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下滑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矛盾的关系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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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框架下，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KαLβ

　　其中，Y代表总产出：

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

L代表劳动力要素投入：

A代表一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以外的部分，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经济结构转型等，通常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

α代表资本产出弹性，B代表劳动产出弹性，且α+β=1。

　　将上述生产函数取对数并求导，可得对一国经济增长进行结构分解的结果：

　　上式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一国经济增长水平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

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

二是资本积累的增长水平；

三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水平。

　　该求导公式还告诉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资本要素投入与劳动力要素投入需要保证合理的配比，否则二者的边际产出效率都会降低，无法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基于此，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概念，以衡量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效率。

　　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主要源于资本的稀缺与劳动力供给丰富，但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能力正在发生转变，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逐渐趋弱，我国最优资本一劳动比率正逐渐发生着变化。

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经济学界开始更加关注劳动力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投资效率

　　以近期公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终值，199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初值，笔者剔除季节因素获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提取趋势因素获得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明显地看到，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呈现明显下滑趋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向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回归，上次出现这种情况则要追溯到2009年第一季度。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投资总量发生了明显下降。

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投资总量并未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之比为44．32%，而剔除季节因素影响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之比达到61．97%（见图2）。

　　与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较大规模相比，资本形成总额对GDP拉动作用却明显减弱，2012年一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累计同比的拉动只有2．7%．对GDP贡献率只有33．3%①。

这表明在投资规模并未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投资效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即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资本—劳动比率已经发生了变化。

　　笔者再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②指标，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工业化程度以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横向对比2010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目前扩大投资规模对经济的影响仅强于发达国家，而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些数据分析表明，我国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从生产函数关系看，资本一劳动比率可能出现了失衡的情况，或者说劳动力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也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人口红利”消失以及我国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相呼应。

那么，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究竟处于怎样的运行状态？

　　三、劳动力要素供给状况分析

（一）“十二五”期间仍面临就业压力

　　我国2011—2030年的总人口数量预测结果显示，到2015年末，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3．74亿人；

2020年末将突破14亿，达到14．07亿人；

2030年末将达到14．54亿人。

　　在现有年龄结构基础上分别估算2015年、2020年、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

就现有水平而言，截至2010年初，我国总人口中未成年人口和退休人口各占24．04%和14．49%，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61．46%。

在总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2010年初的适龄劳动人口为8．20亿人。

根据推算，到2015年，适龄劳动人口将达到8．25亿人，此后将减少。

到2020年，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到8．13亿人：

而到2030年，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到7．19亿人。

这意味着虽然我国就业人口在长期看来逐渐减少，但“十二五”期间至少需要新创造500万就业岗位，才能满足在2015年适龄劳动人口达到高峰时的新增就业人口数量。

　　再考虑城镇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按照“十二五”规划，201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1．5%，以本文预测的2015年总人口计算，2015年时城镇人口将达到70761万人，即在“十二五”期间，城镇需要新增非农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为3783万个。

　　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至少需要创造430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才可以实现适龄就业人口的充分就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几年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任务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考虑我国城镇化速度超出预期的因素，这一规模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二）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

　　来自《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

从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这一指标来看，我国每十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从1964年的416人增加到2009年的8930人，增长了20倍。

根据教育部数据，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从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3283．2万人，增长了279倍；

中等教育学生数从1949年的127．1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0114．2万人，增长了78．6倍。

中职教育毕业生人数从1997年的115．71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509．67万人，增长了340%。

由此可见，就业人口学历得到普遍提高。

　　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就业人口的职业培训。

《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末全国共有就业训练中心3192所，民办培训机构2万所。

全年共组织开展各类职业培训1820万人次。

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的快速增加，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人口整体技能和素质的不断提高。

　　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之一，且就上述分析来看，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要素并非供给不足，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要素或许存在结构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劳动力要素的释放，也降低了投资的边际产出。

　　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很大部分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但这部分劳动力供给在行业地域选择上存在更大的波动性。

从其供给决策角度考虑，他们会衡量劳动力价格与自身所需承担成本，从而决定是否选择某份工作。

从成本的角度看，由于是远赴外地获取工作，其中包含着相当的交通成本和当地生活成本，如果这些隐性或者显性的成本在收入中占比过高，则会对其供给决策产生影响。

　　从收入的角度看，劳动者倾向于选择收入较高、有增长潜力的行业。

因此当行业的收入增速出现相对变化时，也会对其供给决策产生影响。

　　表2显示了2004—2010年我国国民收入与各行业收入增速变化。

从表2可见，从2006年开始，农林牧渔行业的平均收入增速开始快于住宿和餐饮业；

而从2007年开始，农林牧渔行业的平均收入增速开始快于建筑业、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而建筑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恰好都是农村适龄就业人口向城镇转移时的首选就业岗位。

虽然其原有基数较高，但当这些行业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农林牧渔行业时，劳动者也会对收入增长较快的行业予以更多的关注，并重新审视其供给决策。

（二）低附加值行业吸纳大量劳动力

　　截至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占当年GDP比重为46．75%，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4．00%；

第三产业占当年GDP比重为43．14%，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3．00%。

这就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产业，在吸纳就业人口方面并没有发挥出与其促进GDP增长相匹配的作用。

　　即使在第三产业当中，专业技能要求并不高的简单服务业吸纳了更多劳动力。

如果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看作是技术和智力附加值要求不高的简单服务业，那么这些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全部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27．50%。

而具有更大创造力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口只占全部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15．65%。

　　另外，老龄化以及城镇化所需要的卫生、医疗和福利等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服务行业，吸纳就业人数较少。

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所吸纳就业人口在第三产业当中的占比为13．22%。

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比仅为3．17%。

事实上，城镇化的速度以及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情况。

　　（三）劳动力报酬偏低影响劳动供给

　　首先，从2003年开始，我国GDP增速基本快于平均工资增速。

虽然2009年GDP增速一度低于平均工资增速，但之后便快速回升，并重新超过平均工资增速。

此外，从平均工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这一指标来看，也呈不断下降之势。

1978—2010年的平均值为1．12，2010年该比值为0．91，处于较低水平。

　　其次，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

一般而言，某一行业的工资水平如果长期低于平均工资水平，将影响该行业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

在适龄劳动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当前我国某些地区或企业却出现“招工难”现象，与这些地区或企业的工资水平低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不无关系。

如2004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是制造业的1．71倍：

而2010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是制造业的228倍，但制造业需要吸纳的劳动人口数量远多于金融行业。

笔者采用行业吸纳就业人数与该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指标，考察吸纳就业人口数量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均衡情况，如表3所示，制造业偏离情况较为突出。

　　五、基于改善劳动力投入要素角度挖掘投资效率

　　结合前文分析可知，随着我国相继出台优农惠农政策、城镇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低层次劳动力供给趋于紧缩，劳动力议价能力上升，劳动力投入的效率也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配合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基于改善劳动力投入要素角度挖掘投资效率。

　　按资金投向的领域进行分类，投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通过能形成私人产品的生产能力并实施生产，追求立竿见影的利润回报。

这类投资的诱因来自于市场，投资主体多为独立的法人或自然人，如企业、个人以及其他营利组织。

对这些投资而言，理应进一步贯彻市场化理念，运用市场手段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二是通过投资具有一定公共品特征、但又能切实创造利润的领域，如基础设施投资等。

这类投资具有一定超前性，多为政府主导的大型制造业项目以及产业振兴项目，主要投向公路、铁路、航空、港口、能源以及城市建设等领域。

由于这类投资会产生长期稳定的利润回报，所以当政府投资发挥吸引私人部门投资的作用之后，政府会逐渐退出这些领域。

　　三是能够产生更为长期且更为显著的外部性回报的投资，这类投资往往不能明确界定受益者。

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研究以及医疗卫生等。

一般而言，政府投资主要应当进入这些领域。

　　基于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从提高劳动力投入要素的角度挖掘投资效率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方面，对私人部门投资行为，应秉承市场化理念由投资者进行决策。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逐步取消产业门槛，凡政府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产业，都可以吸引私人部门投资。

这种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本要素的方式，有助于劳动力要素供求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资本—劳动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应增加公益性质领域投资，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研究以及医疗卫生体系。

这样既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人数，缩短适龄劳动人口寻找合适就业岗位的时间，提升社会整体运行的稳定程度，又可以在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乃至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总之，我们不必对由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引起的投资效率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过于担忧，特别是在劳动力依然存在巨大的总量供给前提下，单纯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发展”。

在我们依然掌握主动权、且已经观察到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以提升投资效率为目标的宏观政策预调微调，无疑将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打好基础。

　　注释：

　　①尽管这一数据令人非常惊讶，但至少与本文研究的逻辑并不矛盾。

　　②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

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含义是，当年固定资本形成对当年国内经济增量的贡献程度。

数值较大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需要投入更多固定资本，新形成的固定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减少。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7

　　[2]蔡昉．人口红利衰减，改革红利跟上．中国改革论坛网，2012-1-9

　　[3]罗伯特·

巴罗，夏威尔·

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上海：

格致出版社，2010

　　[4]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我国投资的效率评价及未来优化路径选择．http：

／／www．nafmii．org．cn／Info／695447

　　[5]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充分就业与人口红利：

兼论我国人口红利的变化．http：

／／wwwnafmii．org．cn／Info／712287

　　作者简介：

丁加华，经济学博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匡桦，经济学博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