分开，各自进行各自的谈判，显然这是一种被动退守的策略。
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本来就无法分开；
国际体系在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上的限定，和全球经济在投资、贸易、生产方面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
在这个问题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学派更接近现实，特别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日益连成一体的世界上，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离开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现实越来越远了。
确立反对霸权的政治议程的最根本出发点，就是根据霸权和单边主义的致命弱点，不断对它那些不胜枚举的违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不得人心的那些恶行提出批评和谴责，包括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留下的贻害，必要时发动制裁和诉诸法律；
同时动员和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针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些被西方根本忽视的迫切问题，在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各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动议，促进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团结互助，使它们争取掌握自己发展的命运。
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国际战略分三个地区：
第一是在东亚地区加强美日战略同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以“六方会谈”的形式作主动出击，并暗中以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作为和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周旋和讨价还价的砝码。
第二是在中东地区继续维持霸权和军事干涉，继续推行占领伊拉克、围堵伊朗、叙利亚等国家的政策。
第三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一方面把军事力量插足到巴尔干和中亚，另一方面推行北约东括，并力图继续主导欧洲事务。
这对美国所准备的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军力已有超出之虞，使得兵力、资源不敷使用，捉襟见肘。
在东亚和其他两个地区，美国战略的推行都不外乎是三方面议程，一是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广“休克疗法”、“全球化”等；
二是在政治和舆论宣传上，把与之敌对的国家描绘成压制人权或对外侵略威胁的国家，以从内部颠覆的方式推行“民主化浪潮”和“颜色个面”；
三就是以更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方式围困、侵略别国。
中国应提出并推动的政治议程，也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反军事干涉三个方面，而政治议程的重点亦应首先是东亚地区。
中国应主动提出的几个最重大的国际政治议程应该包括：
（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亚洲所有地区，这首先包括一切外国军队分批分期、在预先制订好的期限内全部撤出朝鲜半岛，然后主要由朝鲜半岛人民自己依照和平、民主的方式，在国际监督之下完成自主的统一。
（二）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反对破坏和平宪法、反对继续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斗争。
应集中力量，整理资料，向全世界公布战后美国是如何替日本掩盖侵略亚洲的罪行，包括保护和包庇罪大恶极的“七三一”细菌部队、释放大批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战犯、以及在战后恢复财阀经济、镇压日本人民和进步组织等一系列事实；
坚决反对日本在目前还是美国的忠实走卒的情况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永久常任理事。
（三）在督促日本尽快妥善解决遗留中国的化学武器、督促日本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同时，发动和协调朝鲜、印度支那国家，对美国在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使用生物、化学武器，使用生态战术以及大规模屠杀平民等战争罪行进行道歉，并督促其赔偿损失、责其处理仍遗留在印度支那的对当地人民造成危害的各种遗留武器炸弹。
（四）联合日本人民、南北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为实现亚洲无核区而努力：
即在亚洲的所有无核国家内禁止存放、运输核武器，在亚洲的主要海上通道上禁止通行运载核武器的船只，要求全世界的核国家对亚洲无核国家承担永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根据同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亦应对全球性的事务，特别是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对美国和西方霸权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议程和行动方案。
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包括：
谴责和制裁多国资本与跨国资本对不发达国家人权的践踏；
谴责和制裁超级大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干涉造成的对其他国家主权的践踏；
讨论并解决发达国家对人类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巨大破坏；
批评和谴责发达国家内部违反移民与少数民族的人权的现象；
以制度的方法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使贫困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经济资源并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反对由超级大国和西方集团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如北约、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等）垄断世界事务，彻底改造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难民委员会和联合国食品计划等现有国际组织，成立和加强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组织，和西方集团相抗衡。
主动出击、抓住正确议题、积极推进第三世界的政治议程，这是中国争取国际主动权的最有效的战略。
这并不是个可以偷懒或不需要动脑筋的战略。
然而“减少麻烦”恰恰不是能够通过单方面地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所能达到的；
要想真正减少麻烦就得不怕麻烦，要想避免对抗就得首先不怕对抗。
害怕“麻烦”和对抗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招致更多更大的“麻烦”和更不利条件下的对抗。
这就是“麻烦”和对抗的辩证法。
这也是成熟的政治民族在国际政治和世界事务上所必须学会的。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对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霸权或称盟主权的挑战，因此就要学会一些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操作：
既要驳斥那些把这个反霸政治议程的丑化、妖魔化，又要保持和外界交往，学习外国先进技术。
其实，这个新的政治议程和的新的战略，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
在国际层次，经济和政治更是紧密相连，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上的接触和联系，而政治是基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不去正视它，就等于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国在当前的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中，还没有过多重视作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相应调整，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帮助还不是很多，对第三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民众抗争有的比较隔膜，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在一个时期内，来自西方统治层的各种意识形态，如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了一统天下，不容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存在，形成了奇怪的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言论和思想专制。
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对外政策元素值得借鉴。
当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青年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而在全世界，不仅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人民对中国抱着敬仰钦佩的心情，即使在发达国家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中，毛泽东和中国也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
当前的中国，完全可以加强和第三世界和西方社会内批判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舆论思想的沟通，加强和全世界进步运动的和进步的群众团体的联系，特别是关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关注它的发展动向、了解国际上各种冲突和抗争的详细情况。
既然国门打开，就必然受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在反霸斗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举例说，1990年代，当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反复制造麻烦时，前大英帝国历史最久的老大难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却爆发出来。
假如我们当时对北爱尔兰问题上坚持一个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以坚决的反帝反殖原则对待香港、北爱尔兰和世界上一切非殖民化问题；
另外假如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大批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忠诚的朋友，那么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国就就有充分的、强大的讨价还价杠杆，而英国恐怕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1996年，当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上目中无人地挑衅、自以为中国拿他们没办法时，日本统治阶级在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打击：
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在大洋彼岸的最新殖民地秘鲁，日本天皇的生日宴会被图帕克·
阿玛鲁游击队冲翻，一批日本统治阶级精英们威风扫地，日本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为之大惊失色。
然而可叹的是，我国的一些主流报刊在报道这件新闻时，竟是和日本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讲一些“恐怖主义”十恶不赦的陈词滥调，而根本不去追究产生这种“恐怖主义”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下和当地统治阶级的黑暗专制下，贫困两极分化，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陷入苦难的深渊。
当时，全世界的进步舆论和维护人权的声音是站在图帕克·
阿玛鲁这一边的。
而当时世界华人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和力量，却缺少国际政治的视野，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政治议程和这个突发事件联系在一起。
争取反霸斗争的主动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动员群众，开发民智，积极引导人民的爱国情绪，使它成为战胜霸权主义“西化”、“分化”和“围堵”战略的最强大力量。
毛泽东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有种观点认为爱国情绪不利于对外开放，还会打乱国家的外交部署。
这是一个莫大的迷思。
官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反题，是民众参与的反题。
官僚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群众当成供官僚精英来管理的被动的物品的统治者，把人民鄙视成智力低下的群氓与乌合之众，因而不屑也不敢依靠民众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正在开创自己的政治文明，正在走向政治民族，人民大众已经在政治上相当成熟，中国已经不再是处在青年们为了抗日救国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蒋介石政权的时代，也不再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时代；
只有在那种黑暗年代里，中国和外界的接触才需要建立在丧权辱国、人民受压制的前提下，只有在那样的社会里，卖国是正当，爱国是罪过。
假如人民自己的爱国声音的表达，竟会那么大程度地影响外资、竟会那么严重地干扰政府的外交政策、危及国家利益，那么，恐怕我们国家是不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命题，都成为疑问了。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真正有能力击退霸权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攻势的，是千百万爱国的青年和工农群众；
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对“和平演变”和霸权主义说“不”时，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开始拒绝从“万宝路”香烟到“现代化”理论的各种货色时，反霸斗争才有了必胜的保证。
单独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够的。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对于今天的反霸斗争，人民和人民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
下面就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民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抵制日货的行动为例，说明这种民间活动的宝贵之处和不足之处。
⑶“抵货”：
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
抵货在当代西方，是一项最为普遍的、最为温和的、也最经常被应用的公民不服从方式。
在香港，抵货被称为“杯葛”，这是英文“ｂｏｙｃｏｔｔ”的音译。
中外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一般都带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面孔。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
十八世纪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了由波士顿和纽约商人参加的抵制英国货物运动，而这场表现为经济斗争的“抵货”运动，成为美国独立战争这场政治革命的序曲。
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抵制外国货物的运动，它最初带着比较单纯的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的色彩。
而同时期发生在印度的抵制英国货物运动，则更凸显了印度人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诉求。
中国的“抵货”浪潮,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1931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中，逐次达到高潮，其政治色彩也愈来愈压倒其经济意义。
最终，它成为全民抗战的一部分，“抵制日货”也成为民族救亡的铭志和口号，拥有了圣像化的符号意义和高度动员能力，使它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个抗日救亡的主题，绵延至今，仍然是调动大众情感、动员集体行动的力量，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所谓“人类文明大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也并未画上句号，无论是在经济维度上，还是政治维度上，民族的集体焦虑仍未化解。
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
作为大众集体行动手段的“抵货”，是如何横跨了一个世纪，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迅速全球化的世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抵货运动”中，所涉及的货物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产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采矿生产。
这时期，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输出相对较少（“满洲国”除外），仅包括日本在大城市的纱厂、少量商业资本，以及在中国的矿山。
日本货物伴随着日本侵略军队在中国泛滥，这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背景。
日本的侵华战争，其实也是在暴力主导之下的一种特殊模式的全球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模式。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是资本主导之下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下，“货物”已经不再是跨国流动的主要因素，“资本”取而代之，而跨国资本的复杂、隐秘、无处不在，对传统的“抵货”运动形成巨大的挑战。
首先，资本的构成变得多国化、国际化，主导这个过程的就是拥有巨大资本的、不断互相购并的跨国公司。
它们不再具有十分明确的国籍，然而，却毫无例外地来自发达国家。
比如：
2005年北京“抵货”行动中的“抵货”名单上的日本的三菱汽车公司，其实是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控股（拥有37%的股份），而后者又是由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和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并而成的。
因此，是来自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资本共同控制着三菱。
如果说，三菱汽车公司是在中国人的“抵货”名单中，那么，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商——戴姆勒-克莱斯勒。
第二，跨国公司的产品，其生产过程高度国际化，因而绝大部分产品是多国籍化的。
所谓的“日货”，不再是日本纱厂生产的棉布，或者日本进口的商品，而通常是具有日本的核心部件、知识产权、营销计划，而由不发达国家提供次要部件并组装加工而成。
中日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种隐性的“日货”。
比如，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的资料，由于中国计算机、手机、数据家电生产的扩大，2004年上半年由日本进口的高端半导体电子部件、液晶设备等价值62.3亿美元，由日本进口的汽车零件为12.1亿美元。
而这些大规模进口，又是和日资企业大量转移生产基地同时保留核心技术、日本自身产业“空洞化”有关。
在２００５年“抵货”行动中首当其冲的“朝日啤酒”，其生产商是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该公司在烟台、杭州、泉州、上海、深圳都有生产、销售和投资公司。
该公司还购买了北京啤酒厂55%的股份，投资约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建新工厂，生产北京啤酒和朝日啤酒。
朝日与伊藤忠购买的另一家公司是康师傅饮品，拥有该公司50%的股份，而康师傅是台湾的食品企业，已经包含有日本三洋食品的投资。
在２００５年“抵货”名单上的另一家公司味之素，在上海、广州、天津、江苏、河南、四川、香港，有多家分公司，生产、销售网络遍布中国。
日本在华企业生产的“日货”，通常有中国自己国有的股份。
而原来本来是纯正“国货”的产品，如北京啤酒、青岛啤酒，现在却由日本控股的企业在中国生产。
第三，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局限于“货物”的生产和流通，而是扩大到无形资产和服务领域，比如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
再一次以２００５年“抵货”名单上的一个日本公司为例：
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2005年春节前夕通过网站宣布，住友生命计划在今年与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合作，在中国内地成立合资人寿保险公司。
住友生命拟入股29%，涉资37亿日元（约2.93亿人民币）。
综合以上三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日货”已经不再简单。
既然中国决定在经济上和国际接轨，也就无法避开“日货”，因为“日货”早已是我们要与其接轨的秩序的一部分。
这既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也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必然逻辑。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扩张是如此复杂，其渗透是如此深刻、彻底，使得传统的“货物”观念、“以国家为单位的生产”等观念不再和当代现实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抵货”的号召虽能够调动一时的情绪，却无法诉诸理性的思考，无法诉诸前后一致的实践。
在肯定“抵货”行动的正当性、正义性之外，还需要以冷静的、求知的态度面对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现实，以寻求超越“抵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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