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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曰：

首言“大学”云者，非知道者之言也。

子言之矣：

“下学而上达”，夫学何大小之有？

“大学”、“小学”仅见王制，亦读“太”。

作大学者疑即本此，亦犹宋人之作小学也云耳。

虽然，吾又乌知小学之非即大学也？

吾又乌知小学之不更胜大学也？

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称蒙养即圣功。

古人为学，自少至老，只是一路，所以有成。

今乃别之为大学，而若将有所待也，则亦终于有待而已矣。

古学之不可复，其以此也。

其曰：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

三言皆脱胎帝典。

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变时雝”，凡七句。

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简切，而不自知其倍也。

“新民”即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即在“明”、“亲”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贯一“以”字，便文理灿然。

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则不通矣。

古人之学，虽不离乎明，而未尝专言明。

推之易、诗、书可见，恶其逃于虚焉故也。

而大学首言“明明”，固已倍矣。

且古之君子非有所亲疏于民也，而有以民饥民溺为己责者，有以一夫不被泽为耻者，又有箪瓢陋巷以自乐者，而其道则靡不同。

此古人之学所以能善因乎时势而莫之有执也。

今使推高禹、稷、尹为大人之学，而贬绝颜子为小人之学，则可笑矣。

故君子之学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新民”而新民反不在，亦犹吾向之治学也，不言“大”而大见，言大而大或不见也。

　　“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也。

古之君子亦知有学焉而已。

善之未至，既欲止而不敢；

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

夫学何尽之有？

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而传引之，固矣。

故“明”、“新”、“至善”之言皆末学之夸词，伪士之肤说也。

而又曰“知止”云云者，则愈诬矣，辟适远者未启行而遥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税驾也，知止则知止矣，而止故未有日矣。

故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而何遽“定”、“静”、“安”、“虑”、“得”之可易言乎？

且吾不知其所谓“知止”者，谓一知无复知者耶？

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时有一时之知止，时时有时时之知止者耶？

如其然也，则今日而知止，则自今日而后而“定”、“静”、“安”、“虑”、”得”之无不能，不待言也。

脱他日又有所为“知止”焉，则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未知乎？

是“定’、“静”、“安”、“虑”、“得”之中，而又纷然有所谓未“定”、“静”、“安”、“虑”、“得”者存，斯旨之难通，固已不待其辞之毕矣。

大学之所谓“知止”，必不然也。

必也，其一知无复知者也。

一知无复知，惟禅学之诞有之，圣学则无是也。

君子之于学也，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

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聪明知识可以臆而尽之也。

清心寡欲，兢兢焉，业业焉，勤谘而审察焉，而仅而知之耳，而犹惧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懵矣。

是故以尧舜之神焉而犹病，文王之圣焉而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此二帝一王者，岂故为此虚怀以示弘广云尔哉？

所谓犹病则真犹病，所谓如伤未见则真如伤未见也。

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为吾无遗知焉者，则必天下之大妄人矣！

　又安得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

舜之问察，终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

使舜既知之，而又好问察焉，则是舜之伪也。

夫舜之非伪，则虽确之愚蒙，有以知其必然也。

然而问察无已，则是虽大圣人之智，而果无一知无复知之日也，而又谁欺乎？

故曰：

“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圣人有不知，不害其为圣人也。

以不知为知，斯下愚之甚者矣。

“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圣人有不能，不害其为圣人也。

以不能为能，斯不肖之尤者矣。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人犹有憾，不害为天地之大也。

以有憾为无憾，斯诬天地之至者矣。

君子之于道也，亦学之不已而已，而奚以夸诞为哉？

学之不已，终将有获，而不可以豫期其效。

豫期其效以求知，则浮伪滋甚。

今即所谓“知止”者，真知止矣，然犹知之而已耳，于道浩乎其未有至也。

而遽歆之以“定”、“静”、“安”、“虑”、‘得”之效，长夸心而堕实行，必此焉始矣。

禅家之求顿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

　　其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云云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

古人之慎修其身也，非有所为而为之也，而家以之齐，而国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则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

孟子之释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浑融？

大学纷纷曰“欲”曰“先”，悉是私伪，何得云“诚”？

宁古人之学之多夹杂乃尔乎？

圣人之言之甚鄙倍乃尔乎？

　　至“正心”以往，益加舛缪。

既言“正心”，不当复言“诚意”。

既先“诚”、”正”，何得又先“格致”？

夫心之与意，固若此其二乎？

故大学之所谓“诚”者非诚也。

凡言”诚”者，多兼内外言。

中庸言“诚身”，不言“诚意”。

诚只在意，即是不诚。

朱子之解“诚意”曰：

“实其心之所发”，心之所发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齐治平也。

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齐、治、平焉者，则是心之所发犹虚而不实也，而何以谓之诚乎？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并兼物言。

是故言“诚”可不更言“正”、“修”、“齐”、”治”、“平”，而分别若此者，则是所谓”诚”者非诚，所谓“正”者非正，所谓“修”者非修也。

而所谓”致知”、格物”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

心者身之主也。

存心公恕，夫后能知己之过，知物之情。

知己之过，故修之而无勿至；

知物之情，故齐、治、平之可以一贯也。

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后，正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鲜不殆矣。

心之不正，必且以未致为已致，未格为已格，又孰从而定之？

传不云乎：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而况能致知格物云尔乎？

呜呼！

　其亦勿思而已矣。

　　“王”亦可释“敬”，易：

“君子敬以直内”是也。

心惟敬，故致知而无不致，格物而无不格。

山阴先生曰：

“主敬之外更无穷理”，至哉师言！

程子亦曰：

“入道莫若敬”，又曰：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则固已知正心之先于格致矣。

又曰：

“致知存乎所养，养知莫善于寡欲”，非正心乎？

而大学之序如彼，而曾不疑其罔，则固井确之所能解矣。

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阳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阴先生之言“慎独”也，一也，皆圣人之道也，无勿合也，而以之说人大学，则断断不可合。

欲合之而不可合，则不得不各变其说，各变其说，而于大学之解愈不可合。

不可合于大学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于圣人之道，则诸儒之言固无有勿合也，而有勿合者，徒以大学之故而已矣。

孟子曰：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

象山曰：

“千百世之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张考夫曰：

“惟理不可损也，不可益也”，今独格致之说，言人人殊，虽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补传之不能无异同于程子已如此矣，况后儒乎？

山阴先生称：

“前后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说非不备也，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圣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见。

”何则？

唯大学之诬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

是故以诸儒之言合之圣人之道则无不合，合之大学之说，则必无合；

岂惟诸儒之必无合，将历千秋万世之久而终莫之合也。

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犹之合儒于佛于老，而曰三教无不合也。

夫合则无不合矣，而诬已甚矣。

盖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

虽曰“亲民”，曰“齐”、“治”、“平”，若且内外交修者，并是装排不根之言。

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

书有之“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大学之意若曰：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

玩“知止”四节文气，不其然乎？

圣学之不明，必由于此。

故大学废则圣道自明，大学行则圣道不明。

关系儒教甚巨，不敢不争，非好辨也。

　　至复说“物格”一节，词益支蔓。

蒋书升云：

“使我学子作时文若此，犹恶其芜而削之矣，曾圣经而然乎？

”予甚韪其语。

其“本乱”一节文势亦同，此并是后儒靡靡之习，圣言无是也。

知圣经之非圣，则贤传之非贤，不待言矣。

子之辨诚快矣，虽然，亦有本乎？

曰：

程子之圣是书也，亦有本乎？

抑余则有本矣。

大学两引夫子之言，则自“于止、听讼”两节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

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

由是观之，虽作大学者绝未有一言窃附孔曾。

而自汉有戴记，至于宋千有余年间，亦绝未有一人焉谓是孔曾之书焉者。

谓是千有余年中无一学人焉，吾不信也。

而自程朱二子表章大学以来，至于今五百余年中，又绝未有一人谓非孔曾之书焉者。

谓是五百余年无一非学人焉，吾益不信也。

嗟手！

学者之信耳而不信心，已见于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据乎？

故君子之听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

使其言是，虽愚夫之言其能不聪？

使其言非，虽贤者之言其能不疑？

向使确幸得亲承孔曾之教，而于心有未安，犹当辨而正之；

况如大学之说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确终信而不疑，则确无人心者而后可，而确则安敢以自昧也？

故阳明先生之言“致良知”也，山阴先生之言“慎独”也，以疏“格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学之所得而救大学之敝焉云耳；

而救之而无可救，弗如黜之而已矣。

学者言道不苟为异，亦不苟为同，而惟中焉之从。

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济也。

尧用四凶，舜皆诛之，不为叛尧。

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为畔孔子。

程朱表章大学，后人驳之，岂为叛程朱哉？

使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予咈也已。

吾信诸心而已；

亦勿取信诸心，信诸理而已。

虽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说为必无疑于天下后世哉？

其敬以俟之知道者，而确之罪巳莫逭矣，予惧以没世已矣。

书大学辨后　　家有老亲，未遑远驾。

将事之暇，偶及遗编。

不意褊心，渐成臆见。

窃欲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学人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

庶无忝所生，差有辞于后死云耳。

答格致诚正问　　客曰：

“大学先诚于正，子欲先正于诚；

大学先格，子欲先正，正心下已悖乎？

“吾之先正于诚也，盖欲合意于心，而统诚于身焉耳。

分意于心，则支甚矣；

先诚于正，则舛甚矣，此大学之蔽也。

夫诚是到头学问，而正为先端趋向，先后之执，相去远甚，何待辨乎？

若乃正心之于格致，则正心为指南之针，格致乃辨方之盘，针摇不定，虽盘星灿然，度分刻画又安所取正乎？

故学莫先定志，志为圣贤，而后有圣贤之学问，何言格物致知？

犹言乎学问云耳。

‘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移之；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移之。

’故志于富贵，则所格所致，皆富贵边事矣；

志于功名，则所格所致，皆道德边事矣。

此非格致之异，而吾心之异焉也。

故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于圣人之学也。

此学莫先正心之一大公案也。

　　至夫格致工夫，直与学相终始，幼不可不格致也，壮不可不格致也，老不可不格致也，奈何提作一截工夫，而谓是大学之始事乎？

舜之好问，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未之有改；

武公之好学，耄期不倦，曰：

‘无舍我古人之事’，格致如此其无穷也。

而一旦截为始事，执不得不姑置躬修而争求彻悟，虽欲不禅，不可得矣。

至朱子之所谓：

‘一旦豁然’，去禅弥近。

夫朱子岂以曾子唯一贯之呼，实有类于此，而云然乎？

不知曾子之唯一贯在正心修身之后，而非在格物致知之后者也；

使仅在格物致知之后，则犹是浮情浮识，而圣贤之一呼一唯，皆为虚设矣。

若乃既唯之后，正须格致，道虽一贯，而理有万殊，教学相长，未有穷尽，学者用功，知行并进，故知无穷，行亦无穷，行无穷，知愈无穷，先后之间，如环无端，故足贵也。

如朱子之说，则夫子一呼之后，无可复救，而曾子一唯之后，无可复学矣，岂理也哉？

　　夫以子之天纵加以好学之勤，格致之功，宜不越数年可了，诚正之效，旦夕即见。

然犹三十而始立耳，未免于惑也；

四十而不惑，未可谓知也；

五十而知天命，知矣、未可谓知之至也；

至六十而后心与理相化，不烦思索矣，耳顺矣，知之至矣；

至七十而后欲与理相化，不烦克治矣，从心所欲不逾矩矣，诚之至矣。

夫恶知不思之思，有深于思者矣；

不治之治，有深于治者矣。

故忘食忘忧，不知老之怀，则终其身如一日焉耳矣。

谁谓不逾之后，而遂可忘学乎哉？

今由夫子之言观之，正先诚乎？

诚先正乎？

正心之先格致乎？

格致之先正心乎？

孰为知止之年，孰为定静之候乎？

谓不惑、知命为知止乎？

否乎？

谓立为定静安乎？

朱子注谓：

‘定为心有所定向’，则定乃是志学之日乎？

则知止又当在志学之前，格致又当在志学知止之前，而如程子谓：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少须得十数年工夫，则格致之功，竟当在婴抱时，岂得为大人之学？

而所谓知命、不惑者，又有在格致之外者耶？

与大毕之序，直无一语不悖矣。

　　夫以子之自叙，宜若可信矣。

其为学先后之次，宜不诬矣。

顾曾一不足凭，而独取无名氏之书而表章之，以为得为学之序，而升诸四书之首，则大学之衅圣离经，固作者之戾，抑亦述者之闇矣？

”答唯问　　或问：

“曾子之唯，虽在正修之后，然向未解一贯之道，今忽解得，亦是一旦豁然之境矣。

朱子之言何病？

而谓其去禅弥近乎？

”　　曰：

“子既知唯在正修之后，则朱子之言，固有病矣。

且子以曾子之唯，为一旦豁然，则必以颜子之喟，为一旦茫然矣，而可乎？

子曰：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曰于吾言无所不悦，曰语之而不惰；

则颜子于夫子之言，夫固无时而不唯也。

所谓豁然贯通者，岂直一旦而已哉！

而终之以喟然之叹！

夫后知向之所灼然见为是道者，固犹有未尽也。

道体本无穷尽，故顼臾不可忘戒惧；

须臾不可忘戒惧，即是圣学。

孔门惟颜子之学能及此，故称三月不违。

尧、舜之犹病，文王之望道未见，皆是为前圣传神语，曾子末后，已见得到此，故曰：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盖谓战兢之无时可已，惟死而后免耳。

非谓能免于过咎也。

故道无尽，知亦无尽，今曰：

　‘于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是何等语，非禅门之所谓‘了悟’，郎中庸之所谓‘予知’耳。

病孰甚焉？

或者朱子之学，又远出尧、舜、文王之上，则吾有所不敢知。

若犹未也，将终其身望弥高弥坚，欲从未由之境界，尚未可得，而况犹病未见之圣而易及者乎？

而顾可少之乎？

”辨迹补　　确与友人书，辨大学尝有迹、理之说，谓以迹、则显然非圣经也，以理、则纯乎背圣经也，顾理细难明，迹粗易见。

确辨理之言，已溢简牍，同学尙未深晓，其辨迹则惟曰：

“大学两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则自‘于止’‘听讼’二段文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

自‘十目’一节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

”又曰：

“自汉有戴记至于宋，千五百余年间，真儒辈出，绝未有以大学为圣经者。

韩子原道引其文，亦止称传；

惟伊川独臆为孔氏遗书，而未敢质言孔子。

朱子亦云：

‘无他左验’，意其或出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以自释，“盖”字之义，则大学之非确然圣经可知矣。

“盖”字宋仁宗特简中庸、大学篇赐两新第。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学者辄相增加附会，致美其称，非有实也。

　　确既深忧其说之近禅，乖违正学，又显据其迹非圣无疑，故每不自量度，哓哓致词。

而友人之深爱不肖者，动色相戒，或拟之介甫之废春秋，意者非称情之论乎？

春秋正王事之书，大义凛然，岂大学之肤缪可比？

商诗偃礼，并擅能家，至于春秋笔削之间，游、夏莫赞，故夫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故曰：

“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斯其志良苦矣　故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

”孔、孟之言春秋，不一而足，而未尝一及所谓大学也。

非惟春秋为然也，即其所尝删定易、诗、书、礼、乐，于二十篇之中，皆三致意焉，　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曰：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学诗乎？

学礼乎？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曰：

“假我数年，五十学易”，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而绝不及大学，何也？

即中庸一书，世儒皆言是子思所作，吾亦未知其真伪何如？

然中庸二字，夫子亦每言之，而独不及大学，何也？

岂孔、孟诸弟之贤，皆未足以语此乎？

抑诸贤已皆默喻而无俟提撕者耶？

如樊迟之徒于仁智之说，似皆可晓然笃信而力行之者，犹再三疑问不已；

而于格致之说，则独有冥契者耶？

　　大学字最不经，子曰：

“下学而上达”，又曰：

“蒙以养正，圣功也”，恶小大之可分？

传称：

“十五入大学”，盖例夫子十五志学之言而云，亦谓：

“弟子所隶之学，非学问之学也，当读泰”，后儒罔识，附会成书，固已悖矣。

宋儒又补小学，即同汉儒之作大学，而大学文绝浮诞，更下中庸数等，古人置其篇于深衣、投壶之后，当有见。

大学来历，昭然甚明，而吾友至比之春秋，过矣。

家语、孝经，朱子犹疑其伪，学者不敢以朱子之说篇非，况大学之显然非圣经者哉？

且驳归戴记，犹是以大学还大学，未失六经之一也；

而遽例以废经，尤失情实。

　　故曰大学辨为明理之书，则吾犹惭惧不敢自居；

若以迹则固有可言者，吾亦未敢遽自诬服。

谓当与废春秋之介甫同罪，而共诛之也，某则以朱子之进伪经与介甫之废真经，正同一律，而反以加信古之确，何耶？

　　昔阳明子尊信古本大学，谓失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其言甚直，确于今日亦云然。

吾又以阳明之信古本，去程、朱所见，仅一间耳！

盖以为戴记之杂文，则信古本可也；

虽分章而补博，亦无不可也。

以为是孔、曾之书，则分章而补传，固不可也。

信古本愈不可也。

故不争之于其本，而争之于其末，其争殆未可息矣！

翠薄山房帖　　仆近作大学辨，同志皆切隐忧，故书此解之。

君子之于天下，有一毛不拔之操，亦有摩顶放踵亦为之之勇，顾于义何如耳？

而杨、墨偏之，且皆失之有意，故孟手以为异端。

刘山阴先生又以一语勘破，谓皆起于自私自利，旨哉是言。

学者读西铭，以为吾儒之量，尽于“民胞、物与”一言，不知以有意为之，即与自私自利同归；

若一本于公明正大之心，则岂直如此而已。

虽自千载而上，千载而下，又孰非吾之胞与者。

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辨杨、墨，阳明之争格致，并孳孳汲汲，不顾世之非议；

彼何所为而然哉？

乌乎！

有以也。

　　格致功夫、自与学相终始，必不可截为学之始事；

截为始事，执不得不尽弃躬修，争求了悟。

如朱子‘一旦豁然贯通”之说，是诱天下而禅也，亦不仁之甚者矣。

况大学之意，只归重知止，必为异学无疑。

阳明不直攻大学，而但与朱子争格致之解，虽谆谆言“知行合一”，“知行无先后”，说非不甚正；

而大学故在也。

大学纷纷言先、言后，有目共见，朱子反得凭大学之执，而终以说胜阳明子，故其辨至今末息。

鸣呼！

此亦阳明之过也。

　　圣人之道，若大路然，未尝不明；

所恨学者用其私智，将圣学重重遮盖着不得出头。

有作大学者，又有表章大卑者，俾后学之心，颠倒回惑，垂五百年，靡有夷届。

予闵此，不翅如痌瘭之在身；

此而漠然置之，真是无痛痒人，莫可疗治矣。

诸子不此之忧，而忧大学辨，胡其惑也！

既忧之，则胡不各以吾身吾心，体察大学之说，而精求其是非。

使吾言果误耶？

相驳正之；

有疑耶？

相辨晰之；

无疑与误耶？

相扶明之。

庶几夙夜，以无负上天生我之意，不亦卓然大丈夫之事与？

而徒为是遑遑无益之忧，此吾所以不尤甸华之驳之误；

而忧诸子之悠悠岁月，无所短长者之为戾，更深且大也。

　　士君子处世、当磊磊落落，使此心皎然，如青天白日，可以上质之前知，下昭之无穷；

不宜有所掩覆游移，以自同小人之态。

夫道者，千圣百王所共之道，天下万世之所共由、共知；

而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

信则言之，疑则阙之，是则承之，非则违之，何嫌何忌，而当自生阻畏乎？

盖程、朱之心，圣贤之心也；

程、朱之行事，圣贤之事也：

使程、朱而在，吾富拜而事之，其言大学则敬进其辨，不用则随之以痛哭，如子事父之礼焉，必也。

吾不幸，不生程、朱之世，而既失所以事程、朱之道矣，又敢重负程、朱于五百年之后，而不敬进其辨乎？

　　人非尧、舜，安能无过，过非君子所讳。

程、朱偶为大学所误，因自误误人；

而吾党皆熟视而莫敢一匡救，则非程、朱之过，而吾党之过也。

吾愿诸子为程、朱之功臣。

毋为程、朱之罪人；

亟易其所以忧我者，进而自忧，以忧天下后世，幸甚！

答查石丈书　　嗟我石丈，惠寄长笺，何爱我之厚，而用心之苦，至于如此也？

然由仆观之，亦正见石丈子优游无所用心，而待我薄、而勿思、而已矣。

甸华之书不可不答，而不必急答，故答书将遣，而复停之。

盖不答则将长躁竞之风，终不答则似乎外甸华而鄙夷之；

若将曰此何必答，又大非我党以忠敬待朋友之义矣。

甸华必来索复书，终当报之，不敢以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