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理论评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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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缺乏实证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因为制度，尤其是长期的整体的处于不断变迁之中的制度，是复杂的，难以量化，不但其衡量指标难以确定，而且也难以获得相应的准确数据。
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斯等，都试图以精心选择的案例来弥补严格的实证分析的不足，但在阐述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经济变量间的逻辑关系上，案例研究与严格的实证分析相比，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恰恰就在于它建立在一套严格的形式逻辑体系之上，离开了逻辑上的一致性，经济学的理论就无法称之为理论，而仅仅是一种信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赫伯"
西蒙（HerberSimon）才指出，“如无实证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及相关理论就只是一种信念。
”（Simon,1991）
福格尔（RobertW.Fogel）曾以对计量经济史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一批经济学家也用计量方法来研究制度与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如巴罗（Robert.J.Barro）等以跨国回归揭示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Barro,1997），布拉德福特"
德龙（BradfordDelong）和安德烈"
施莱弗（AndreiShileifer）对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增长与专制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Delong1993）。
与这些研究相比，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更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和更强的整体性，由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单项的制度研究转向整体的制度变迁。
其研究视角广阔，对相关技术手段的权衡和对工具变量的寻找过程严谨而极富创意，展示了娴熟而标准的经验研究应该如何进行。
在《命运的逆转：
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与SimonJohenson和JamesA.Robinson合作）一文中，阿西莫格鲁研究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前西方殖民地国家，在过去的5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种命运的逆转：
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即公元1500年左右时，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加勒比海国家、撒哈拉以南国家、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而那时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
这种收入上的逆转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地理决定假说”，它认为从长期来看各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是由地理、气候或生态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该理论包括两种版本：
一是简单地理决定假说（不考虑时间变量对地理因素的影响），如萨克斯（Sachs2000,2001）认为地理因素影响疾病环境、交通成本和技术从而能够决定长期经济增长，那些拥有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有利于人类健康和农业发展的优越条件的国家，获得了发展；
一是复杂地理决定假说（引入时间变量）,它包括一系列的假说，分别强调了不同的时间序列地理变量对收入的影响。
如“气温转移假说”，认为赤道地区最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进之后，温带地区能够获得更高的产出；
“资源禀赋假说”，认为有些国家因富含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源，如便利的港口、煤、铁等，而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那些缺乏煤铁和出海口的国家则正好相反。
阿西莫格鲁通过严格的实证分析，否定了地理决定假说，提出并验证了“制度决定假说。
”他认为导致前殖民地国家收入逆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逆转。
15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扩张导致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当时的贫穷地区，他们建立起了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结果激励了私人投资，并最终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
相反，在当时的富裕地区，他们却建立起或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社会精英手中，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因面临着财产随时会被没收的风险，缺乏投资激励，社会因而不能实现经济增长。
这种制度逆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的贫穷地区，人口稀少，吸引并且能够容纳大量西方移民进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同他们原来的国家同样的制度。
在富裕地区，当地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使掠夺性制度对西方殖民者而言更有利可图，他们以此为手段从当地大肆掠夺财富，如强迫当地居民在矿厂或种植园劳动，或接管原有的税收、贿赂渠道对当地居民征收高额税收。
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并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持续的发挥着作用直至今日。
阿西莫格鲁以1500年的城市化和人口密度作为当时的经济繁荣程度的衡量指标，因为在前工业化条件下，唯有较高的农业生产力和便利的交通运输网络才能支撑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的发展，唯有相对富裕的地区才能够承载大量的人口。
他有关1500年城市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贝尔罗奇（Bairoch）数据库、埃格曼（Eggimann）数据库及钱德勒（TertiusChandler）数据库，有关当时人口的数据，主要来源于McEveday和Jones基于人口普查和公开出版的二手资料的估算。
回归分析显示前殖民地国家（地区）1500年的城市化（居于5000人以上城市的人口百分比）以及人口密度（人口密度的对数）与当前（1995年数据）该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命运逆转”的真实存在。
关于“命运逆转”产生的原因，阿西莫格鲁推翻了“地理决定假说”。
简单的地理决定假说排除了时间对地理因素变量的影响，依此假说，1500年前后富裕（贫穷）的国家现在应该仍然富裕（贫穷），收入逆转事实使这种假说不攻自破。
对于复杂的地理决定假说，阿西莫格鲁也以实证经验一一证伪。
首先是“气温转移假说”，回归分析表明收入逆转只与城市化和人口密度相关，而与该地区自有的地理变量无关。
同时，如果该假说成立的话，收入逆转应该发生在欧洲殖民者开始进入时期，而回归结果显示这种逆转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才发生，是基于工业技术的而不是农业技术的。
至于“资源禀赋假说”，回归结果表明收入逆转与工业革命时的交通成本、世界煤炭协会提供的100个国家的煤炭储量及50多个国家的产量这些变量间的相关度极低。
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制度决定假说”，将收入逆转归因于制度逆转，并对1500年殖民地收入与制度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
他选取了三个指标来衡量制度：
一是来源于“政治风险服务”（PoliticalRiskService）数据库的“1985-1995年间财产免于没收程度”指标，他代表了产权的安全程度；
二是来源于第三代格尔政治数据库（Gurr’sPolityⅢdateset）的“1990年执政者权力受限制程度”指标，它代表了政治权利集中于统治集团手中的程度。
因为事先假定了前殖民地国家自殖民统治时期至今的制度延续性，这两个当前指标可作为逆转之后的制度衡量指标。
回归结果显示1500年收入与当前制度具有负相关关系。
另一个指标是取自格尔数据库的“独立后第一年执政者权力受限制程度”，它表明在殖民时期或独立初期是否存在制度逆转。
回归结果显示1500年收入与早期制度间存在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制度逆转与收入逆转间的因果关系，阿西莫格鲁引入了一个工具变量：
欧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数据由17-19世纪居于殖民地的欧洲士兵、传教士、水手的死亡率计算而得。
它对当前收入没有影响，而对制度却有直接影响，因为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欧洲移民进入较少（欧洲移民缺乏当地居民所拥有的对当地流行疾病，如麻疹、黄热病的免疫力），因而更有可能实施掠夺性制度。
回归计算证实了上述因果关系的存在。
对于为什么收入逆转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阿西莫格鲁解释如下：
制度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尤为重要。
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得国家是否能够参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恰巧就是确定国家间贫富差异的分水岭。
工业革命之前，投资机会集中于农业，不同制度所导致的经济绩效差异可能并不明显，因为掌握权力的少数精英自己投资农业并雇佣其他人口从事劳动，也能实现产出的增长。
工业革命时期情况发生改变，工业化要求广泛的社会人口，如众多的中产阶级、发明家、小持股人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参与到投资中来，尤其是要求有才能的企业家的出现。
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的社会，因为能够激励私人投资而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从而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少数精英统治的社会，却由于缺乏投资而丧失机会。
这是因为，首先统治精英不一定拥有企业家才能以进行投资，而统治集团之外的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由于掠夺型制度下缺乏产权保护而不愿意参与投资；
其次，当新的工业化投资使统治集团外部而不是其自身获利的时候，统治集团会想方设法阻碍投资，尤其是当他们担心新技术的使用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权力时。
阿西莫格鲁也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经验检验：
他以贝尔罗奇（Bairoch，1982）对英国工业产出的估计值作为工业化机会的替代指标，以第三代格尔政治数据库中的执政者权利受限制程度作为制度变量的衡量值，对1950年前的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显示工业化机会与好的制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将数据扩展至1980年，这种相关性仍然存在，加入是否为独立国的虚拟变量，或者剔除掉仍处于殖民规则之下的国家，相关系数几乎不变。
二、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
政治上的科斯定律为什么不能存在？
既然制度之于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那决定经济制度的根本因素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采取不同的制度？
有些国家被长期锁入坏制度及其导致的贫困之中，是什么因素在阻滞他们不能获得好的制度呢？
在2004年完成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的论文中，阿西莫格鲁在总结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理论框架，将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作为基本的国家变量，认为是这些基本变量随时间的改变导致经了济制度的变迁并影响到经济绩效（Acemoglu，2004a）。
关于制度的决定，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包含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有效制度论。
该观点认为一个社会最终会选择富有效率的制度，剩余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配不会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
阿西莫格鲁将这种观点称为政治上的科斯定律（PCT,PoliticalCoaseTheorem）（Acemoglu,2003）。
科斯曾指出，在产权清晰界定且交易成本的条件下，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交易的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并将新增收入在交易双方间的分配（Coase,1960）。
将科斯定律扩展至政治领域，便会得到这样的观点：
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后由制度的获益者补偿受损者，这就是有效制度论。
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中，制度的有效性通常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前提出现了经济学家的理论中。
如德姆塞兹在有关产权起源的文献中指出随着土地稀缺性的增加土地的私有制更有效率，因而在公共产权制度之上产生了私人产权制度，科斯、威廉姆森等在企业理论中也暗示有效率的制度最终会被选择，张五常甚至明确指出当人们认为一项制度缺乏效率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暗藏的约束条件（Coase,1937;
Demsetz,1967;
Cheung,1983）。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诺斯和托马斯关于西欧农奴制解体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中世纪条件下农奴以劳务换取保护的庄园制是有效率的，随着要素价格的改变，庄园制不再有效率，因而解体（North,1973）。
另外，贝克尔（Becker）的压力集团模型也表明利益集团间的竞争最终会导致有效率的政策或制度的出现。
无效率的制度是不稳定的，制度企业家可以通过推翻他来获益，如争取到更多选票。
（Becker,1959）。
第二，意识形态论。
该观点与上面提及的有效制度论十分相似，被阿西莫格鲁称之为修正的政治上的科斯定律（ModifiedPoliticalCoaseTheorem）。
它认为国与国之间在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不同造成的。
不同的社会选择不同的制度，并由此产生不同的影响，是因为社会成员或领导者对“什么是好制度”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最终选择了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而不是经济增长绩效事后证明是好的经济制度。
该观点同有效制度论一样，认为一个社会最终会选择有效率的制度，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其选择结果与经济效率之间会出现偏离，一旦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得到纠正，富有经济效率的目标就能实现
第三，偶然因素论。
该观点认为制度不是个人或集团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社会行为交互作用或偶然性历史事件的结果。
这种结果并非是人们可预料的，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如Moor在《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将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差异归因于欧洲早期农业组织模式及其导致的阶级组合方式的不同。
早期农业的组织模式之于今天的政治制度而言，只是偶然的历史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因果关系是难以预料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殖民地的法律起源，它们被认为是欧洲殖民者入侵这种外生的偶然性历史事件的结果。
由于法律起源决定和影响着当前的制度产出，当前的制度因此可被归结到当初的偶然事件上（Moore,1966）。
阿西莫格鲁不赞同上述观点，首先，他认为科斯定律在政治市场上不能存在，并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进行了证明。
在理论上讲，科斯定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作为第三方来界定和执行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农夫和养牛者之间的交易所以能够达成，就在于他们相信合约是能够确保被执行的。
如果养牛者赔偿的承诺不可置信，农夫不可能做出让资源的决定。
政治市场上缺乏的恰巧就是这种第三方保证机制，统治集团和其他社会成员间的合约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强制执行。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集团不会放弃在未来的时间里通过再分配和抽租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做法，只要他们手中所控制的政治权力允许这样做，他们就不会自动停止。
保证机制的缺乏引发出敲诈问题。
在缺乏产权保护的社会中，统治集团外部的投资者一旦将投资付诸实施，就会面临着来自统治集团的敲诈，统治集团会凭借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来没收财产或提高税收，预见到这一点，社会成员便不会参与投资，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
为了增加租金的来源，统治集团也会承诺保护产权，但这种承诺通常是不可信的，除非有某种机制来限制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不会自动出现。
另一方面，在政治市场上也不存在一种机制来保障统治集团外的其他社会成员遵守承诺。
按照政治上的科斯定律，其他社会成员可以从统治集团手中赎买权力，统治集团承诺放弃掠夺性的坏制度，实行保护产权的好制度，其他社会成员将好制度带来的产出剩余中的一部分支付给他们。
但事实上是，一旦统治集团按照协定放弃了权力，其他社会成员便不会遵守承诺，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权力已经丧失，他们也没有能力强制对方履行诺言。
预见到这一点，再加上担心丧失权力后的政治迫害，统治者不会实行可能导致他们权力丧失的好制度，即使这种制度能够提高社会产出。
从反向承诺的角度看，有效率的制度也不会自动出现。
阿西莫格鲁通过正式的模型分析和来自现实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他列举众多的实例，其中之一是关于罗得西亚白人精英向津巴布韦黑人大多数的权力移交的。
白人精英要求黑人政府建立保护他们租金的制度，在他们交出权力之后确保他们财产的安全，包括建立他们有求的选举制度，在独立后第一年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选举，保障他们在国会和众议院中的席位。
尽管1980的宪法条款中规定保护白人产权，10年内不进行土地革命之后如要进行必须赎买，但是黑人政府的承诺并不可信。
1985年Mugabu政府便改变了选举制度，1990年众议院被取消，然后宪法被修改，允许土地改革，白人的土地被剥夺。
其次，意识形态论，即修正的政治上的科斯定律在阿西莫格鲁看来也有失偏僻。
尽管信仰和意识形态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决定中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将制度的差异完全归因于此，也很难令人满意。
他举了南北朝鲜的例子。
南北朝鲜在经济制度上的不同，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的信仰所导致的，对于分裂初期来讲，这也许不无道理，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效率上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而北朝鲜却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制度的事实，就无法用意识形态论来解释。
另外，上文述及的前来自前西方殖民地的经验也表明，西方殖民者在文化信仰既定的情况下，在殖民地实施了不同的制度，他们以掠夺性制度在当地抽取资源，以私有产权制度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另外，对偶然因素决定论，阿西莫格鲁也表示怀疑。
制度在历史中确有延续，但这种延续却处于人们的选择之下。
如果执政者选择制度变迁，制度的变迁通常都能实现。
例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法律体系，前计划经济国家，大多数也进行了或进行着制度转型。
阿西莫格鲁提出并验证了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
他认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集体产品体现的不是个人偏好而是集体选择。
由于经济制度具有再分配功能，不同的利益集团偏好不同，最终什么样的制度会被选择，就取决于该社会中政治权利的分配。
掌握政治权利的集团会按照自身偏好来设计和实施经济制度，通过再分配政策（制度）来抽租。
经济制度是由掌握政治权利的集团供给的，他们只在不会导致他们权力丧失的范围内供给经济制度，其他集团只有通过改变权力的分配状况才有可能改变经济制度。
政治权力包含两个内容：
一是法定政治权力（dejurepoliticalpower），即被社会政治制度所赋予的权力。
政治制度为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提供约束和激励，不同的政治制度规定了执政者的不同权力，其内容包括政府的形式（民主、专制还是独裁）、对政治家和政治精英的限制等。
一是实际政治权力（defactopoliticalpower）。
没有被政治制度赋予权力的集团，可能会通过行动来获取实际的政治权力，如通过造反、发动政变或和平方式下的抗议将本集团的意愿加诸社会之上。
一个集团实际政治权力的获得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该集团克服搭便车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二是该集团手中控制的经济资源，它决定了该集团是否能够利用现有的政治制度来获取权力以及是否有能力雇用和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其他集团。
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的关系入手，阿西莫格鲁确定了他的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中的两个国家变量：
政治制度与资源分配。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被描述如下：
当前的政治制度决定当前的法定政治权力，当前的资源分配决定当前的实际政治权力，当前的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共同决定当前的经济制度，当前的经济制度决定未来的产出和资源分配。
未来的资源分配又会影响到未来的实际政治权力，同时，当前的政治制度也影响着未来的法定政治权力的分配，如民主制度的确立可以限制未来执政者的权力。
从长期来看，经济制度对于社会产出尽管至关重要，但却始终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由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所决定。
外来因素，如新技术的引进、国际环境的变化、偶然性历史事件，是通过影响政治权力间接，而不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制度的。
阿西莫格鲁以欧洲工业革命前后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验证了自己的理论。
17世纪，私人产权制度在西欧，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建立，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斯，）。
阿西莫格鲁认为，这种制度上的变化是由这一历史时期英的政治权力变化所导致的。
在他广为引证的论文《欧洲的兴起：
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他阐明了这样的观点：
在1500-1850年之间，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欧洲的兴起，这不是因为得自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而是因为贸易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
政治权力的变化导致经济制度的改变并最终决定了社会产出的变化。
16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专制控制相对较弱，从事大西洋贸易的机会被赋予广泛的社会阶层，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外贸易权却一直被王室垄断。
大西洋贸易为英国和荷兰造就了一个王室之外的富裕阶层，他们包括商人、奴隶贩子、殖民地种植园主等。
他们与国王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要求限制王权保护私人财产的安全。
财富使他们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1642年的英国内战和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是英国王权受到限制的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两次战争中，富裕的商人、贵族都支付了大量的军费来支持议会打败国王。
西班牙和葡萄牙尽管也从事大西洋贸易，但贸易没有改变政治权力格局并引发制度变革。
（Acemoglu，2002b）
实际的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制度，但实际权力通常是短暂的、易变的。
由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也由于各集团手中控制的资源的相对改变，今天在实际政治权力处于劣势的集团在未来的时间里就可能会占据优势地位，并选择符合自身偏好的经济制度，这会导致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不稳定。
政治制度具有稳定经济制度的功能，它通过在制度上分配法定的政治权力而决定，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实际权力分配。
民主政治制度的意义正在于此，它在制度上确定了未来的再分配方式，从而克服了阻碍有效率的制度实现的保证机制问题。
阿西莫格鲁提供了20世纪英国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精彩案例。
20世纪20年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稳步进行，英国原有的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改变。
1832年之前，英国的政治权力一直控制在地主和贵族组成的少数精英手中，在工业革命中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中产阶级要求获得法定政治权力并实施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制度。
利益冲突使英国在1832年之前爆发了一系列的骚乱和暴动，如1911-1816路德骚乱等，法国也发生了1830的七月革命。
面对这样的骚乱，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可能有三种选择：
一是镇压，如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二是让步，赎买暴动，如德国贝斯马科（Bismark）时期实施的福利政策；
三是扩大选举权，建立民主制度，将政治权力分配给精英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
英国选择了第三种，1832年改革法案确立了以收入和财产为基础的选举方式，将选举权扩大至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14%，但仍然无法适应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如1832年改革法案并没有使新兴工商业城市曼彻斯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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