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的读书笔记Word文档格式.docx
《关于孟子的读书笔记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孟子的读书笔记Word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
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
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
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归顺而非霸天下，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仁政的中心在于爱民。
孟子的抱负，在于使诸侯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虽然其很多地方都说到七十里而王，但实际上还是认为大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虽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诸侯国，感觉上他对滕、邹、鲁等小国不够尽心，而在魏、齐两个诸侯国花费较多的心神，特别是齐国。
孟子根据对当时形势的把握，认为春秋以来连年的征战使民不聊生，人们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来解救，就如同被倒悬的人希望得到别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个国君能够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归顺，从而达到王天下理想。
孟子的这个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没有实现，短短的魏国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继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个能施行仁政的人。
而当时的齐国，国势正盛，土地宽广，人口众多，贤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两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齐国，而且时间很长，第二次去已经71岁高龄，仍然试图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结果与齐宣王的意见相左，郁郁而去，齐宣王甚至没有派人来挽留。
如果说王天下是孟子的终极目标，那么起点就是在国内施行仁政。
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个层面：
一、保护现有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保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离开国土；
二、教导百姓自给自足，保证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国家要重视生产的季节，使百姓能安心生产；
三，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四，在前三个方面都实现之后，再进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爱幼
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这四个层面是逐步递进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君主的仁德就会声名远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这个国家来，到那个时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获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来要做的，是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问题，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过程。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土地、人口的争夺，说统一天下在当时并不实际，只有到战国后期，在秦国强的国势下，其它诸侯国摧枯拉朽，统一天下才成为一个目标。
孟子说的王天下，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
能获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
至于征伐他国，必出于义，义，在孟子看来也就是民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
说孟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并不完全，其更多说到的是商汤和周文王，其中说到商汤更详细。
如对于王天下，商汤实际上就是孟子经常提到的君王榜样，商汤的征伐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没有先来解救自己，可见这种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来帮助自己解脱困厄。
因此，当“义师”到来的时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征战必势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
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一）持志养气
孟子十分重视立志，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便是尚志、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
他提出舍生取义的理想境界：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学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不要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
认为志士仁人应该把道德理想放在首位，就这点说，有合理的因素，但他把求生存的欲望与道德意识对立起来，这也是片面的。
（二）深造自得
孟子强调学习、修身的关键在于自得。
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
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
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牢固的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
据此，孟子主张，学习的深化，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
尤其是学习中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读书是必要的，但应求理解，而不能书云亦云，对前代的文献典籍，不要轻信，不能盲从。
（三）专心有恒
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孟子举例说：
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
使奕秋诲二人奕：
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
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为是其智弗若与？
曰：
非然也。
两个人同时跟一个围棋国手学习下棋，但结果大不相同，这决非由于其智力差异，而是由于专心与不专心的缘故。
因此，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集中注意力，这是孟子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科学原则。
孟子主张专心致志的同时，还提出了持之以恒的思想。
他告诫学生说：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
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山间小道经常去走就变成了一条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走，便会被茅草所堵塞。
学习亦然。
如果停下一个时期不用心学习，学到的知识也会遗忘。
因此，学习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有所作为的人做一件事如同掘井，掘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水，就停止挖掘，结果等于没挖，这说明有为者必须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
学习也是如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功亏一篑。
孟子反对一曝十寒的学习态度，他说：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即使是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不可能得到生长。
都是反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
（四）教亦多术
学习主要靠学生深造自得、专心有恒，但教师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师的作用在于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因此，教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
他说：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又说：
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对学生，有的应及时指点，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可以间接地进行教育，甚至拒绝教诲，足以成为人的警策，本身也是一种教导之法。
总之，教法很多，要因人而异。
【篇二：
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
公孙丑上》读书笔记
政治与行政学院
1204博雅班
王新
1230020187
关于“仁政”、“王道”和“霸道”的思考
公孙丑上》主要涉及“仁政”、人格修养以及人性等问题。
这几个话题还是继续《孟子?
梁惠王》篇的问题。
简言之，即何为好的政治，何为好的人格及关于人性的假设。
首先，本篇开篇孟子与其学生公孙丑讨论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
需要明确的是，儒家意义上的理想政治是“王道”政治而非“霸道”政治。
而“王道”政治的一个层面就是“仁政”。
在《孟子?
梁惠王》中，孟子强调“仁政”就是保民养民重民，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表现为“民贵君轻”的思想。
而关于“仁政”的问题，在此篇中又得到深化。
思考：
此处，通过之上公孙丑与孟子关于齐国制霸问题的对话，可反映出孟子与公孙丑对齐国制霸不同的态度。
公孙丑认为齐国制霸依赖于管仲与晏子所提供的制霸之术，是值得效法的。
然而，孟子却用曾申之例来反驳公孙丑的这一观点，其认为管仲制霸之术是不切合儒家所期望的方式。
再者，齐国实力本身就远超于其余各国，其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于天下是轻而易举的。
管仲与晏子只不过①
②《孟子?
公孙丑上》《孟子?
公孙丑上》
③同上
是利用了这一大好形势罢了。
而在历史上对管仲与晏子的评价绝非如孟子所评价的这般低下。
更多的评价基本上的观点与公孙丑的评价相类似。
那么，如何认识二者评判标准的不同，这就成了该问题的关键。
孟子与公孙丑在此问题上评价的着眼点不同。
从对此讨论的分析中可得出，公孙丑注重的是其政权的所能最终达到的结果，即制霸天下的目的，而较少关注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此观点亦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观点。
更甚，公孙丑此处的分析切入点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家萨缪尔?
p?
亨廷顿相类似。
亨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反复阐述其政治秩序论，主张淡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着重对优良政治秩序获得渠道的分析。
纵观全书，其对政治组织、革命及政党等的分析皆指向于优良政治秩序这一目的。
而将意识形态差异淡化，强调政治统治效果的观点颇有目的论的考量。
⑤而孟子更多地强调制霸于天下的手段的正当性。
目的是一方面，更多地是注重实现该目的的手段。
而手段问题就是孟子思想当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的问题。
随后，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及了这一观点。
公孙丑随后问孟子：
“若是，则弟子之感滋甚！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
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
今言王若易然，是则文王不足法与？
”孟子答曰：
“文王何可当也！
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
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
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
纣之去武丁，未久也；
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
故久而后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齐人有言曰：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虽有基，不如待时。
’”⑥
这段对话是孟子对公孙丑所提文王值不值得效法问题的回答。
文王是儒家学说中“王道”政治的重要人物。
然而，在公孙丑的观点是，文王具有及其高尚的德性，到百岁之时仍未能将其仁德遍施天下。
而齐国在管仲和晏子的管理下能够形成霸权。
这样就会使孟子对管仲与晏子的看法自相矛盾。
而孟子在此处的答复较为切要，也重申了文王之制是值得效法的。
孟子在此处对文王之德行无法推行的原因分析颇具现代政治分析的韵味。
孟子在此处的分析主要基于惯性政⑤观点详加：
萨缪尔?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译者序言，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治的分析，认为文王之制推行困难是因为商之民众已适应商的统治之法，若改变惯有的其政治思维及行事方式，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造。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突破现有的政治与社会运行范式。
突破的方法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凭借自身实力与地位完成对政治架构及社会形态的塑造；
二是运用某种强力手段将当前政治架构与社会形态完全打破，然后在政治与社会的重建谋求主导地位。
⑦而这种强力的手段在周人看来，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商运动。
然而，之上多提及两种形式的突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中心且力量孱弱的部落来说，无疑是困难的。
在回答完之上的问题之后，孟子又对齐国之政做出了如下之评价。
“今时则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
而齐有其地矣。
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
而齐有其民矣。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
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
惟此时为然。
”⑧思考：
首先，孟子敏锐地观察到，齐国之世与文王之时已有极大之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齐国在其内部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物资提取能力及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人员的管控。
⑨此点在“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⑩。
因此，齐国是有实力能够推行其政治的。
基于此，孟子强调，齐国具备推行“王道”之政治的物质条件；
其次，孟子开出推行“王道”政治诱人的结果，即“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由此可见，孟子认为在所有政治类型中，“王道”政治所能达到的效果最佳。
而较为明确评判的标准就是民众对此政治的反映。
孟子将民众的渴求形容为“犹解倒悬也”。
还有一条隐线，孟子在下文中提到：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⑦
⑧观点参见：
【美】乔治?
s?
米格代尔,强社会和弱国家【m】,前言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孟子?
⑨此两个层面亦是米格代尔的观点，其衡量“强社会”的标准就是基于这两个层面。
其认为一个“强国家”是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物资提取与社会人员的管控。
若对此两点进行分析，进行有效的并且社会物资提取与社会人员的管控离不开良好运转且具有较大权威的政治组织。
而政治组织的运转离不开良好政治秩序。
故此观点与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也。
”11这段话力图表明一个原理，即“王道”政治优于“霸道”政治的一个优势在于其能塑造较为稳定且向心的政治心理。
毫无疑问，稳定且向心的政治心理有助于民众形成自下而上的普遍服从。
这种民众在政治心理上普遍服从对统治阶层无疑是有利的。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理由更加充分。
孟子此处的论述，将古时解释政权合法性的理由从“受命于天”慢慢向民意相悖转化。
虽然这种转化仍不完全，但从一定层面上推进了解释政权存在合理性的解释；
其二，这种基于民众主观服从的政治互动机制，从某些层面上来说能够增加政权的凝聚性。
孟子在前一段举例对比周时文王推行自身德行之难与齐时推行之易，意在强调时事之不同，齐时明显优于周时，即所谓“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
”12
此处就有一问题，孟子的观点所依靠的基础是什么？
结合孟子此处对公孙丑论述的命题及结论，孟子对此命题的阐述可能建构在这一事实之上，即齐国的国力优于文王时期且社会现实亦优于文王时期，故其施行“仁政”比文王时期更容易，亦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
片面地说，我认为孟子此处对齐国可能施行“仁政”的论证基于其独到的政治分析。
从其对人性的分析就可看出，例如：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由此可大致推断，孟子学说相对于儒家学说的内向化并非产生于其政治现象的把握和分析，而是其他面向上的问题。
人之四端及其延伸
随后，孟子提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13
此处，孟子依旧对其语境下的“仁政”进行释义，以“不忍人之心”作为仁政兴起的起点。
关于“不忍人之心”，孟子随后描述道，“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在《孟子?
梁惠王上》孟子列举了个极好的例子。
孟子曰：
“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
‘牛何之？
’对曰：
‘将以衅钟。
’王曰：
‘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以小易大，彼恶11
1214《孟子?
13同上
知之？
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
“是诚何心哉？
我非爱其财。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15对牛羊有“不忍人之心”，转到对人百姓“有不忍人之心”，就产生了孟子意义上的“仁政”。
而二者的转换就是孟子所谓的“推恩”，此点后面再加以解释。
此处，孟子从某些层面上将“仁政”等同于“不忍人之政”，其所能达到的效果是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此点与孟子在《孟子?
梁惠王》所提观点一脉相承。
稍有不同的是，孟子在此处向内追溯“仁政”的来源，而《孟子?
梁惠王》一章多侧重阐述“不忍人之政”的核心及大致措施。
而要使这条自内而外架构的“不忍人之政”设想的链条保持连贯，还缺少对“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路径地阐释。
而这个路径就是孟子意义上有关“仁心”的“推恩”。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16
在此处，孟子将“不忍人之心”归结为人之四端，即“仁义礼智”并将此四端分别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一对应。
孟子认为此四端是界定人性优劣的根本指标，亦是判断君主良善与否的重要条件。
而此四点亦是孟子“仁政”发微的重要条件。
一个君主若不具备此四端要求之品德，即被认为是“贼君”，而“贼君”就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性将无法确保，人人皆可诛之。
从这个层面而论，孟子将君主置于一个十字路口下，而选择的核心是君主自我道德的抉择。
再将此观点推而广之，孟子所以为四端之拥有者绝非仅仅是君主一个角色，有另一部分人亦符合此四端之要求，而这类人即“君子”。
在之上引用《孟子?
梁惠王》中论述“不忍人之心”的篇章中，孟子提到“君子之于禽兽也。
”17“君15
16《孟子?
梁惠王上》《孟子?
【篇三：
《孟子》读书笔记5000字】
《孟子》读书笔记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孟子》一共七篇，梁惠王章句、公孙丑章句、滕文公章句、离娄章句、万章问句、告子章句、尽心章句。
主要内容两方面，一为孟子与国君讨论政治，另为孟子与门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为人之道。
对于道本体、个人自修自立的探讨，在七篇当中所占篇幅较之《论语》少许多。
而更多的是放在王道政治的阐述上，这是孟子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
奈何孟老夫子的良方，和战国各诸侯国所走的霸道路线合不到一起，因而不受欢迎，这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真实写照。
孟子提出，实施道德政治，“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子思在《中庸》中提出：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八字，可以作为孟子王道政治的本源，“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
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这也是儒家一贯观点，《论语》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王道中心为仁和义，由仁义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其旨在教导国君，心怀天下，与民同甘苦，“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与人为善，推行大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现“龙行一步，百草沾恩”。
而霸道政治，是当时各国君及如苏秦、张仪等说客倡导的路线，苏秦、张仪之流擅长谋略、纵横之术，唯利是图，追求的是眼前的权和利，这种思想所以被当时执政者所接受，和战国时期周朝衰微，朝纲紊乱、道德伦理堕落，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弱肉强食的世道风气分不开。
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乃至个人为人处事的一个大原则，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春秋战国时期，以力假仁称霸之风极盛，真正为仁义而发动的战争，如商汤之征“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
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书》曰：
‘汤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为后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
”不复得见，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做佳话，供世人流传。
故汉董仲舒《春秋繁露?
竹林》说：
“《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
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讎；
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
”王道与霸道，这两条路线，看起来针锋相对，但若于利的角度来看，可找到共同点。
王道求大利、长远的利，霸道求小利、眼前的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浓于酒，有谁不想酣畅淋漓的喝几杯。
实行王道，推行仁政，为的是利泽众生，济天下利，求万世名；
讲修身，行仁义，图的是个人自适。
是人就有离苦得乐的思想，圣人、高僧清心寡欲，“帚影扫台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的境界和修养，我想也不完全否定七情六欲，毕竟真佛只说家常，《中庸》讲：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河。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备焉。
所以为圣人，就是“致中和”，能明心见性。
并非绝对的无欲无求，“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你看，连神仙也有所求嘛！
故圣人是不会违背人情事理的，《论语》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
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些都是对人性的肯定，而后来的心学派代表人王守仁，更是提出天理即人欲的思想。
足见，人活一世，要么功名富贵，要么修身养性，终有所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贤又何尝不是？
有多少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