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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家和道家学说影响最深，在归隐这个问题上两家各有看法，这直接影响到归隐的动机。
孔子认为：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6]“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6]“隐居以求其志”[6]。
儒家到底是以出仕为主，不能出仕的时候便隐居起来静观时势，待到“有道”之时东山再起。
孔子还认为“人能弘道”[6]，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6]，孔子把出仕参政看作是对道的推行和弘扬，而归隐不过是根据外界形势所选择的一种立身之法，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6]的完成对道的维护和捍卫。
儒家并不赞成长沮、桀弱、荷蓧丈人这些采取避世态度的隐士，认为不出仕便不能为统治者效力，而君臣之义是万万不能够废除的。
恰恰是这类决计终生隐居不仕的人可以被看作是道家的先驱。
道家宣扬的归隐是纯粹的消极避世，他们认为人间一片污浊，世事无一可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深山里寻找精神上的自由，主张“贤者伏处大山勘岩之下”。
所以庄子面对楚王的重金邀请说：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
”道家不仅将针对世俗的隐身，更讲针对自身的隐心，他们提倡过一种“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生活。
在于强调“吾丧我”，“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这样就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了。
对作为隐士代表的陶渊明，人们常常从儒道两家思想对其影响出发考察其归隐动机。
有人认为陶渊明在思想上宗儒，这是因为在陶渊明诗中有“少年汉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遗训，与其云坠”、“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这样一些句子。
由于他生逢乱世，按照孔子“无道则隐”的教诲，陶渊明便“归去来”了。
也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宗道，“宋代朱熹《朱子语类》称：
‘靖节见趣多是老子’，‘皆出于老庄’。
”[7]原因是从他的诗中可知他是很推崇庄子：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悟性欲何求。
”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把士不遇的原因归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为了复真还淳，他选择了归隐，还是道家思想占了上风。
不可否认，陶渊明自小受到儒家传统教育，东晋时期又盛行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之风，儒家思想对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都有深刻影响。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方面都发生巨变的时代。
政治上大一统的格局已经解体，独立的，或具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起来；
经济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减弱，独立庄园经济兴起。
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罢黜百家，独醉儒术”以来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历史性的冲击。
读经——入仕——扬名这一封建文人最高的人生理想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赫赫皇权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相当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深处由对国家和皇帝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对入仕的极端光崇尚和向往转向对个人价值的注重，他们追求自我享乐、自我满足和个性自由。
这样的时代风气弥漫于知识分子阶层，再加上频繁的战乱，政治迫害的不断，主张超乎世俗又注重自然的玄学的兴盛，因而希企隐逸之风劲吹。
生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不可避免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而此时的东晋政治又极其腐败，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
就陶渊明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代晋称帝。
尤其令人心悸的是那个时代的滥杀。
晋代的文人们或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或死于战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刘琨、阮脩、殷仲文、谢琨都死于非命。
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于是为全身而隐遁便成了很现实的问题。
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向儿子说明自己的个性、志趣爱好及归田的原因，其中就说到他处在一个做人要讲究“机巧”的时代，而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
说自己不肯逢迎机巧，若继续为官，难免重蹈嵇康、陆氏兄弟等人的覆辙，因而竭力辞官归田。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陶渊明的弃官并非当初不想当官，而是因为这个官场太黑暗、太腐朽，排挤他、压抑他，他的归隐乃是对现实对官场的极度绝望，“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
既然现实抛弃我，我也就抛弃现实，所以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的陶渊明，为避祸保身，其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减。
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
在《隐士不遇赋》中，他这样写道：
“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因此“陶渊明的功业理想只能是海市蜃楼，游宦官场带给他的只能是心里上的失落和心灵上的扭曲。
”[8]他这样一个对政治痛心绝望的“善觉者”，他不愿牺牲于“不义”的官场中而最终选择了逃遁。
毅然辞官归隐，走上了躬耕陇亩的道路。
陶渊明的入仕与归隐也与其家庭背景有着直接关系。
陶渊明生于一个仕宦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渊明颇以之为荣。
“显赫的出身背景造就了陶渊明浓厚的家园一体思想。
”[9]在《命子》诗里他大加宣扬：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颇谓斯心，而近可得？
”对比自己，他感叹：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
”祖上的功业激励着他要有所作为来证明自己无愧于前辈，但初次入仕就令他失望，他只做了名江州祭酒，官职卑微且杂务繁多。
这是因为“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是两晋时代的政治格局，不仅士庶之间界限及其森严，就是普通士族也休想染指权位要津。
陶氏虽因陶侃战功显赫而跻身士族之列，但因为缺乏根基，与王、谢、桓等门阀世家地位高低自见。
而且陶渊明祖父并非承袭长沙公爵位的嫡系，父亲亦多少有些隐逸思想，不以出处为意，处于家道衰落期的陶渊明的境遇可想而知。
这也是他直到二十九岁才有机会入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陶侃后裔，陶渊明内心总是怀着很强的优越感，而一旦入仕，现实中的自己与理想中的自己由于相距遥远，优越感与卑微的官职形成了强大的反差，何况他的上司王凝之又是以平庸之人，让“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听命于他的摆布，在那个是个体气度风神为至高无上，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魏晋时代，无疑是对陶渊明尊严的极大侮辱。
近代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于清谈之关系》亦称：
“陶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创改其新自然说。
”复云：
“新自然说……为求融合精神与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10]陶渊明因此而辞官就不足为怪了。
再加上陶氏在当时就被世人蔑称为“小人”。
面对王朝的更替，陶氏不像王、谢门阀世家在易代之后仍有资本可言。
爱体面的陶渊明选择归隐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二）自身的决定
他自幼“游好在六经”服膺儒学，履践儒道，对国家与社会抱有极大的热忱和强烈有参与意识。
他真诚自然的性格，理想化的气质，成就了他卓著的诗名，也注定了他仕途失意的悲剧结局。
1、田园
29岁入仕之前，是陶渊明的居田期。
“世有贵仕，而潜少怀高尚，颖脱不羁，任真自得。
”[11]在这个时期里，他读书居田、养志待时：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饮酒二十首》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十二首》
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
——《感士不遇赋》
年轻的陶渊明，既有“佐君立业”。
治国安邦的雄心壮志，立善遗爱、大济苍生的人生追求，又有击壤自欢的高士情环，闲居自适的淡泊胸襟。
他长期在家居田，经营垄亩，与山林和田园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归园田居五首》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五柳先生传》
作品明确表明：
陶渊明自少就没有投合虚伪庸俗世风的气质性情，他超然物外，安贫守贱，宁静淡泊，忘怀得失；
原本就有爱好山林与田园的禀性，早已习惯于山林的宁谧与田园的幽静。
正因为日日陶情于其中，就以“五柳”为号，形成“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高尚操守。
然而，爱丘山与田园的禀性，并非是天赋，多是在后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少年的陶渊明，因“幼而无父”而“孤”，因“亲老家贫”而备受生活的煎熬与磨练。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綌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
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
——《自祭文》
他常到山谷中汲水，在树林中采薪，在田里锄草育苗，积极为家中的衣食张罗与奔波。
渊明认真务农，“含欢谷汲，行歌负薪”，以田自娱，既缓解家庭的生计的困顿，又获得身心愉悦。
因而，自然的山水与农村的田园也就成他的生活环境与生命根基。
它们作为物质生活基础和心理精神的要素，渗透到陶渊明的生命组成和精神的结构当中，养成了陶渊明自由自不受拘束的田园性格和山水情趣。
在居田时期，陶渊明涉世未深，还没多少“人生感叹和政治忧伤”，也没有归田期的“以田园为自足、安定、欢乐的世界”。
陶渊明面对的是家境中落，生活贫苦；
战乱频繁，纲纪不振；
政局变幻，社会动荡。
但种种压力，并没有直接影响他的心绪。
他与田园和山林的关系应是较为和谐的，心境也一直是宁静的，即使“无乐”，他的情绪也始终是“欣豫”的：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始作镇参军经曲阿》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
——《止酒》
陶渊明能做到“无乐自欣豫”，是由于他善于排除人事的纷扰，寄心于世俗之外。
他常以弹琴和读书来“委怀”寄意，怡情悦性；
以田园种植的葵菜为最好的美味，将和幼子在一起生活视作最大的欢乐。
作者将田园生活与天伦之乐相提并论，足见其对田园的挚爱。
在青少年时，“有务中园，载耕载耔，乃育乃繁”的生活，使陶渊明自少培养了崇尚自然、爱好田园的性格。
“他的深层心理机制中本来就蓄有喜爱自然的成份，他同自然合二为一的潜在意识必然使他不愿离开自然。
”[12]
但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接受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获取其自身价值的正统途径，只能是踏上仕途，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
陶渊明作于19岁的——《乞食》
诗中作者引韩信的典故，梦想自己能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含蓄地表达了渴望举荐的从政思想。
从历史背景看，陶渊明十九岁那年，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
战争给东晋王朝带来了希望，更激发了陶渊明“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情。
2、归隐
29岁到彭泽归隐是陶渊明的出仕时期。
廖群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也认为“年轻时代毕竟是充满幻想的时代，也是跃跃欲试的时代，所以在各种人生设计中，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出仕。
虽然他的好友颜延之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养家糊口，但恐怕不是主要原因。
价值的多元化，在诗人走上仕途后，便因残酷的社会因素的作用，转化成‘一心两端’的激烈的精神交战。
”[13]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年近而立之年的陶渊明走出了宁静的书斋，“正是在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思想支配下，再加上生活上的困难，陶渊明便出仕了。
”[14]被征为江州祭酒。
开始了陶渊明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江州祭酒是一个较为高级的职位，但事务十分繁杂，陶渊明“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宋书·
隐逸传》）。
关于此次陶之为仕，后世学者认为是为贫所驱，《宋书·
隐逸传》曰：
“（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洒”；
陶渊明《饮洒》之十九也说：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
当时陶家虽然衰败。
但家境还没有贫穷到要靠管饷来维持的地步，陶渊明的生活至少还保持着“筋弦肆朝日，搏中酒不燥”的水平。
“陶渊明出仕，一方面因其家贫；
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其济世之‘猛志’。
”而陶渊明之辞官，一方面是“不堪吏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总发抱孤介”的耿直性情和“素襟不可易”的高洁之心难与官场苟合，“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饮酒》之十九），在苦恼和失意中，陶渊明初涉仕途便激流勇退了。
陶渊明首次出仕，虽感到失望，但还没有消磨掉欲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
这一时期，东晋社会动荡不安。
外有前秦南犯，内有侍臣专权，地方军阀拥兵自重，互相攻伐，争夺势力；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方兴未艾。
陶渊明生活的江州一带地处长江中游，是战略要地，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中心之一，社会动荡必然会波及至此。
陶渊明不会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局势，他渴望有机会投身乱世，一展雄才大略，早日平定动乱，建立象祖辈那样的丰功伟绩。
这时东晋王朝推出了出自元勋之门而又豪雄能文的地方军阀桓玄，使他总督荆、江等八州，挽救朝廷面临的危机。
桓玄竖起讨逆大旗，声势大振，许多士人纷纷投其幕下。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作过桓玄之父桓温的长史，在感情上，陶渊明与桓玄是有所联系的，加上他本有入世之心，加入桓玄幕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从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两首诗看，陶渊明曾身负某种使命被桓玄派往京都。
诗其二感叹：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旷，粪坎难与期，崩浪耻天响，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诅有几？
纵心复何疑。
”这是陶渊明倦宦游、叹行役的诗。
诗中抒了了山川阻险，羁旅久长，心恋亲人故乡，不愿继续奔波劳苦的情绪。
又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也述行役经历与心境：
“叩杜新秋月，临流别友生。
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
昭昭天宇阔，磊晶川上平。
怀役不追寐，中宵尚孤征。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
”这实与《诗经·
召南·
小星》：
“暳彼小星，三五在东。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15]所描述的心境相似。
行役漫长，征途孤寂，倦厌羁旅之情引出了陶渊明对田园故居闲适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朋友的思念。
陶渊明身上的豪情似已消解，倒平添出许多怨悔之情，由此第二次踏上了归隐之路。
两次出仕、两次归隐，生性恬淡、爱闲静、自谓是“羲皇上人”的陶渊明经历了四次思想情感的变化：
从悠闲的读书生活中寻找乐趣——年事稍长，萌发振兴家族势力、建功立业的壮志——不堪忍受繁杂琐细的吏职，回到不受压抑的田园生活——不甘寂寞，幻想再展才华，实现平生抱负——厌倦单调、辛劳的羁旅生活。
向往自在、闲适的田园生活。
其间贯穿着两根红线：
爱闲静、抱孤介、尚自然的本性与投身仕途，希冀建立像祖辈那样的丰功伟绩的愿望相互交织发展，构成了颇为复杂矛盾的心理。
这一心理特点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活和田园生活中反复出现，并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感情仅仅是在“性情使然”与幻想实现设定的目标之间摆动。
“隐”是表层上的“隐”，而决非“真隐”，他虽然第二次退隐了，但却是暂时的厌倦而已，随着单调的田园生活不断延续和时局不断变化，他的入世思想再次抬头。
可以说这一时期陶渊明对封建王朝依旧抱有幻想，他虽然隐居在家，但希望建功立业、振兴家族的愿望丝毫未减。
如果说陶渊明隐居，使他不能广泛接触社会现实的话，那么，两次出仕使他看到了社会现实，体察出了民生疾苦。
他写道：
“霭霭停云，蒙蒙时雨。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云》）。
仕宦的经历也洗去了陶渊明身上浓浓的书生气，使他对社会认识更进一步：
“时有语默，运用隆戒”（（命子》）；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
“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同上）。
他也懂得在乱世之中，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争斗，形成一种危险的局面，稍有不慎就遭杀身之祸。
两次出仕使陶渊明在政治上成熟了一些，但也就是因为这两次出仕搅乱了他宁静的生活，使他在日后长时间宁静的田园生活中不能宁静，注定了他的再次出仕。
陶渊明在家隐居的心情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入仕之前还“偶爱闲静”，“自谓羲皇上人”，能沉浸在幽静而闲适的生活环境中；
可这次隐居却常伴随苦闷的心境：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和郭主薄》）。
寡居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样令他厌倦。
此时国家更加动荡，各种各样的传闻纷至沓来，令他难以稳坐家中，平心静气地看书。
在陶渊明隐居后的几年里，陶渊明曾对之抱有好感和幻想的桓玄废帝，自立为皇帝，暴露出最初的野心，民心大失。
又一路强大的地方军阀刘裕乘机拥军讨伐，他以整顿朝政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颇得人心。
由于阶级的局限性，陶渊明不可能认清封建军阀的实质，在经过了一番权衡之后，他又一次将实现宏愿的希望系于刘裕身上；
不过此时陶渊明始有所悟，他想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行乞不遥，登降千里徐。
被揭欣自得，葵空常姜知。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
时来苟冥会，宛害憩通衡。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投策命表装，哲与园田疏。
真怨初在禅，谁谓形迹构。
妙妙孤舟逝，纬纬归思纤。
柳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此诗作于赴刘裕参军任上，表达了作者对出仕的态度：
如果有时机悄悄地来到，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回过身来在仕途上潇洒地走一回，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呢？
我的本性是任性、自然，不为形迹所拘，所以最终的归宿还是“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在刘裕军府中作镇军参军，职位虽不显，却能参机要，升迁的机会也较多。
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已彻底消灭了桓玄及其余党，权势日益强大。
十六年后篡晋的野心此时虽未能暴露出来，但他想在军事上扩张势力的欲望却是显而易见的。
陶渊明身为参军，在军事上不可能有什么才干和建树，受到冷遇也在情理之中，这使陶渊明再度失望。
他心怀一线希望转到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下任参军。
刘敬宣曾救过刘裕的“驾”，有恩于刘裕，但依然惧怕他，在权衡一番后，自表解职，以求苟安。
陶渊明目睹了这一权势之争，发现了“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之十七）的喟叹。
在为刘敬宣出使到京都的途中，他抒发了心中的愿望：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仕宦之役，犹如桎梏禁锢着他，但不拘形迹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
心情矛盾的陶渊明认识到，为桓玄、刘裕这样的军阀效力实在是不值得。
他最终打消了在军府中谋求功业的念头，随着刘敬宣的离去，辞去了军职，再度回到了家乡。
陶渊明在家闲居，数月之后，出为彭泽令。
关于陶渊明此次出仕，众说纷纭。
《宋书·
隐逸传》、《文选·
陶渊明传》载：
（陶渊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
谓亲朋曰：
‘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
’执事者闻之，以潍彭泽令。
”有的学者据此认潍，陶渊明复出皆因其“家贫，耕植不足以自足；
幼释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故欲以彭泽令谋求“三径之资”。
陶公果有引心，就不会发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等有气节的事了。
陶渊明的确很穷，但出为彭泽令不是因为穷的原因，而实是酒的原因。
陶公自陈：
“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归去来兮辞》）（宋书·
隐逸传》载他任彭泽令后的所为：
“公田悉令吏种秫稻。
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林，五十亩种粳《辞海》曰：
“秫，即粘高梁，多用以酿酒。
”“粳，即粳稻。
”粳稻可作主食，而秫则不然。
陶公以绝大多数公田种秫，可见用意不是为了获取“三径之资”，而是以秫酿酒，聊备饮用而已。
他不愿为“五斗米”向督邮折节，毅然辞官离去，种秫酿酒以自娱的奢望随告破灭。
在四处碰壁，心中的各种愿望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他对眼前混浊的世界彻底绝望了，怀着一颗疲惫的心，水远地隐退到他迷恋的田园生活中。
从第三次出仕到最终的隐退是陶渊明隐逸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挣扎期。
在这个时期，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筹也看惯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遂彻底熄灭了在讨伐战争中建立像祖辈那样的功勋的幻想。
他看透了封建军阀凶残、丑恶的本质，十分清楚自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赏识，也不愿委屈累己，与他们合作，“纡替诚可学，违己讵非迷（《饮酒》之九）”。
陶渊明虽然在绝望中放弃了建立军功的思想，但是并不意味着“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
他苦闷、他慨叹、他僧恶、他无奈，“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反映了他对世事是不能冷淡和忘怀的，而消极归隐也并不能真正地解决他思想中的矛盾。
陶渊明嗜酒就正是因为这个矛盾无法解决而勉强采取的一种消极逃避的手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之十四）；
于是他想到了以彭泽令之便，种秫酿酒，满足这一表面上看最容易满足的要求。
可是当连这个可怜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的时候，陶渊明打消了“仕”的念头，“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之十九），以这种方式了此一生，走完了隐逸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归去来兮》是陶渊明41岁时，对过去十多年间季度宦海沉浮所作的最后总结。
”[16]但实际上主要还是其“因不满官场的腐败和世情的虚伪，于是十一岁后毅然辞官归隐。
”[17]程氏妹猝逝武昌，心情沮丧，本来没干几天，就“眷然有归与之情”的渊明，受到这一噩耗的打击，更无意恋战官场，但如果没有督邮之事，渊明极有可能还是会等到秋收之后，服丧之际，恰又逢他所痛恨的人品卑劣的督邮驾临，县吏促其更衣束带，所以愤怒说出：
“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终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官场。
这正是他“韬此洪族，蔑彼名级”（颜延之《陶徵士诔》）个性的鲜明体现。
而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然就成了他挂冠归去的最堂皇而又最站得住脚的理由。
“东晋的伟大诗人陶渊明的思想核心就是‘返自然’，自然是指导他生活的创作的最高准则：
”[18]
归田后，陶渊明貌似十分满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自在、恬静的生活，但其内心却绝不是这样。
“外表尽管装饰的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
”[19]四言诗《荣木》序云：
“荣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迁，已复九夏。
总角闻道，白首未成”慨叹自己岁月虚度，功业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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