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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独立电影简史Word格式.docx

演员由画家刘晓东和喻红出演。

影片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并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被BBC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100部佳片之一,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

张元作品《北京杂种》1993/35MM/95分钟/彩色

张元、唐大年、崔健/摄影:

影片主题集中在交杂着现实与幻想又充满着怀旧心理的年轻北京人身上。

故事情节围绕着崔健展开。

当一个女子不明原由地要去自杀时,几个朋友向她伸出援助的手。

在救人过程中,城市中的诸多旁观者各自暴露了不同的嘴脸。

崔健试图组织一个音乐会却横遭禁止。

一群艺术家只有在街头表演自己的艺术和激情。

影片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设评委会奖,新加坡电影节评委会奖。

张元作品《儿子》1993/35MM/95分钟/彩色

宁岱/摄影:

影片取材于一个北京普通家庭的真实故事。

电影集中表现了处于大社会中的一个小家庭的四位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父亲因长期酗酒,患了精神分裂症,这直接导致了这个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

舞蹈演员出身的母亲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外出教学,以补家用。

她竭尽全力维护家庭的完整,最终失去了信心。

两个儿子共有的同一个女友,对未来盲目的努力也使得他们屡遭挫折。

剧中的只要演员均由故事中的原型扮演。

影片获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国际影评人奖。

何建军作品《悬恋》1993/16MM/黑白

首席摄影师于小洋。

这是一部表现年轻人的青春之恋的先锋电影。

影片参加荷兰、日本、加拿大、柏林多个国际电影节,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费比锡国际影评人奖。

王小帅作品《极度寒冷》1994/16MM

影片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

1994年6月20日,一个年轻人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暂的行为艺术中的最后一件作品。

没有人能说清他的动机和目的。

只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就是用死亡做为代价在一件艺术品中是否显得太大了。

影片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演绎出来的故事。

行为艺术家齐雷坚持要体验死亡的感受,他的举动遭到了姐姐、姐夫和女友的阻止。

作为物质的直接体现"

生活"

,在本片中无时无刻不在茧食着人的激情、梦想和生命。

齐雷的姐姐和姐夫都是麻木向生活妥协的人,而他的女友更是把他从他的生命应有的那个环节拉扯出来。

影片最后,经历了无数次葬礼的齐雷沉睡在阳光明媚的自然里。

张元作品《广场》1994/35MM/100分钟/纪录片

与段锦川合作/摄影:

张元

将北京天安门"

日常生活化"

民警站岗,旅游者拍照,观看升降国旗,人们在广场放风筝,锻炼身体。

影片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电影节评委会奖。

张元作品《东宫西宫》1995/35MM/94分钟/1:

1.37

王小波、张元/摄影:

在对北京东单公园的突击夜查后,阿兰,一位年轻的同性恋作家,被带到警察局接受了紧张而严肃的隔离审查,痛苦的回忆又使阿兰回到了他那混乱的童年时代,他被一个农工强奸,以及后来对他没完没了的性要求。

经过这一夜的审查,这位问讯的警官陷入了爱恨交织的感情困境,从此展开了尴尬而又"

不同寻常"

的爱情故事。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全面涉及同性恋题材与现实的影片。

影片投资三百万元。

影片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法国嘎纳电影节1997年正式入选影片,意大利陶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奖,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鱼奖。

何建军作品《邮差》1995

一部制作精良、剧作优秀、摄影雅致的探索作品。

影片获得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奖,希腊国际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朱丽奖。

王小帅作品《扁担·

姑娘》1996/35MM

影片原名《越南姑娘》。

一个从农村到武汉来的少年"

扁担"

东子,低徊在汽笛鸣响,鳞次节比的街边地摊,繁忙的渡轮,潮湿的江雾之间,他显得很惘然,找不到立脚和看到未来之地。

老大高平、"

东子和越南姑娘阮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寻找自己生活的出路。

然后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和越南姑娘在这个诚实仍然是一贫如洗,最后还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在江湖上地位最低下的歌女和"

(挑夫)中间,慰籍他们的是一首歌:

你还能够留下些什么?

是散落的白纸片。

你爱的天堂里面,请来听我唱首歌。

影片结尾定格在"

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

这或许这是希望。

影片呈现中国当下在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痛苦的变迁。

影片入围1998年嘎纳国际电影节。

于小洋作品《迷岸》1996/16MM/50分钟

这是一部具有超常思维的意识架构的影片,在立体、广阔的艺术空间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影片通过对主人公的现实世界、魔幻世界和完全诗化了的留有残缺的青春记忆的童话世界这样三个时空的交错叠现,以人的潜意识的忽隐忽现和心理情绪变化为贯穿全片的叙事纽带和时空转换的依据,以此来表现世纪之交中的都市青年艺术工作者精神上的极度困惑、迷茫、灵与肉的分离和碰撞。

尤其在揭示人的精神家园丧失主题上,主人公反复吟诗,脸色焦虑,隐现出商业化时代对人的灵魂的挤压下的变形。

如果说该片蕴含着一个难解之谜,那就是人类认识自我之谜。

影片获1997年匈牙利梅亚维夫电影节优秀奖,德国曼海姆国际电影节参赛作品,意大力佛罗伦萨第三届国际学生电影节参赛作品。

贾樟柯作品《小武》1997/35MM/107分钟

梁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的,他戴着粗黑框眼镜,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很有山西一带典型中国人的特质。

他总显示出一种被压抑状:

头歪斜着,舌头顶着腮帮子,常常抚摸着石头墙壁,在澡堂子里练习卡拉OK,陪歌女枯燥地轧马路,与从前的"

同事"

说一些闲言谈语,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来晃去。

有一天,小武得知以前的"

要结婚而偏偏"

遗忘"

了邀请自己,他很生气。

原因是"

现在是社会上有名的企业家,他觉得再和小武交往下去不合适。

在他们"

共事"

时曾经有过一个协议:

结婚的时候,彼此送对方十斤钱(那时的人民币最大面额是十元)于是小武拿着十斤钱去送礼,钱却被退回来。

歌厅的领班说:

我们老板说你的钱不干净。

小武气坏了,说: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他走私贩烟,开歌厅,挣歌女的钱,也不干净。

领班出去了,很快又回来说:

我们老板讲,走私贩烟是做贸易,开歌厅是娱乐业。

最后,小武被一个"

相熟"

的老民警抓获,老民警因临时有事,将小武拷在街边的电线杆上,他显得那样茫然和无助。

影片投资三十万元。

影片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大奖;

金热汽球奖、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大奖;

龙虎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大奖、新潮流奖;

比利时电影资料馆98年度大奖;

黄金时代奖、第42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首奖;

SKYY奖。

杨福东作品《陌生天堂》1997/35MM/87分钟/黑白

影片由五分钟的国画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杭州的男青年与三个女人之间缠绵,清澈又满怀感伤的生活故事。

这个"

陌生天堂"

依然有解放百货商场,有三潭印月的水,有花港观鱼的柳,但已不是那个被无数次描述过的怀旧的宋都杭州,它被重新赋予一种美,而这种美的力量似乎只蕴含于过去的岁月中。

全片洋溢着"

小文人情调"

以七十年代风景挂历般的画面呈现城市青年的爱情与喜悦,生活或者伤害。

吕乐作品《赵先生》1998/35MM/彩色

影片以稳定结实的剧作布局和影像风格,准确地表现了一个男性大学教师与他的妻子、情人、"

梦中情人"

之间的微妙关系、距离与"

意外"

影片获第51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金豹奖。

康峰作品《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1998

影片深入而尖锐地对现行的知识谱系、律法结构、权力游戏进行了剖析与批判:

影片中未成年的主人公江子在公厕中遇到同性性骚扰之后,将怎样行动,行动的后果如何,一直是作品所密切注视和探讨的主题。

影片投资十多万元。

BJ电影工作室作品《男男女女》1999

这部由崔子恩编剧、刘冰鉴导演,杨青、于博主演的超低成本个人独立制作影片,探讨的主题是作家崔子恩一直关注和乐意谈论的,是对女/男同性恋开放而平和的态度。

影片对中国公厕文化饶有趣味的一次"

展示"

影片自1999年8月以来频频亮相于瑞士、法国、英国、瑞典、加拿大、韩国、奥地利的重要电影节,所到的展映活动中无不受人瞩目。

影片获第52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影评大奖。

雎安奇作品《北京的风很大》1999/16MM/50分钟/1:

1

北京拆迁的场面,接着,推婴儿车的老人、拣破烂的流浪者、准备接新娘的婚车、羞涩的外地民工、纪律严明的武警战士、匆忙的上班族、带着中国姑娘的老外、身着前卫的都市新人类以及像被追赶的鸡一般的美容院小姐等被一个手持话筒、身边跟着摄影师的高大的胖小子截住,耳边响起一声突兀的问话:

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人们对这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回答和他们对这种冷不丁的提问方式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有的人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有的干脆骂他们神经病,甚至还扯到了安全感的问题。

期间,雎安奇又一次次追问那一对对的行走的男女:

你们幸福吗?

走进饭店,来到吃饭的男女面前:

我可以和你们一道吃吗?

掏出香烟递向陌生的路人:

我可以请你抽烟吗?

见到警察,"

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

警察有的收下了,有的不理睬。

就这样他们强行进入居民楼敲门,在对方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开门,被迫回答。

另外,他们将镜头伸进公用厕所,对正在大便的一位北京人(这次找对了对象)发出同样单调的问题:

对方很既恼火又无奈:

我操!

我这蹲着,你们他妈的也拍啊。

在广场上采访人们:

你现在在天安门有什么想法?

最后,影片在街头拍到一对家中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外地夫妻,并将镜头跟到医院。

这时,他们没再问那个问题,而是给予了深沉的关怀。

影片是第50届(2000)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参展作品。

王全安作品《月蚀》

影片节奏与风格显得格外年轻,充满张力与活力,在叙事上也打破秩序,将不同的时空混合搅拌,并让人物跨越时空的阻隔并得以对视,其中的惊人之笔俯拾皆是。

虽然,此片被人论述是对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1991年导演过一部名为《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模仿。

他的第一部电影《妈妈》也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独立电影。

随后的《北京杂种》、《东宫西宫》等片更是让张元获得国际影响力。

在张元的电影里,平凡的人和事、生命中的痛楚、社会中的不忿成了创作原材料,他无畏地将其用静水深流的镜头语言,带给观众们最深刻的切肤之痛。

关于第一部独立电影的诞生

“《妈妈》是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花了十几万拍出来的”

在中国还只有15个电影制片厂能拍摄电影的时候,张元成了某种意义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89年,黄海波才12岁,被副导演拉去参加《妈妈》选角。

张元一看,想都不用想,说“就他吧”。

随后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电影诞生了。

《妈妈》中所表现出的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引起了国际的强烈关注。

南都娱乐:

《妈妈》是中国所谓的第一部独立制片,当初怎么有自己拍电影的想法?

张元:

当时我大学还没毕业。

实际上一开始是让我在那部片子里做摄影师,我也参加了剧本的修改。

这部电影在儿童制品厂准备拍,导演选的是和张艺谋同班的一个人。

后来儿影厂没拍成,转到了八一厂,又没拍成。

当时只有那么十几家有厂标的电影厂可以拍电影,中国的制度还是延续苏联的那一套。

他们不拍,电影就拍不成了。

但是我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对这个故事有感情,所以就决定自己拍了。

资金是怎么解决的呢?

找朋友筹了大概一两万就开始拍了。

把我当时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做拍摄的场景。

还有就是在我家旁边的胡同里取了一些景。

这部电影的成本花了大概十几万。

其实所谓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就是在我不知不觉中拍出来的,呵呵。

当时个人拍电影有没有人干预?

当然有。

所以拍完以后还是想办法给它挂了一个西影厂的厂标,因为没有什么禁忌话题,所以这部片子通过审查了。

上映后票房如何?

当时不像现在,正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低谷期。

但是这个电影在海外放映了一百多个电影节。

几乎是在全世界进行了一次漫游。

《妈妈》是怎么受到国外电影节的关注的呢?

拍完以后,香港导演舒琪,让他的好朋友王家卫把《妈妈》带到香港,然后送到法国南特电影节的。

它受到国际关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把纪录和故事混合在一起,用黑白和彩色来表现。

黑白拍摄故事,彩色是纪录的部分。

当时张艺谋的《红高粱》和田壮壮的《盗马贼》都已经出来了,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张艺谋、陈凯歌那一拨毕业后,电影学院隔了几年才招的我们这一拨人。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在等待一批新导演,带来的新作品。

你受到过第五代导演的影响吗?

说没受到过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拍的那些电影,架势太大了,把自己文化的含义或者视觉的东西提得太高了。

拍电影还是要有针对性的。

比如《妈妈》这部电影是和第五代导演的片子完全不同,我用了一种新的手法去拍摄,用静水深流的感觉,非常低角度地去拍摄普通人的生活,当时的评论是说似乎看到了中国三十年代,比如费穆等大师的影子。

你是不是对纪录片有特殊的情节,所以会去拍《疯狂英语》这样的纪录片?

当时拍那个片子觉得好玩。

一般来说,我是比较关注社会新闻的,但是我在接触李阳之前,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人。

有一天,李阳通过别人找到我,因为他看过我拍的崔健的MTV,他觉得他在上课时也有摇滚的感觉。

李阳说他是想让全世界了解中国。

他的口号是热爱丢脸,用热爱丢脸的方式去大喊大叫,最快速、最大声地去操练,忘记自我,忘记别人。

这个人太好玩了,他把教英语看成一种运动。

我觉得挺有意思,最后就拍了这部纪录片。

这部电影在日本一个电影院里放映了一年时间。

关于禁忌题材和地下电影

“艺术也有挑战禁忌的功能,这是更接近人性的过程”

执导20年,开中国独立电影先河,却被冠之以先锋、地下、边缘、非主流等种种名号,所拍摄的《儿子》、《北京杂种》、《东宫西宫》电影中关注的弱智、单亲家庭、摇滚和同性恋等中国所谓的禁忌题材虽然得到了海外的强烈关注,让张元在如鱼得水地游走于大大小小百余个电影节的同时,却内心落寞。

他渴望与国内观众对话,即使背上骂名。

他说这种执着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责任。

那时候纪录片和禁忌题材是不是更容易引起海外的关注?

电影发明的瞬间,就承载着一个纪录的作用。

电影史中纪录片占有很大的分量。

但是中国在经历了“文革”以后,纪录片就很少了,而且人们渐渐把电影记录的本质淡忘了。

至于禁忌,艺术当然也有挑战禁忌的功能。

会发现所谓的特殊事件、特殊的人群,是更接近人性的过程。

你之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不是电影在海外的发行?

是的,而且能让我的生活过得很好。

青年电影导演的话:

“很多人说我拍实验电影,其实我只是一步一步地做我自己,希望做完整的影片、完整的叙事,做深入人心的、残忍的、强烈的故事,电影对我来说,既不是实验也是不先锋,只是工作。

北京电影洗印厂二楼录像部,推开一扇不起眼的小门,微弱的光线里,可以看见两个伏案工作的背影。

右边的那个听到声响,回过身,缓缓走到门口,“你好”,黑暗中略带沙哑的嗓音,“我是张元。

为独立而“藉藉无名”

张元随手打开日光灯,一下子让我看到他的真面目:

高高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五,一件皮夹克,卷曲的头发并不柔软,反而有直立的感觉,虽然只有36岁,张元的头上已经有不少灰白色。

“你看过我的电影吗?

”他很直接地问,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当然,你一定没看过。

我确实没看过,因为他的电影在国内几乎全部没有放映,只有一部例外,那部例外的电影,是他的处女作,据说只卖了4个拷贝,叫《妈妈》。

有趣的是,他的电影却也几乎每部都在国外获奖,《北京杂种》、《广场》、《儿子》、《东宫西宫》,包括《妈妈》,这部张元还没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就和同学独立筹措、投资不到20万元、用35毫米摄影机拍摄、时长85分钟的“4个拷贝”影片,在柏林电影节、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爱丁堡电影节都拿到了大奖。

当时,他只25岁。

在南特电影节领奖时,张元第一次听说自己“是独立制片导演”。

他的处女作,曾经被儿童电影制片厂放弃,后来又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拒绝,张元自己筹集到《妈妈》的资金,此后,他每一部片子得奖的奖金,就成了下一部片子的预算,幸好他一直在获奖。

青黄不接时,张元拍了很多MTV和广告,他和崔健的合作,使他在北京的地下艺术圈里挺有名,用奖金和酬金养活电影,得以“独立地搞自己的东西”,张元以一种挺特殊的状态存在於电影圈:

在海外扬名立腕,在内地藉藉无名,整整十年。

解冻后的“疯狂”之举

十年之后,张元突然“解冻”了,一天,他跑到电影局,拿到了那纸上书“批准张元同志......”的批文,这个年轻的“老导演”终於获得一种认可,有了一种站在阳光地里的感觉。

张元说,今天他最期待的是:

解冻后的两个片子通过,和观众见面。

其中一部是拍李阳的《疯狂英语》。

我去采访时,片子正在审,张元看上去居然有点激动。

如果这部片子通过,就会在全国公映,将是继十年前《妈妈》之后,张元的第一部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影片。

不过,我个人倒更喜欢这部影片被否定的另一个名字:

《不要脸的人》,听起来很挺好玩。

第二部片子是《回家过年》,张元背着它去意大利剪辑,走的时候他说,“我是坚信这回会很顺利通过的。

已经在国际上挺露脸的张元,很重视他现在的这两部片子,他说,这比他在国际上拿多少奖,得多少钱,更能让他心里感觉好一些。

也许张元在很多方面学会了妥协:

和时间妥协;

和周围的环境妥协;

但是只要一碰他的电影,他就还是一副十年前的样子,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会改变。

中国有句古话,叫先沉沦而后新生,但沉沦并不意味着被其他人吞没,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改变我自己呢?

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

”他说,一个导演一生只能拍一部电影,一部,因为他想表达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

《回家过年》还是那种极度状态下的人道主义,张元讲的还是一个老故事,曾经在《妈妈》、《儿子》里讲过的故事,只是换了主人公,换了场景。

对他而言,电影题材没有什么敏感不敏感的区分,任何问题都可以面对,即使是堕落,当导演把堕落描写得非常具体、细致,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堕落的可怕。

为电影从一而终

张元是那种骨子里很认真的人,他看人的眼神也带着一种探究的味道,看电影就更别提多上心了。

每拍一部电影之前,张元会做很长时间的访问,很长时间的调查。

拍《妈妈》,他访问了几十个有弱智儿童的家庭,访问了几十个弱智孩子的母亲,以致於片子上映时,许多弱智孩子的妈妈,象找医生一样,找他谈话。

拍《儿子》,他访问了十几家精神病院,见了十几位精神病人和医生。

拍《东宫西宫》,他和王小波一起和几十个同性恋者聊天。

拍《回家过年》,张元去过17个监狱,采访了四、五十个女杀人犯。

仅仅是这些开机前的访问本身,就可以出一本书了。

“你就象个记者。

“我觉得我是个记者,”张元打断我的话,“我跟你一样,对社会感兴趣,对人感兴趣,所以跟你聊天,就象跟同行在说话”。

“那么除了电影,你还干什么呢?

”张元曾经学了近十年的画,直到遇到电影,才放弃了它。

“不干电影,就干不了别的。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电影。

”我们都想到一个死在电影怀抱中的人--日本导演黑泽明,“他死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悲伤,而是一丝宽慰,因为他事业有成,他的灵魂得以解脱。

我也会一直拍下去,直到不能工作为止。

什么叫善始善终,张元说,上天授予的使命终於完成,那这就是善始善终。

张元的“四项基本原则”

但是聊到中国的电影,不能不让人有点悲哀。

电影的历史100年,好的片子难以计数,伟大的导演100个也盛不下,但是“往往中国导演不在其中”,“中国电影拿出几十部,也挺难的。

中国电影界人士喜欢划分,什么派呀,什么代的。

85级北影毕业的这一批导演,被称为“新生的第六代”。

第六代导演的标签之一是:

裸露生命的真实状态,追求生存还原。

据说,这代全新的思维方式、文化内蕴和美学品格,颠覆了第五代电影的结构模式。

张元摇了摇头,“为什么要分代?

有一些死去的人,我今天看他的片子都非常心动,能让我流泪;

有一些拍今天生活的人,对我却没有任何触动。

“我们人为的限制太多了,题材、观众的欣赏水平、导演的水平、议论等等的限制。

”他扬了扬手,“事实上,现在应该百花齐放,千花齐放,万花齐放!

越宽容,越幸福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永远只能做艺术的导演,这些怎么可能改变?

我这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采访结束后,我一直在回想当时的一个情景:

张元一边说着话,一边盯着屏幕,那是《疯狂英语》的样片,突然他孩子般地大叫起来,“哎呀,这个镜头怎么从来没见过?

上帝呀,终於找到一个令我满意的镜头了!

1963年出生于南京。

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9年毕业后未进电影制片厂工作。

1990年自筹资金独立完成影片《妈妈》,成为该届电影学院毕业生的第一部作品。

影片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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