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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怜。
其恢宏之辞章。
也为司马迁所向往。
融入历史的写作中。
使其成为一幅瑰丽雄浑。
荡气回肠。
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
司马迁着《史记》。
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
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
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
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
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
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
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
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
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
经籍志》说：
“谈乃据《左氏春秋》。
《国语》。
《世本》。
《战国策》。
《楚汉春秋》。
接其后事。
成一家之言。
”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汉武帝元封元年。
武帝进行封禅大典。
司马谈身为太史令。
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
引为终生之憾。
忧愤而死。
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
封泰山。
而余不得从行。
是命也夫！
余死。
汝必为太史。
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
“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
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
：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
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
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
《书》。
《礼》。
《乐》之际。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
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
到鲁哀公获麟之年。
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
司马迁是绍继《春秋》。
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
撰写史记。
然而。
司马迁继承《春秋》。
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
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
他在《太史公自序》说：
“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敝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
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
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
秉承《春秋》褒贬精神。
撰述《史记》。
三。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据《后汉书百官志》载。
“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
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
掌管星象天文。
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
并无著述的责任。
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
可惜却“发愤而卒”。
汉书临终前叮嘱司马迁。
认为“自获麟以来。
史记放绝。
今汉兴。
海内一统。
明主。
贤君。
忠臣。
死义之士”甚多。
身为太史令。
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
“且余尝掌其官。
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
世家。
贤大夫之不述。
隳先人之言。
罪莫大焉。
”因此。
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
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
他说“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
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汉书。
又称前汉书。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东汉班固撰。
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出版以后。
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学者争相传诵。
《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
第六志《天文志》。
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
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
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
当时的大学者马融。
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
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
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班昭年逾古稀而逝。
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
表八篇。
志十篇。
列传七十篇。
共一百篇。
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
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
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
字孟坚。
扶风安陵人；
“自幼聪敏”。
“九岁能属文。
诵诗赋”；
成年后博览群书。
“九流百家之言。
无不穷究”。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
因此。
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
据《史通·
正义》记载。
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
刘歆。
冯商。
扬雄等十多人。
书名仍称《史记》。
班固的父亲班彪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
遂“采其旧事。
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
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
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
决心继承父业。
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
永平五年有人向朝廷上书。
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
皇帝下诏收捕。
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
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
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
便上书。
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
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
汉明帝了解情况后。
很欣赏班固的才学。
召他到校书部。
任命他为兰台令史。
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
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
秩六百石。
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
纠偏补缺。
如补立《惠帝纪》。
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
吴芮。
蒯通。
伍被。
贾山诸传。
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
加以扩充。
设立专传。
此外。
于贾谊。
晁错。
韩安国等传中。
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
其中。
如贾谊的《治安策》。
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
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
奏议。
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
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
《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
“列传”省称“传”。
“书”改曰“志”。
取消了“世家”。
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这些变化。
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
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
两书都有记述。
这一部分。
《汉书》常常移用《史记》。
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
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
《五行志》。
《地理志》。
《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
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
有关各地物产。
经济发展状况。
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
记录了存世的书籍。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
但内容更加丰富了。
它有上下两卷。
上卷谈“食”。
即农业经济状况；
下卷论“货”。
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
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
从太昊帝记到吴广。
有“古”而无“今”。
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
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
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
然后用分为十四级。
三十四官格的简表。
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
它篇幅不多。
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
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
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
扬雄。
史岑诸人。
在《汉书·
艺文志》里有一书称《着记》一百九十卷。
此是汉廷史官所撰。
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
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
“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
欲撰汉书。
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
故书无宗本。
但杂录而已。
试以考校班固所作。
殆是全取刘书。
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
”此谓书无宗本。
但杂录而已者。
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
故谓他”编录汉事”。
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
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
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
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
葛洪这段话。
不像是随便造说。
可是当好好审读。
第一。
刘歆书只是个杂录。
非有成书。
第二。
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
此语可分两个讲法。
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
一是刘歆《汉书杂录》。
为班固完全抄了。
此两讲法大不同。
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
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
但刘歆的编录。
班固却全抄了。
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
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
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
全为班固所取。
那亦必是很重要的。
至于《汉着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
我们无法知道。
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
那恐未必然。
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
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
决不输过班彪。
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
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
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
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
那自然用处就大了！
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
试举一例。
《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
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
在《刘向。
歆父子年谱》里。
说谷永是当时大儒。
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
此人影响非常大。
刘歆助养代汉。
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
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
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
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
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
书的背后必该有人。
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
决非善读书者。
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
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
他便是个史学家。
此固不错。
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
因他是个史学家。
才能写出一部历史。
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
尽只在他写的书上。
孔子之为人。
不能说专在写《春秋》。
周公之为人。
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
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
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
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
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
若我们只读《史记》。
而不问司马迁其人。
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
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若我们来讲人的话。
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
在后代中国。
唐以前多看重《汉书》。
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
郑樵《通志》里说：
“班固浮华之士。
全无学术。
专事剽窃。
”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
《幽通赋》等。
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
但若说他“全无学术。
专事剽窃”。
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
写史当然要抄书。
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
《汉书》最后一篇《叙传》。
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
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
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
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
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
有人为班固辩护。
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
而称“司徒椽班彪”。
看这五字。
便见与司马迁不同。
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
不直称太史令。
又更不着姓名。
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
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
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
班固写《汉书》。
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
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
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
这也是强为辩护。
无论怎么讲。
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
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
而把父业抹去了。
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
单拿这一点论。
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
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
别人贿赂他。
希望写一篇好传。
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
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
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
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
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
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
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
可是郑樵《通志》又说。
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
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
那是不识人。
等于叶公之好龙。
平心而论。
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
是可能的。
然而《汉书》一出。
“当事甚重其书。
学者莫不讽诵”。
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
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
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
王充摸着他头说：
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
这就不可靠。
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
只举一人。
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
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
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
“迁文直而事核。
固文赡而事详”。
这十字。
十分有道理。
司马迁的文章“直”。
而事则“核”。
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
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
不晓得多少。
大体言之。
文直事核。
纵有忽略。
也可原谅。
“赡”就不如“直”。
“详”亦不如“核”。
若使文赡而不真。
事详而不核。
那就要不得。
范晔接着又说：
“固之序事。
不激诡。
不抑抗。
赡而不秽。
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
’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
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
或过分抬高。
“赡而不秽”。
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
“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
表里精粗都有体。
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
《汉书》能成大名。
确有道理。
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
但范氏又说：
“其论议常排死节。
否正直。
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
轻仁义。
贱守节。
”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
这些病痛。
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
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
诸位如读太史公书。
即如《魏公子列传》。
《平原君列传》。
《刺客列传》之类。
此等文字。
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
乃大史公特自写之。
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
欢欣鼓舞。
想见其人。
《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
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
何处见他排死节？
何处见他否正直？
例如《龚胜传》。
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
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
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
而死节转贻讥了吗？
又如王陵。
汲黯。
此两人。
太史公《史记》里都有。
《汉书》称他们为“戆”。
又如《王章传》。
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
而班固批评他说：
“不论轻重。
以陷刑戮”。
又如《何武传》。
班固说：
“依世则废道。
违俗则危殆。
”既怕危殆。
自然也只有依世。
又如《翟义传》。
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
以覆其宗”。
即观上举诸例。
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
而是把是非颠倒了。
范蔚宗说他“轻仁义。
贱守节”。
一点也不冤枉。
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
而“不能以智免极刑”。
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
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
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
两两相比。
大不相同。
但他总不失为有才。
能文。
也花了一辈子工夫。
《汉书》也是写得好。
在魏晋南北朝唐初。
群认《汉书》是部好书。
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
后来韩柳古文兴起。
文学眼光不同。
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
上引范蔚宗论《汉书》。
本亦承之华峤。
而傅玄亦贬班固。
谓其“论国体。
则饰主缺而折忠臣。
叙世教。
则贵取容而贱直节。
述时务。
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可见当时史家公论。
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
死在监狱里。
但范蔚宗《后汉书》。
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
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
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
“彪识王命。
固迷其纷”。
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
不为隗嚣所屈。
可说有见识。
有操守。
不如其子固。
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
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
把他们父子相比。
也复恰如其分。
总之。
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
对其所写。
有较高境界。
较高情感的。
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
不能领略。
则在其笔下。
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
细细传下。
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
不细读一部书。
只一条条地检材料。
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
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
略论考史方面。
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
有刘欲之所编录。
选材大概是不差。
论“写史”。
班氏文笔也不差。
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
当知在考史写史中。
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
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
主要并不在考与写。
而在其背后之论。
我们读太史公书。
常会“有意乎其人”。
有意乎他之所写。
如信陵君。
平原君。
聂政。
荆轲。
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
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
写来一若平平凡凡。
而都能跃然纸上。
一部《史记》。
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
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
所以司马迁《史记》。
不仅是一部史学书。
文学书。
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
即如《魏其武安侯传》。
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
同时也是政敌。
一升一沉。
一得意。
一失势。
事亦平凡。
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
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
又如他对李陵。
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
史公付以极大同情。
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
反而对之漠然。
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
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
他不仅作《孔子世家》。
《仲尼弟子列传》。
《孟子荀卿列传》等。
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
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
如魏其。
武安两人之相轧。
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
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
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
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
绘声绘形。
写得真好。
至于班固的《汉书》。
往往有其事无其人。
如说杀身成仁。
其人之死事是有的。
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
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
则真是差得又远。
还更不如班固。
班固《汉书》赡而能详。
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
又不乱七八糟。
叙事得体。
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
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
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
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
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
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
才知讲道理。
读历史则只讲事情。
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
果自己无本领批评。
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
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
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
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
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
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
专述典章制度。
天文。
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
史“表”八篇。
全书八十万字。
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
汉武帝以前部分。
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
汉武帝以后部分。
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
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
诗赋。
类似起居注的《汉着记》。
天文历法书。
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
不少原始史料。
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
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
《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
《教太子疏》等奏疏。
以前。
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
“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
不过历朝之诏令。
诸名臣之奏疏尔。
”其实。
从史书看。
这正是它的优点。
许多原始史料。
今天已经看不到。
多赖《汉书》收入。
为我们保存下来。
《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
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
《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
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
特别是《艺文志》。
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
存佚。
内容。
并作了分类。
是中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
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
写入这部分内容。
作为史书。
在叙事上。
《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
完备。
凡事力求有始有终。
记述明白。
这为我们了解。
研究西汉历史。
提供了莫大方便。
至今。
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
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
《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
不同的是。
《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
止于汉武帝时代。
是一部通史；
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
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
是班固的创造。
从此以后。
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
这是班固对于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史通·
六家》说：
“如《汉书》者。
究西都之首末。
穷刘氏之废兴。
包举一代。
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
事甚该密。
故学者寻讨。
易为其功。
自古迄今。
无改斯道。
”刘知几的这个评价。
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
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
作为一部封建史书。
《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
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
“以建帝业”；
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
聪明神武”。
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
披上一层神秘外衣。
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
《汉书》认为。
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
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
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
贱不得逾贵”。
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
不难看出。
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
当时的东汉王朝。
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
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
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
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
家世之差别。
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
否则。
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
《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
对于中国后世的正史。
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
但作了一些改动。
也有一些创新。
在纪部分。
《汉书》不称“本纪”。
而改称为“纪”。
在《史记》的基础上。
《汉书》增立《惠帝纪》。
以补《史记》的缺略；
在《武帝纪》之后。
又续写了昭。
宣。
元。
成。
哀。
平等6篇帝纪。
《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
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
立了《陈胜项籍传》。
而王莽称帝十余年。
《汉书》并未立纪。
而将他归入列传。
立了《王莽传》。
在表的部分。
《汉书》立了8种表。
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
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
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
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
《古今人表》名为“古今”。
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
共分为九等。
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
八表之中。
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
此表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
职权范围。
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
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
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
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
在志部分。
《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
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
形成中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
包括律历。
礼乐。
刑法。
食货。
郊祀。
五行。
地理。
沟洫。
艺文等10种。
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
沟洫等6种。
但它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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