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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8：

蔣光慈的幸運年,一九二七年前後，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還沒有現在那麼流行，光赤的作風，大為一般人所不滿，他出來兩冊書后，文壇上竟一點影響也沒有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後，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崇拜者，也在這兩年里突然增加了起來。

（郁達夫：

光慈的晚年）如果不是20世紀，像他這樣庸劣的人才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都絕不可能以寫作出名。

（夏濟安：

黑暗的閘門）,一般早餐是牛奶、雞蛋、麪包，中餐是洋蔥牛肉餅、牛肉青菜湯、燒雞或烤鴨、油炸排骨、煎魚等，外加番茄、土豆、生菜等蔬菜，用完餐一隻水果和一杯糖茶。

（吳似鴻：

我與蔣光慈）,馮乃超夫人李聲潤女士，今年產一女孩，非常壯健可愛，惟生活很困難，早餐只油條三根大餅四個藉以充飢也。

華漢原先已有一小孩，其夫人今年又生一小孩，一家四口，難以維持也。

（文藝新聞）,三、“為文學而革命”：

蔣氏“革命文學”,1、“革命”作為“材料”在現在的時代，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更活潑些，光彩些？

有什麼東西比革命更有趣些，還羅曼蒂克些？

倘若文學家的心靈不與革命混合起來，而且與革命處於相反的地位，這結果，他取不出來藝術的創造力，乾枯了自己的詩的源流，當然是要滅亡的。

（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喂！

說起來，革命的作家幸福呵！

革命給與他們多少材料！

革命給與他們多少羅曼蒂克！

革命就是藝術，真正的詩人不能不感覺得自己與革命具有共同點。

詩人羅曼蒂克更比其他詩人能領略革命些！

革命越激烈些，它的腕抱越無邊際些，則它越能捉住詩人的心靈，因為詩人的心靈所要求的，是偉大的，有趣的，具有羅曼性的東西。

革命是最偉大的羅曼蒂克。

（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對於舊的作家，與革命沒有關係的作家，只感覺得材料的缺乏，來源的枯竭做不出來了但是對於新的作家，這關於材料一層，簡直不成問題。

革命該給與了他們多少材料！

就是在這一方面講，他們已經較舊的作家為幸福了。

（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蔣光慈、宋若瑜：

紀念碑，亞東圖書館，1927年11月初版。

我雖然對於群眾運動表充分的同情，但是我個人的生活總是偏於孤獨的方面。

我不願做一個政治家，或做一個出風頭的時髦客，所以我的交際是很少的。

我想做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但是這恐怕是一個妄想啊！

大部份的光陰都費在編講義上，沒有多餘的時間為文學的創作，這也是我很感受苦痛的地方。

（1925年3月18日，紀念碑）我現在苦於無多時間創作，真是苦極了！

我誓必要圓成文學家的夢！

（1925年4月8日，紀念碑）此生誓勉成一東方詩人，不達志願不已。

（1925年7月9日，紀念碑）,2、革命文學家革命家？

文藝的創造者應認清自己的使命，應確定自己的目的，應把自己的文藝的工作，當作創造時代的工作的一部份。

倘若一個從事實際運動的革命黨人，當他拿手槍或宣言的當兒，目的是在於為人類爭自由，為被壓迫群眾求解放，那麼我們的文藝者當拿起自己的筆來的時候，就應當認清自己的使命是同這位革命黨人的一樣。

若如此，所謂實際的革命黨人與文藝者，不過名稱有點不同罷了，其實他們的作用有什麼差異呢？

所謂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這兩個名詞也就沒有對立著的必要了。

（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3、“革命”抑或“想像”？

蔣光慈不是“一個真正的普羅作家”，“我總覺得光慈的作品，還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他的那種空想的無產階級的描寫，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寫實的新文學的讀者滿意的。

”（郁達夫：

光慈的晚年）,蔣光慈：

菊芬，現代書局，1928年4月初版。

最後的微笑，現代書局，1928年6月初版。

短褲黨，泰東圖書局，1927年11月初版。

短褲黨，新東書局，1938年12月重印初版。

就是他創作里的人物，個人的行動很浪漫，往往的不受指揮，短褲黨最犯這個毛病，菊芬次之（錢杏邨：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又如他的作品里的主人翁，往往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的活動，而且情緒方面，有時竟好像某某大報所鼓吹的“俠義的革命精神”一樣，無產階級的文學應該這樣的麼？

（鐘員：

普羅列搭利亞特意識問題）,四、無處可逃：

在“革命”的夾擊中,蔣光慈：

麗莎的哀怨，現代書局，1929年8月初版；

新東書局，1939年4月重印初版。

當我們讀麗莎的哀怨的時候，卻宛如讀一首抒情的長詩，是那樣的纏綿，是那樣的健麗！

與其說麗莎的哀怨是一部小說，無寧說它是一部散文的詩，詩的散文。

（馮憲章：

麗莎的哀怨與衝出云圍的月亮）麗莎的哀怨的效果，只能激起讀者對於俄國貴族的沒落的同情，只能挑撥起讀者由此同情而生的對於“十月革命”的憤感，產生人類因階級鬥爭所帶來的災害的可怕之虛無主義的信念。

麗莎的哀怨對於我的感印，卻絕對不像憲章所說的那樣。

它，不僅不是一種什麼主義的ABC，倒反而是一部反主義的ABC，不僅不是一種有力的形式，倒反而是一種含有非常危險的毒素的形式！

（華漢：

讀了馮憲章的批評以後）,蔣光慈：

田野的風（咆哮了的土地），湖風書局，1932年4月初版。

異邦與故國，現代書局，1930年1月初版。

今天所寫的一節，真是太把我難為住了：

又要顧及讀者，又要顧及自己的藝術，又要顧及許多別的我想，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天才，在現在的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中，也不能將這一節寫好呵。

唉，苦痛呵，苦痛！

（異邦與故國）,友人們在那裡奮鬥者他們也許不了解我，也許要嘲笑我，鄙視我呵，讓他們去！

重要的不是他們對我的關係！

如果他們的行動能將被壓迫的中國，我所眷懷著的貧苦群眾，從敵人的手中解放出來，那已經是他們對於我的深恩大惠了，我還要要求他們一些什麼呢？

如果他們不了解我，不能明白我，那也只是我個人的不幸，歷史的必然，而不是他們的罪過。

（異邦與故國）,蔣光赤原是一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雖已幾年，但從未做過艱苦的工作，更沒有與群眾接近，素來就是過他所謂文學家的優裕生活。

近來看見革命鬥爭高漲，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隨之加甚，蔣光赤遂開始動搖今蔣光赤之所為，完全是看見階級鬥爭尖銳，懼怕犧牲，躲避艱苦工作，完全是一種最後的小資產階級最可恥的行為，為肅清黨內投機取巧動搖怯懦的分子，健全黨的組織起見，遂開會議開除其黨籍；

業經江蘇省委批准。

他曾寫過一本小說，麗莎的哀怨，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出發，來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沒落的悲哀，貪圖幾個版稅，依然讓書店繼續出版，給讀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的哀怨，代白俄訴苦，誣衊蘇聯無產階級的統治。

據熟知蔣光赤的人說：

他因出賣小說，每月收入甚豐，生活完全是資產階級化的。

對於工農群眾生活，因未接近，絲毫不了解。

他又沒有文學天才，手法實很拙劣。

政治觀念更多不正確，靠了懂幾句俄文，便東抄西襲，裝出一個飽學的樣子，而實際他所寫小說，非常浮泛空洞，無實際意義。

他已經是成了一個沒落的小資產階級，顯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云。

（沒落的小資產階級蔣光赤被共產黨開除黨籍，紅旗日報，1930年10月20日）,痛苦啊！

痛苦啊！

人間所有的痛苦，都在我身上！

我與蔣光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