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生态意识和对环境的破坏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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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务训》篇日: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
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这就是说,水依势东流,需人加以疏通;
农作物春天生长,需人去耕耘。
如果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让其自生自灭,就不会有鲧、禹兴修水利之功;
而后稷种植五谷之艺,也难有用武之地。
当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生态环境,需以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根本前提。
如《淮南子·
修务训》篇所云:
“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
”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淮南子·
主术训》篇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指出“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才是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的理想模式,才会取得“群生遂长,五谷蕃殖”的成效。
而那种仅考虑眼前的利益,只顾及局部的发展,完全凭主观意志的诸如“以火嫫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
’[1](《修务训》’的愚蠢行为,即便可以满足某些人一时的欲望,却往往是事与愿违,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甚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降临。
在从总体上阐释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后,为保护自然生态资源,从而达到合理、持久地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的目的,《淮南子》的作者们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措施。
这主要表现在:
(一)顺天意,遵时序,以时禁发,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步入良性循环状态。
很早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根据寒暑气候更易的规律与农事耕作的要求,创制出指导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时令节气。
《淮南子》在继承前人,特别是《吕氏春秋》有关学说的基础上,对一年四季时令节气及各种禁忌的认识更加充分而深刻。
《淮南
予·
时则训》篇根据自然界生物的生长、发育的规律,阐发了一年十二个月保护生态的主张。
从一月至十二月顺次是:
“禁伐木。
毋覆巢杀胎天,毋麝毋卵,毋聚众置城郭”;
“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功”;
“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止。
田猎毕弋、置罘罗网、矮毒之药,毋出九门。
乃禁野虞,毋伐桑柘”;
“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毋
令害谷”;
“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
“树木方盛,勿敢斩伐”;
“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
“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是月也,荔挺出,丘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则伐树木,取竹箭”);
“命渔师始渔”,“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
器”。
毫无疑问,上述认识和主张来源于长期的观察和生产实践的总结,其核心是严令伐杀,以保护生物的正常孕育与生长。
由此表明,《淮南子》的作者们已认识到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故要求发展生产必须和保护生态相结合。
只有顺应天时,严守时禁,爱惜生命,做到“以时禁发”,才会取得良好的生产效益和生态效应,促成人与自然
生态环境双赢局面的形成。
(二)善待生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在现存的先秦秦汉的古籍中,阐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措施最为全面、具体而缜密者,首推《淮南子》。
其论及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类繁多,既有陆上走兽,又有空中飞禽,还有水泽中的鱼鳖;
其具体的保护措施既推崇“先王之法”的法治作用,又重视道德规范的德治效能。
恰如《淮南子·
主述训》篇所云:
“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麝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
豺未祭兽,置罩不得布于野;
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
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貉谷⋯⋯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
孕育不得杀,觳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在这里,作者主张取法“先王之法”,实行“时禁”,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灭绝生物种群式的猎捕方式,提出保护幼兽、母兽,建立合理、有度的田猎制度。
否则,将出现“焚林而猎,得兽愈多,后必无兽”的恶果。
作
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有时可以弥补法律规章的某些缺陷与不足,起到法律难以起到的作用。
因此,《淮南子》在提出效仿“先王之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同时,还格外重视强化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教育,强调发挥道德规范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中的作用,并用“密子治禀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
也”[1]‘《泰族训》’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不仅如此,《淮南子·
说林训》篇还提出了“食其食者,不毁其器;
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和“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的保持生态平衡的主张。
为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其生存环境还应注意保护,如《淮南子·
说山训》篇所言: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惟有如此,才会出现“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1](《主术训》’的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
(三)以农为本,合理利用、培植植物资源。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由此促使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意识的形成。
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迅猛,人们在如何保护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农林畜牧渔等业方面,观念更加深刻、正确,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
主术训》篇认为农业中的粮食生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
而《淮南子·
诠言训》篇则把山林的完好,看作是百姓生活之资、财富之源,“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
为使森林资源不枯竭,得以永续利用,《淮南子·
主术训》篇主张应按季节采伐森林,“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
另外,还应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齐俗训》篇所言:
“水处有渔,山处者木,谷处
者牧,陆处者农。
”不仅如此,《淮南子》还要求统治者根据天时地利,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养殖、植树,为民众造福。
主术训》篇所云:
“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
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
春伐枯槁,夏取果颃,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
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
”为持久利用自然资源,富国富民,《淮南子》积极提倡以时树艺,培植自然资源。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植树造林已有明确
的认识。
至汉代,已能依照自然生态规律植树造林。
时则训》篇中所载的依月令种植杨、杏、李、桃、榆、梓、楝、柘、槐、檀、枣、栎等树,即是很好的例证。
而上文所引的《主术训》篇也表明,种树要修整好土地,讲究时节;
要根据土壤肥力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树种加以栽种,在丘陵山地上可广种树木。
这些有关植树造林的正确主张与做法,至今仍在林业生产中应用。
应该指出的是,《淮南子》建构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蓝图,在当时的社会里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更没有能阻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究其原因,主要是统治者为穷耳目之极欲,满足生活上的奢侈豪华,掠夺性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毁灭森林,违背自然法则所致。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已对朝廷猜嫌构陷诸侯王之举有着切肤之痛的刘安及其宾客,只能为了避嫌疑而借“先王之法”来批驳时势政治,阐述其保护生态的主张。
这在《淮南子》诸篇中表现得至为明显。
前文对此已多有涉及,现再举数例。
本经训》篇指出,衰世的统治者开山毁林以求金玉,是导致“万物不滋”的直接原因;
“构木为台,焚林而田”,则引起“万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
大兴土木,会破坏生态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造成“阴阳谬戾,四时失叙”的严重后果,出现“万物天”、“草木之句萌花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的惨象;
甚至会由此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即“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
流遁之所生者五(金木水火土——引者注)⋯⋯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说山训》篇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导致了生态的严重破坏:
“宋君亡其珠于池,池中鱼为之殚。
故林失火而泽忧。
上求材,臣残木;
上求鱼,臣干谷;
上求楫而下致船。
”诸如此类精心刻意所撰述的言论,在《淮南子》一书中几乎随处可见。
在当时尊古崇往的社会里,此种言论易被执政者所接受,即使不被采纳,通常也不会因此而获罪。
于是,这种不敢从正面表达出来的对当世生态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当世最高统治者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满,于隐微处也显示出强大的反抗力量。
《淮南子》一书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也重视自然生态的变化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指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促使自然生态环境发生某些变
化;
其二是说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迁发展。
就前者而言,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度改造自不待言,就是史前神话传说中有关人对自然生态的合理改造,《淮南子》也赞赏有加。
像《淮南子·
本经训》篇所记的后羿射日、《淮南子·
览冥训》篇所载的女娲补天等神话故事,作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就后者来看,《淮南子》对自然界生态
环境的变迁多有记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对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生物进化发展观点的阐述,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可谓独树一帜。
在我国古代社会,对物种(包括人类)的起源及演化问题的思考与探讨,由来已久。
远古的人们认为人类自身与某些动物、植物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
上的联系,故对其加以崇拜。
进入阶级社会后,上天创造一切之说甚为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的思想在社会上流布广泛。
以新道家面目出现的《淮南子》对道家的这一说法多有继承并有所发展。
诠言训》篇云: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有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
”认为各种生物皆源于一种原初物质状态的气,生物的多样性是由所禀受的气决定的。
不仅如此,关于物种的起源与演化,《淮南子·
地形训》篇的阐述更是新颖而独特:
“发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发者生于庶人。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庶鸟。
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
介麟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麟者生于庶鱼。
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
媛湿生容,媛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
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燠介,燠介生麟薄,麟薄生于媛介。
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
日冯生阳阏,阳
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
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
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化生票,票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
”
总之,蕴含着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丰富理论的《淮南子》一书,较正确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化特征与规律。
时至今日,其具有的生态学价值,仍可为当代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一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二、古人对生态的破坏
《旧五代史•李守贞传》:
守贞因取连宅军营,以广其第,大兴土木,治之岁余,以京师之甲。
……《刘公基表》:
今盛夏元阳,大兴土木,以营不急。
”①由此可知,“大兴土木”多指造房建墓。
中国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