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课后作业 拓展阅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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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一出，话惊四座。
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
“这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
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
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
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
“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
“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
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
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
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
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
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
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
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总理和理发员
苏叔阳
北京饭店有位理发员朱殿华老师傅，他给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
周总理常常亲自来饭店理发、刮脸。
北京饭店有两个理发室，一个为贵宾和国家领导人理发，一个是普通理发室。
周总理总是到普通理发室理发。
有时候人多，他就和大家一样，坐在椅子上看报，排队等候。
朱师傅和等候理发的同志都要让他先理，他总是笑笑说：
“这不是一样嘛，大家工作都很忙。
理发也是周总理了解情况的机会，他总是和同志们亲切地攀谈。
只是他太忙的时候，才请朱师傅到他家去理发、刮脸。
每次总理总是在门口迎接朱师傅，握着他的手说：
“老朱，又麻烦你走一趟了。
有一回，朱师傅给周总理刮脸。
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口子。
朱师傅心里真难过，忙说：
“总理，真对不起你，我工作没做好……”
周总理哈哈笑起来：
“怎么能怪你呢，老朱，是我不好，咳嗽的时候，没有和你打招呼。
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要不，哈哈哈!
说得朱师傅也笑了起来。
周总理怕他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当天非留下朱师傅一起吃晚饭不可。
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住院了。
朱师傅常到医院给他理发、刮脸。
北京饭店的职工每次都托朱师傅向周总理问好。
每次周总理总是说：
“好，好，这不是很好嘛。
”他要朱师傅转告大家，不要为他担心，他很好。
可是对饭店的同志们却非常挂念，他问：
“做西餐的老陈师傅病好些了没有?
”“新来的小林情绪怎么样?
”“大家在学习什么，有什么困难?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想着一切普通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朱师傅有二十多天没有去给总理理发了。
他心里着急，急得发闷。
大家也都奇怪。
他天天等电话，睡觉的时候也梦见给总理理发。
新年到了，他实在忍不住了，给总理的秘书挂了电话：
“过年了，说什么也得给总理刮刮脸呐!
总理的秘书没有回答，老朱可更犯疑了。
一月八日，周总理突然与我们永别了!
老朱简直不敢相信，他呆住了。
接着放声大哭。
一月十日，朱师傅去给周总理遗体整容，他总觉得一进病房的门，就会听见周总理的招呼：
“老朱，又麻烦你了!
你看，我好了!
从医院大门到周总理病房，只有几百米，可是这几百米怎么今天变得这么长啊!
老朱一走进病房，就看见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子。
他扑过去，哭叫着：
“总理啊，我跟您二十七年呐，在您最后的时刻，却没有给您理理发，刮刮脸，太对不起您啦!
总理的秘书含着泪扶起他，颤着声音说：
“年前，你让我捎信给总理，我捎到了。
可是总理说：
‘老朱跟我二十多年，看我病成这样子会难过的。
就不必让他来了，谢谢他的一番好意吧!
’”
老朱师傅凝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总理的安详的遗容，一边轻轻地为他梳理头发，一边热泪横流，口里不住地叫着：
“总理，总理啊!
”好像要把亲爱的总理唤醒，把他再还给全体中国人民……
大有大无周恩来
——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梁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
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陆放翁诗：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
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
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
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
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
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
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
“江青脱掉帽子!
”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
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
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
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
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
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
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
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
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
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
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
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
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
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
“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
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
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
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
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
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
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
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
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
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
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
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缅怀一篇关于周总理的文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4年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
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
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
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
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纪念古人也有三：
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
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
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
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
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
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
他常说：
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
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
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
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
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
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
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
“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
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
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
但总理没有。
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
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
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
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
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
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
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
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
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
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
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
”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
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
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
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
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
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
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
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
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
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
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
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
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
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
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
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即挖苦此事。
你看那排场：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
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
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
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
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
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
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
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
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
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
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
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
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
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
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
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
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
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
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
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
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
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
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
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
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
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
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
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
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
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
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
“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
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
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
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
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
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
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
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
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
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
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
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
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
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
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
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
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
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
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
“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
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
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
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
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
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
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
“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
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
“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
”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
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
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
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
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
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
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
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
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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