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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文档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早已家喻户晓。

相比之下，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人们知之甚少，其实，仔细研究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和《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以及《邓小平思想年谱》，再回顾和联系我国2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显著成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为启动和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场浩劫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推向了极端。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些弊端采取什么态度和通过什么途径来革除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改革革除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逐步成熟和完善。

可以说，邓小平以其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新观察、新思想、新实践，为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们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

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关于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注：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要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这个多年“禁区”的最初触动。

他所反思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

2.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作了舆论准备。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除了政治经济条件成熟、变革的前提具备之外，还必须有舆论上的发动。

在1978年的中国，当理论上的坚冰被打破之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担起了为改革开放的到来作全面思想发动的任务。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谈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比如，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反对“左”的错误；改革是一场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闯、敢冒，不要怕犯错误；坚持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发扬民主，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等等，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此后，邓小平频繁地、直接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大造舆论。

在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11月，在回答一位美国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

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他指出：

“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

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

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对此，他后来解释说：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在讲话中，他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到1980年8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改革初步纠正了“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感受越来越痛切，表示出强烈不满。

由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着更深的了解。

一方面，他以尖锐的措辞直露地批评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没有简单化地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以超前的思想、深邃的思考，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根究源，着手解决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这次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精辟见解，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宣言书。

讲话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第二部分，简要说明了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部分，着重揭露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第五部分，初步论述了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酝酿的步骤和措施，讲话最后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

这个讲话，不仅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郑重而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的意见，而且是邓小平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近两年的深思熟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公开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革命胆略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2.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率先冲破以往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提出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制度相区别的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在领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注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一是首次触动了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即忌讳分析政治制度的问题，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关系，匡正了传统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谬误，提出要对这两方面的制度进行区分的论断。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

他指出：

“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

”（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现为具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而在这些具体制度（领导、组织、工作制度）上，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

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认为，这五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对这些现象一一作了剖析。

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的，但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首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两相比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些。

因此，在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讲话之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推开，而作为改革领导者的邓小平，其关于改革的讲话和谈话，也大量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不多。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

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发展的脉搏，从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集中精力反复思考、谈论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郑重地推上了党和国家的紧要日程。

1.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和深思，成为邓小平1986年谈话的焦点和中心问题。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他说：

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

（注：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

）这是邓小平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开始，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不难发现：

与以往谈话不同，邓小平认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但“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了。

从这次谈话开始，在1986年里邓小平不下20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