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田荣男自传全精较文字版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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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于1962年77岁时去世了，母亲比父亲早去世二年，当时是74岁。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辞去了工作，用退职金作资本，在大森开了间杂货店。
并用他的出生地作店名，叫“播磨屋”。
开始是做杂货生意，后来就转到主要是榻榻咪和凉席的买卖了。
父亲的棋是在哪里学的我不知道。
他不喝酒，却很喜欢争胜负的活动。
他经常在家中的二楼上和朋友们下赌彩棋或是玩纸牌。
家里本来生意上的客人就不断，所以不乏玩的对手。
最使父亲得意的是他从棋正社得到的初段证书。
他把它装入漂亮的镜框挂在一楼的起居室作为装饰，这个镜框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的棋力大约能相当于现在的三段左右，虽然水平不是太高，但却热衷于下睹棋。
我有一个侄子，是哥哥繁的长子。
太平洋战争中我们在大森的家被烧毁以后，父亲就和哥哥一家住在北浦和，那时期他就教会了孙子下棋。
我的这个侄子现在大约有五、六段的水平，作为业余爱好者棋力还算可以。
在我的家族中会下棋的就这么一个侄子了。
我自己的孩子没教他们下棋，孩子们对棋也没有兴趣。
1926年我进入大森区立大森第一小学读书。
那个时代是从和服转向实行洋服的时代，不过大森地处城市的郊区，所以那里的孩子们几乎还都穿着和服。
我也是每天穿着和服，背着肩挎的布制书包去上学的。
那时常到和平岛的海里去游泳，由于耳朵进水而得了中耳炎。
现在我的右耳有些耳背，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上小学前，当时京浜公路刚刚建成。
我们不知深浅地常到公路上去玩。
有一次我被卡车撞伤，我的腿被打上石膏。
还算运气，伤很快就好了。
不过至今左腿偶尔还有痛的感觉。
就在同一条公路上我还被自行车撞过，脸被撞得很重，牙都被撞掉了。
现在我的左腿上还有一块伤疤，那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时被烫伤的。
火盆上药罐里的热水撒到了我的和服上，从膝部往下都烫伤了。
从脚指到脚背都烫起了泡，脚指之间都粘住了，实在是伤得不轻。
自然学校是不能去了，母亲用马肉、敷布等给我治伤。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又能上学了。
母亲的慈爱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从孩童时代起直到长大成人，我的内脏从没出过什么毛病，可是由事故造成的外伤却不断。
能够保住性命平安地度过少年时代真是运气。
受这些交通事故、烫伤之类的影响，我的运动神经也变得迟钝了。
我跑得很慢，由于怕做鞍马练习以至于不想去上学。
我的体力也比普通的孩子差，所以讨厌运动。
由于性格比较懦弱，不善于打架，所以常被附近淘气的孩子欺负。
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根本不管，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被父亲斥责的事情从未有过，当然挨父亲打的事情就更没有了。
父亲自身就没受过什么教育，完全以自然人的态度生活着，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
母亲对我这个最小的孩子特别疼爱，所以我就在无拘无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
和哥哥、姐姐不同，父亲发现我有棋才后真是大喜过望，对我更加宠爱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下棋的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到底是从几岁开始学下棋的现在我也记不清了。
简单地说，是父亲和客人下棋时我在旁边看，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
当然父亲并没有正经教过我。
父亲曾教过比我大八岁的哥哥，之后又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
这一来是他在没有棋友时作为一种消遣，二来是想如果哪个孩子有棋的才能就让他成为专业棋手。
可是哥哥、姐姐都很令父亲失望，二人都对棋没有兴趣。
失望之余父亲似乎又寄希望于我这个小儿子，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教我。
也许父亲在教哥哥、姐姐时我在旁边听过，不过主要还是看父亲下棋时自然学会的。
父亲培养儿子下棋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我学会了下棋令父亲十分高兴。
随着我棋力的提高，父亲开始向众人夸耀我的才能。
父亲的朋友们听了却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吹嘘自己的儿子太不谦逊了。
父亲的这种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在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尤其擅长数学。
父亲夸我的脑子好，说我有希望上大学。
二、三年级时教我的老师也爱好围棋，有时还和我讨论围棋的问题。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更换了老师，这位新来的老师对围棋完全不懂，他把我当成了劣等生。
从此我也不怎么学习了，只是专心于下棋。
为了提高棋艺，我开始到山谷站附近的棋馆去下棋。
从我家步行到棋馆也就是十分钟左右，每天放学一回家，放下书包，拿上十个或十五个大钱作入门费便直奔棋馆。
管理棋馆的老先生对我帮助很大。
他大约有五十岁左右，从小孩的眼光看他已经很老了。
平时他帮着客人安排下棋的伙伴，如果客人想同他下的话他也陪客人下上几盘。
老先生空闲下来时便教我下棋，记得他让我五、六子，这种对局令我受益不浅。
在二十年代十几个大钱作为小孩子的零用钱可不是个小数，不过父亲一心要培养我下棋，对这笔钱开支也就在所不惜了。
就在这个时候，棋正社的四段棋手井上棋游先生招生教授围棋，父亲便带我去了。
此后我就经常去井上棋游先生那里学棋。
除了上棋馆和去井上先生那里之外，父亲还带我到他的棋友那里去，让我同大人们下棋。
作为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这样沉湎于下棋，学习成绩自然同我的棋力成反比例，不断地下降。
此时我已经不喜欢学习了，所以只想早点退学，一头扎进围棋世界去。
1929年十岁那年的夏天，我进入增渊辰子先生的门下，作为弟子到她那里去学棋。
坂田近照
父亲初次带我到先生的道场时，先生让我七子下了一盘棋作为考试。
尽管我在棋馆和父亲的棋友中间磨练过，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对棋的认识很浅。
开始时我信心十足，觉得让这么多子我决不会输的。
可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和平时下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最后我被杀得惨败。
这次惨败对我的冲击很大，没想到世上还有棋艺这么高的人。
当时增渊先生门下的弟子很多，不过大多英年早逝，最后成大器的不多。
一到了星期五，先生家里大人、小孩挤得满满的，好像过节一样热闹。
先生和客人下棋，小孩和小孩对局，局后先生给我们复盘讲解，此外还给我们出死活题。
有时我们小孩也和客人对局，先生同样给复盘讲评。
我们这些孩子时常打闹，玩得很开心，先生看到了也不斥责我们。
所以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先生那里我都没有受到过强制性的管教，因此在我身上也从未养成礼仪规范之类的习惯。
我在礼仪举止方面的坏名声从那时就开始了。
在先生那里学习是家庭式的环境，所以孩子们的情绪都非常好，每周一次的研究日大家都过得很愉快。
我入段以后还是经常去道场。
晚饭先生给我们吃咖喱饭，若是一般人家，通常是吃荞麦面条之类，先生家是经商出身，所以生活习惯有些洋味道。
第一次吃咖喱饭时我还不太习惯，但很快就觉得它很好吃了。
吃咖喱饭也成了我们去先生道场的一大乐趣。
由增渊先生介绍，我进日本棋院成了院生。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利用我的棋赢钱了。
父亲经常和他的棋友们下赌棋，在大森专门有这样的场所。
去玩的人中也有棋力很强的，父亲和这样的人下，自然输的时候多。
本来父亲就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于是他常带我到那里去，让我跟赢过他的人下。
因为赌金的数额不算小，我不能让父亲受损失，所以必须全力以赴下。
白天下上一两盘基本上都是我赢。
可是一盘接一盘地下，到了夜里由于对方输了仍不肯罢手，此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已经顶不住困倦的侵袭，于是便常出现大漏着，所以输的时候也有。
随着我棋力的提高，渐渐地就没人跟父亲赌了。
关于下赌棋输赢的计算方法，一盘到底是多少钱，父亲没有跟我讲过，所以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
不过父亲输的钱大概都让我给赢回来了。
后来下赌棋的事被日本棋院知道了，棋院便通过增渊先生很严厉地转告父亲，以后不许再带我去下赌棋。
此事我是在后来先生那里知道的。
大概是输给我的人到棋院告状了吧。
下这种赌棋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或是一年左右。
这段经历对我后来争胜负的人生来说有着不小的意义。
父亲没有教给我下棋的技术，但却通过这件事教给了我“胜负”的意识。
我作为院生学习是从1930年至1934年也就是我10岁到14岁的五年间。
那时的学习方法是以实战为主，然后下过的棋由前辈给复盘指导，自己从中得到启发。
我的棋除了老师增渊先生的指导外，还受到过安永一先生的指导，在棋院的少年研究会也得到过秀哉名人的讲评。
少年坂田（左前）在少年研究会对局。
当时棋院的院生有二十人左右。
我对学棋是很认真的，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学习高段棋手的对局，解剖自己下的棋，拼命地研究。
棋书我是不大看的，研究秀策、秀荣的棋谱都是我入段以后的事。
做记录的工作我不太在行，但小时候自己下过的棋我都认真地装订成册，以作研究的材料，另外它也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遗憾的是大森的家在战争中被烧毁了，那些棋谱和一些照片也都被烧掉了。
藤泽朋斎（库之助）作为院生进日本棋院比我晚一年。
虽然他只比我大一岁，但在棋上要比我强二子，我跟本下不过。
12岁成为院生的朋斎不仅棋艺好，在礼仪、行为规范方面也堪称院生的楷模。
就连秀哉名人也亲切地叫他“库之助”。
朋斎过于光彩照人，我们都相形见绌了。
我在院生中并不引人注目，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虽然我在学棋上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但仍赶不上朋斎。
不仅是我，其它在一起的伙伴们也都无法与成绩出众的朋斎相抗衡。
我向来争强好胜，看着如此强劲的朋斎，对自己的前途深感不安。
有时竟觉得自己眼前一片黑暗。
秀哉名人指导我们时不是按传统的方法同我们下让子棋，而是让院生们下快棋。
他讲评时也不具体地讲这手如何、那手如何，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
让院生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去理解。
他最讨厌迟缓的走法，谁若是走出缓手将要受到严厉的斥责。
秀哉名人与之下指导棋盘数量最多的自然是他所喜欢的朋斎，而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朋斎成了全体院生追赶的目标。
我深知超越如此强大的对手极不容易，能保住差距不再被拉大就很不错了。
地狱般的入段考试
有志成为专业棋手的院生自然都把入段作为最高理想。
在我当院生的第三年初次得到参加入段比赛的机会。
1932年12岁的我当时实力还不够强，但也参加了第二年可取得初段资格的本年度的大手合选拔赛。
我也知道自己的水平还差，头一次参加这种比赛考试可能通不过。
果然，比赛结果我因成绩不佳而未能入段。
不出大家预料，朋斋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过关。
此外我的同门师兄冢越常康，小泉重朗、松林茂比古等人也通过了选拔赛。
第二年春天这几个人作为初段正式参加大手合比赛。
我只能以羡慕的眼光目送着他们。
14岁入段的朋斋离开了院生的伙伴们，我失去了追赶的目标。
当然我的一大障碍也没有了。
比我年纪大、棋力强的院生都离开了，来年该轮到我入段了吧。
自然学习是不能停止的，我加倍地努力着。
过了一年，又迎来了1933年大手合选拔赛。
在院生中没有比我强的人了，我期待着能彻底告别院生生活。
参加这一比赛的有十几个人，公平地讲这些人中我的实力最强。
周围的人也都说：
“今年该坂田入段了。
”我对此也深信不疑。
选拔赛开始了。
当时职业棋手的对局已经开始有时间限制了，而院生的比赛仍沿用旧体制，即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这个选拔赛的棋相当难下，经常要下个通宵。
没想到这个比赛中没有时限成了我入段的一大障碍。
“论实力下不过坂田，所以要用别的方法赢他。
”有人这样想，于是在院生的伙伴中间有人想出了体力消耗战术。
因为没有时间限制，所以一局棋的时间可以无限地拉长。
他们看我的年纪最小，没有体力，因此他们把战线拉长，通宵达旦地跟我磨。
待我疲劳困倦时再放出胜负手决一死战。
我成了众矢之的。
我的对手从一开始就不走棋，一手棋想一个小时，仅仅走十几手就到了次日凌晨。
彻夜对局后还有下一局在等着，这样我被拖垮了，失去了这次入段的机会。
这种体力消耗战被日本棋院知道后也感到很震惊，这不是在赛棋，而是在赛体力。
于是从第二年开始院生的比赛也有了时间限制。
从初段到四段
台球和初恋
甲乙制废除和升入五段
中国东北旅行
升入五段
战争
我成为初段以后，我们这些年青棋手除了春秋各两个月的大手合比赛外，几乎就再没什么棋可下了。
当时有一个由《中外商业新报》（后改为《日本产经新闻》）主办的新手淘汰赛，年轻棋手可以参加的棋战也就仅此而已。
而且输一盘就淘汰，想下也没棋可下了。
所以大家把精力都倾注在大手合比赛上。
这和现在比可大不一样了，现在只要一成为初段，就可以参加所有的棋战。
另外，在当时的大手合比赛中有升降段的规定，所以升段的道路十分艰难。
比如在春季的比赛中成绩好，已经达到了升段分，但如果秋季的比赛成绩不好仍不能升段。
因此棋手们在大手合比赛中每一盘都是拼死地争夺。
1935年，我以初段的身份参加了大手合比赛。
在春秋两季的比赛中都是6胜2败，达到了升段分数。
这样，我升入了二段。
与此同时，藤泽朋斋已升入四段。
入段以后，我以每年一段的速度到1938年升入四段。
当时四段是横跨甲、乙两组的等级。
强四段以上为甲组进行比赛，其它的四段以下至初段为乙组进行比赛。
所以虽然同是四段，但由于在甲、乙不同的组里，实际上有一段之差。
我作为乙组的四段时，朋斋是甲组的四段，这等于差了一段。
紧接着第二年朋斋就升了五段，这样我又与他差了二段。
年轻的时候这二段之差是很难追的，要保住这差距不再扩大，我就得全力以赴了。
那个时代大手合比赛的时间限制是，低段者双方各8小时，高段比赛双方各13小时（二日制）。
由于低段的比赛一天必须下完，所以双方都用完自己的时间的话，就得下到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几乎每局都要下个通宵。
即使两三点钟下完棋，再一复盘研究也就天亮了。
高段对局是二日制，第二天的比赛要彻夜进行，直到下完为止。
对局时间特别长的下三天的先例也有。
那个时代对棋手的健康完全不予考虑。
成为初段后，从日本棋院能稍微得到些收入。
即一段10元钱，初段每月10元，三段就是30元。
入段的时候我还不大懂得出去玩，因为还是孩子，所以这笔钱作零用很充裕。
有时一个人，有时和朋友一起到茶馆坐坐就感到很惬意了。
一直到18岁四段时为止，我的精力全用到棋上了。
即使说娱乐一下也只是看看电影，当然这不会影响下棋。
此外玩儿的东西我是一概不沾，一心一意地潜心下棋。
我玩麻将、台球之类的东西是成为四段以后的事情。
像前面说的那样对局、复盘之后已经天亮了，几个人一合计便结伴去了麻将馆。
自然那么早的时间还没有开店，我们便敲开门，店主也知道这个时间来的客人，一定是棋院的那伙人。
因为是单身，回家也是一个人，所以虽然下了一夜棋头已经昏昏沉沉，还是和大家凑在一起一玩就是一天，有时甚至再打一个通宵。
我的麻将水平是最差的了，所以经常被人家抓大头，差不多每次都是我输，而且一输数额就很大。
好在我不用养家，从棋院得的工资加上下指导棋的收入也不少，所以输点也不在乎。
在离日本棋院不远的赤坂田町有台球，没有麻将的伙伴时就常到那儿去。
那个店里有位叫平田修子的店员。
修子小姐大约十六七岁，她母亲是个非常漂亮的艺人，受母亲的遗传，她长得也十分漂亮。
修子小姐是个很孝顺的女儿，家中弟妹比较多，所以她在外面做工作辛苦。
她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受到很高的评价，大家都很迷恋她。
棋士中木谷先生、高川、宫下、朋斋、武田等人对局之后都常到这个店来。
后来修子小姐结婚了，战后她在增渊先生在银座经营的“龙冈”店里当了出纳员。
也许当时看上去我还像个孩子，修子小姐没有把我当成个交往的对象。
我升入四段时已经18岁了，可是除了棋之外对世间的事情完全不懂，像个书呆子似的。
对女性也不大清楚，对如何去接近一个人更是一窍不通。
不过那时正处于青春时期，对异性的向往已经萌动，所以当时对修子小姐的感情可以算是我的初恋吧。
也许我对女性缺少缘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更不敢大胆地直接去对她说：
“我爱你。
”所以这种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是以我对她的一种憧憬而告终。
如果那时我20岁，并且再表现得积极些，或许她能成为我的夫人。
这段值得怀念的往事，也算是我青春时代的一页吧。
谈打麻将、玩台球这些事情，并不是要给读者留下我20岁之前就开始了游乐的人生这样的印象。
其实在对棋的钻研上我是丝毫也不敢放松的。
特别是有比我长一岁的朋斋这样的目标，为了能在五段时赶上他，我拼命地努力着。
父亲就不喝酒，我在20岁以前也是烟、酒不沾，对女性也没接近过，那时和现在的年青人完全不同。
对局以外的空闲时间里，由于经济条件还允许，所以打打麻将、玩玩台球，但对酒色是绝对不沾的。
那时候的我是个很正经的青年。
我在年青时代并不是一丝不苟的性格，而且还有些任性，所以对出去教棋并不太热心。
更主要的是我这个人嘴又不会说，下起棋来又往往把对方杀得惨败，手下决不留情，所以这种活儿也干不长。
对我的这种性格不是相当理解的人，决不会常找我下指导棋的。
不过，就我这样的性格在成为四段后居然持续教了二年左右的棋。
对方是冈田卓雄先生，他是旧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东京支店长。
每星期日的晚上我到他家里去下指导棋。
冈田先生星期日的白天出去打高尔夫球，晚饭后六七点钟开始跟我下指导棋。
我让四子与他对局。
每个月四次，月酬金40元。
当时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比这个数也就稍多一点，所以这个收入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
这位冈田先生是个很有修养的人，而且度量很大。
如前所述我们有时彻夜打麻将，几乎一夜没睡就那样去了冈田先生家。
那时候我还年轻，当对方思考时我熬不住就坐着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这对对方是极不礼貌的。
对此冈田先生从不说什么，这反倒使我自己感到很不安。
冈田先生的度量给我教益不浅，所以在我的生涯中一直忘不了他。
我升入四段是在1938年的秋天。
到了1939年的春天就修改了大手合比赛的规则，废除了甲组、乙组的制度。
甲组、乙组制把四段分别分在甲、乙两个组里，实际上这中间就有一段的差别。
这是在日本棋院创建之初，由于当时同是四段有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作为灵活处理，把四段分成上下两个等级。
新升段的年青棋手对不能同甲组的棋手比赛也意见很大。
特别是乙组的棋手们强烈要求废除甲乙制。
在这种形势下甲乙制被废除了。
但与此同时也修改了大手合比赛的有关规定。
其要点是，首先规定五段以上为高段，四段以下为低段。
过去全体棋手每届大手合比赛一律下八局棋，现在改为高段下六局，低段下八局。
同时升段的道路也更艰难了，四段以上棋手要四届比赛（每年为春秋二届）胜率都保持在75%以上，五届胜率都保持在70%以上、或六届胜率都在67.5%以上才能升段。
三段以下棋手要二届比赛胜率都在75%以上，三届胜率都在70%以上或四届胜率都在67.5%以上才能升段。
就是说四段以上棋手即使每届比赛都保持75%以上的高胜率，也得四届（二年）才能升段。
另外随着甲乙制的废除，旧甲组的四段以上棋手需要顺序向上提一段。
这是作为临时变通，仅限于一次性的放宽这些棋手的升段分数。
由于这种改革，包括我在内的旧乙组的四段棋手，过去二届比赛就可升段的，现在要四届（二年）以上才能升段。
我们升段的道路更漫长了。
1940年秋季的比赛我取得了7胜1和的好成绩，可以升入五段了。
回过头来看，到1940年春季的比赛为止，四届比赛我的平均胜率为73%，没有达到升段成绩。
这样我又多用了半年时间才升段。
从1938年到1940年是围棋界大变化时期。
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开始了本因坊战。
木谷实、吴清源二位前辈在读卖新闻展开了十番棋之战。
1937年1月在《日日新闻》上发表了引退宣言的秀哉名人，于1938年6月开始到12月，同在引退挑战者争夺战中获胜的木谷实先生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引退棋战。
比赛途中秀哉名人因心脏病病倒了，对局有时一天下几手，有时一天仅下一手。
川端康成先生为这盘棋写的观战记引起很大反响，连不懂棋的人都争相阅读。
对局历经半年，最后木谷先生以五目胜。
秀哉名人在这次对局后又过了一年多，于1940年1月在热海去世了。
1939年9月开始了木谷、吴的十番棋战。
这个比赛一时成了我们的话题。
秀哉名人去世后，棋界就成了这二位前辈的天下。
十番棋历经二年，一直下到1941年才结束。
1940年，我受南满州铁路的招待，到中国东北地区作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
此行主要目的是为满铁的职员下指导棋。
当时只有初段的藤泽秀行以我的助手的形式也一起参加了旅行。
那年的2月24日，我们乘火车先到神户，25日在神户乘黑龙丸号船赴大连。
在海上航行了三天才抵达大连，不过给我一等船仓的待遇，还算舒适。
从大连乘上开往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的火车，那是列国际级的列车，车上备有图书、围棋具、将棋具等娱乐设备，真是奢侈的旅行。
我们离开大连，游览了奉天、锦州、抚顺、吉林、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朝鲜的一些城市，主要是给满铁的职员下指导棋。
我们这次旅行所受的待遇对我这个年仅20岁的棋手来说是相当高的。
秀行当时只有14岁，又是以我助手的形式同行，所以他同我的待遇不同。
乘车、船我都是一等，他乘二、三等。
旅行中我们一路为满铁的职员下了大量的指导棋，所以在各地都很受欢迎。
招待我们的伙食十分丰盛，品尝了许多我们从未吃过的东西。
此外我对中国的戏剧也很感兴趣。
经哈尔滨、牡丹江，我们到了此行访问的最后一站罗新。
在罗新港秀行乘去新泻的船回国，我一个人乘长途列车去汉城继续旅行。
在春季大手合比赛开始之前我才赶回国。
增渊门下的纪念照：
后排（左一）坂田，前排（中）增渊辰子。
这里叙述的次序有些颠倒。
我低段的时候在大手合比赛中，一直没有机会与藤泽朋斋对局。
后来朋斋进入甲组，而我在乙组，就更没有对局的机会了。
直到1939年1月，在名古屋我首次与朋斋对阵，他五段对我四段，所以我执黑先行，结果我中盘胜。
到了1940年后我又全力投入大手合比赛。
前期的成绩是5胜3败，后期7胜1败，终于达到了升入五段的分数。
1941年我22岁升入五段。
在这一年的春季大手合比赛中，我在先负一局后，又取得五连胜的好成绩。
其中包括又胜了朋斋一盘。
进入五段我创了一个开门红，5胜1败得82.5的高分。
本因坊战从1939年开始创办，当时一届比赛要进行两年。
1941年7月，关山利一六段在六番胜负的决赛中战胜加藤信七段，成为首届本因坊。
第1届比赛甲组四段以上棋手才有参加资格，作为乙组四段的我没能参加比赛。
第2届比赛的预选赛从1941年秋季开始，我在五段级预选赛中获胜后进入六段级的比赛，但马上就输给了细川千仞六段。
当时五段就算进入了高段者的行列，随着我在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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