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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我想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世纪《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曾经指出的“五个无的增长”，即“有增长无人的发展”的五种情况。
第一是“无工作的增长”。
虽然经济增长，但是人们没有得到有效的工作，失业问题比较严重。
第二是“无声的增长”。
虽然经济增长，但是老百姓的表达权得不到满足，人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或言论受到压制。
第三是“无情的增长”。
虽然经济增长，但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
没有情义、没有感情和没有人情。
第四是“无根的增长”。
虽然经济增长，但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破坏，民族也好，国家也好，人也好，失去了根基。
第五是“无未来的增长”。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大量耗费，环境迅速破坏，人们看不到未来。
虽然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情况有些差异，但上述这“五个无”，即“有增长而无人的发展”的情况，在中国还是严重存在的，这是“物本主义”惯性运作的结果。
（二）“人本工具论”鱼目混珠，“人本实质论”弱化
“人本工具论”和“人本实质论”是我在《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一书提出的范畴。
从实践看，2003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之后，到今天已经将近7年了。
应该说，社会上讲“以人为本”的人多起来了，但是讲的和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本思想？
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本观。
一种是“人本工具论”思想；
一种是“人本实质论”思想。
我和奚广庆先生、巫文强先生和孙明泉先生等曾经多次交流这个问题。
我认为，虽然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但到底是“人本工具论”，还是“人本体制论”，这必须分清楚。
在中国，“人本工具论”的思想根深蒂固。
最早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概念的是两千多年前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他在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时，率先提出“以人为本”，并一再强调“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他讲得很深刻，以至韩非子称赞他“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
③但是，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在我看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说：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④意思是说，公要称霸必须以人为本，要对老百姓好一点。
由此看来，他的“以人为本”之“始”（出发点）是为了称霸。
这种观点似不可取，但它现在依然是根深蒂固，有些地方也讲要对老百姓好，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
这是“人本工具论”。
马克思不这么认为，他讲要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而且要落实到“每一个人”。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人本”。
今天，我们构造人的发展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以人为本”？
这一点一定要辩论清楚。
我主张用“人本实质论”，就是人本问题的实质是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人本工具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本观”。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我感觉有一种以“人本工具论”鱼目混珠的现象，拿这个来混同“人本实质论”。
（三）“低端人本”存历史局限，“高端人本论”弱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鉴于现阶段一些基础性的人本权利尚未完全到位，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基础性人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我们现在在人的发展方面，正是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
比如，现在采取的促进“就业”、“减贫”、“社保”和“消费”等措施，应该说还是属于基础的层面。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制度的变迁，我觉得，我们面临着由“低端人本”向“高端人本”的转变或者是提升的问题。
刚才，胡钧教授在发言中讲到了富士康事件，其实不仅是富士康，还有本田公司工人罢工等事件。
201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发生这么多让人关注的事件，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这与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需求有关，不仅仅是生存的需求，而且还有发展的需求，如精神上的需求、生命和安全的需求、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求。
农民工的“农二代”在发展上的需求，比他们的上一代要强烈得多。
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敲打这个社会。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
在人的价值实现问题上，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
要重视基础性人本，但不能只限于基础性人本；
要看到“低端人本”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不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还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
随着社会的进步，呼唤我们研究如何由“低端人本”向“高端人本”渐进式提升，包括怎么样实现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求。
一定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四个方面的成果：
物质成果、文化成果、社会成果和政治成果，尽最大努力满足老百姓的物质、精神及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求。
当然，操作上要循序渐进。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价值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理念到底是什么？
与我们今天讨论“人的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怎样找准“人”的位置。
我昨天晚上看了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孙明泉先生带来的一个即将出刊的光明日报整版的大样。
这个题目起得好，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人的位置在哪里？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制定“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这个国家发展规划，我估计将会“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主线或主调”，以这个为主线来推进未来几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中，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这既是一个颇有哲理性的命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在今后若干年，我们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时候，应强调以人的发展作为导向，否则，到头来很可能是惯性运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很可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为什么我强调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一）从理论角度来说，“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共同文明
这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讲是有根基的。
这里有一个东西需要说明，就是追求人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精神价值的核心，而且还是人类发展的共同文明。
我最近（2010年5月31日—6月6日）在塔什干参加了亚洲转型国家会议，东亚、东南亚、中亚以及亚洲以外的欧洲国家的有关专家也参加了会议，我在讲到人的问题上，我说：
“我在寻找一个人类文明应该如何融合的聚集点。
”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各国都是在抓经济，促进增长，主张增长问题优先；
到了60年代，社会矛盾突出，大家开始增加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70年代和80年代环境问题出现，大家开始增加对环境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的关注；
90年代和21世纪初，人的自身问题突出，大家开始增加对人应该怎么发展的关注。
总之，增长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追求人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用人的发展作为尺度来衡量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这是人类的共同文明。
（二）从中国现实来说，“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的现实选择
刚才，胡钧教授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一段话，我觉得用得很妥贴。
恩格斯认为，研究一切社会的变迁和政治的变革，有“三个不应当，一个应当”：
一是不应当从头脑中去寻找，二是不应当从所谓“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三是不应当到有关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来找答案，即从现存的世界来找答案。
我觉得恩格斯这句话讲得很深刻。
这就告诉我们：
研究社会的变迁和政治的变革应该从哪里出发。
是从头脑出发？
还是从实践出发？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思想路线。
而“现实”是什么？
在人的发展方面，现实是，虽然中共中央在1995年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现在已经15年了，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惯性运作很厉害。
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1981年，中国的经济学界曾反思过我们国家过去这几十年的教训。
有4个数据使我终身难忘：
1980年比1952年，在这28年里，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1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26倍，但是，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只提高了1倍。
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国家搞经济建设到底为了什么？
GDP不可谓不高，但效益不好，尤其是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老百姓付出的劳动跟他们得到的报酬相比，非常不相称。
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在不同程度存在，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GDP中心主义”。
（三）从未来的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通过研究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趋势，我发现，我们国家经济阶段在悄悄发生变化（可能是以今年或者明年为标尺）：
以满足人的生存性需求的阶段或者以生存为主要诉求的阶段大致上已经过去，新的阶段，即以满足人的自身发展为诉求的阶段，我称之为“发展型”阶段，即将到来，就是从“生存型”转为“发展型”。
这个新阶段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要求我们来研究。
在这个发展阶段，人的自身发展需要有四个方面新的特点。
1．多样性。
即人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近时期以来，不同地区企业罢工工人的集体诉求，就清晰地反映出这个特点：
人的需求不仅仅包括加薪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还包括维护自身合法、合理利益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2．升级性。
最近有着合理利益诉求的产业工人群体，并非无法解决温饱问题。
他们追求的是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和追求自身的价值实现，而这也是“农二代”与“农一代”的典型区别。
3．公平性。
在现代化的资讯传播环境下，“农二代”与“农一代”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不但可以清楚地知道与自己处于同一工作环境下的中外员工的待遇差别，而且还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全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薪酬区别，而他们的价值诉求也有着追求公平、追求正义的特点。
4．可持续性。
在以“农二代”为代表的新的产业工人群体中，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指向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自我价值的不断提升。
只有“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才能适应阶段需要。
以上是我谈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回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
三、“以人的发展为导向”，“十二五”期间着力点在哪里
既然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底应该抓几个什么东西？
着力点放在哪里？
需要作出比较深入的回答。
我这里提了在“四个结构”方面的着力点。
（一）需求结构——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
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结构是需求结构。
因为，中国过去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出口，这两个方面在未来受到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要换思路，摆脱这种“投资驱动型”模式和“出口导向型”模式。
摆脱这两个模式以后往哪里转？
往内需转。
内需往哪里聚？
往消费聚。
因为，消费是和千千万万的人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说需求结构要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这就和人的发展挂上钩了。
我在2010年4月14日上报的内部研究报告指出，人不应被视为“加工大业的工具”，而应被视为“消费大业的主体”，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
当然，还要研究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欲望，如何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供给结构）——重在提高中国的服务业水平
供给结构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提高中国的服务业水平。
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第二产业比重占到了48.6%，比重很高，而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大陆是40.1%，台湾是70%多，大陆比台湾要少近30个百分点。
因此，从人的发展方面来说，在产业结构或者供给结构方面，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尽快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广阔的服务空间。
这个问题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可以把中国人的激情、创造力释放出来（因为服务业里面有很多是创新性的活动，如设计、研发，它们都在服务业里面）。
（三）投入结构——在自主创新中抓“创新主体”的培育
15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它的着力点是强调“投入结构”，现在扩展为发展方式转变。
当时的增长方式是什么？
就是增长到底是靠资金、劳动力的投入？
还是靠技术的进步？
核心是解决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其中，最关键的是技术创新。
现在我要指出，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的问题。
这个方面重点是抓创新主体培育，促进一代新人出现和成长。
（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点抓绿色发展
“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下一步应向“天人合一”的绿色模式转型：
一是向技术创新要绿色，二是向结构调整要绿色，三是向政策设计要绿色，四是向市场机制要绿色。
这种态势需要努力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重点是抓减排和绿色发展。
四、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型的体制支撑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支撑？
下一步我们的体制改革怎么给它配套？
我这里强调四个方面的体制改革，以便切实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体制支撑。
（一）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这涉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和再分配中“居民”收入的问题。
2009年，我在中国首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上提交的《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中指出，⑤在初次分配领域里，近几年来因利润蚕食工资，出现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趋势，这里有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
因此，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要有保障人权特别是劳权的制度安排。
除了初次分配之外，还要搞好再分配，包括税收调节。
我在1996年为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写的内部研究报告曾提出应注重“财富累积效应”，就是说财富这个东西有一种功能，越有财富的越有财富；
越没有财富的，财富越少。
为什么？
这里边的奥妙在哪里？
马太效应。
比如，现在的城市里的房屋，现在人均的数据是25平方米到26平方米，城镇人口现在是6亿多，我们就按6亿来算，一共是150亿平方米的面积。
2009年1平方米的房屋价格是多少钱？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为每平方米4700元，我们把700元去掉，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计算，这等于60万亿元的城市私人房产价值。
但是，这60万亿元在哪？
它占有财富的状态不一样。
有的人在25平方米以下，有的甚至没有，还有的不是25平方米，而是250平方米。
由此可见，不同的人占有房屋的面积的差距非常大，在近几年房价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占有房子比较多的人，这些年财富积累得相当之快；
而房子占有少或没有的，相形见绌，相对贫困化。
因此，我说财富有这么一种效应，对这种效应，在再分配中必须予以调整、解决。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鸿沟。
人一出生就被天然地分割成“城里人”和“乡下人”，这是对人自身发展的阻隔。
现在，进城多年同时也有相对固定职业的农民工，迄今尚未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
户籍制度的障碍，特别是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影响了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
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鸿沟”早就应该填平了。
当前，可将这部分农民工群体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率先实现市民化。
在这方面，重庆提出让符合条件的农民逐步穿上市民的“五件外衣”（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和医疗“五件衣服”）和脱下农民的“三件外衣”（承包地、林地、宅基地）。
这很值得借鉴。
（三）构建环境产权制度
中国构建以低碳为特征的经济体系，不仅需要相关的政策引导和技术保障，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
欲真正缓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从深层分析，必须建立完整的“环境产权制度”。
我在《广义产权论》中重点阐述了“广义产权论”的三点要义。
⑥
第一要义，“广领域”产权：
天、地、人”的广领域格局。
一是“天”——建立“环境产权”制度；
二是“地”——建立资源产权制度；
三是“人”——建立劳动力产权、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制度。
第二要义，“多权能”产权。
当前，一是搞活垄断性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二是搞活农村的土地流转权和抵押权；
三是搞活海洋的用益物权。
三要义，“四联动”产权：
一是产权界定；
二是产权配置；
三是产权交易；
四是产权保护。
要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需要创建资源环境产权制度。
（四）“政府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我觉得，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和关键。
要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尤其是要注重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
现在我们很多事情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即凝滞的状态，走不动！
很多方略、很多思路提出来，但是又难以实施。
我觉得，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一种束缚。
因此，我们作为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的朋友们，怎么样通过研究来促使有关方面摆脱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来克服当前中国存在的权贵和民生之间的矛盾，这是研究人的深层次问题。
这是最难的，也是绕不过去的。
只有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上面几项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注释：
①《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两文被收入《30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一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6月版。
②常修泽《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③韩非子《难二》。
④管仲《管子，第九卷，二十三，霸言》。
⑤常修泽《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人本体制论”角度的思考》，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至20页，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20期第22至28页。
⑥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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