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环境治理研究的新框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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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基于多中心自主治理视角的学者发现，公共物品的治理中不单只有国家和市场两种秩序，还存在第三条道路——多中心的自主治理传统。

一群已经建立信任相互依赖的人，能够主动采取行动，通过交流沟通达成共识、制定规则，自主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环境困境。

[4]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治理理论开展的相关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发展。

但是，现有这种环境治理研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万能药”的陷阱——倾向于使用一种简单、预设的理论模型推演出一个“包治百病”的解决措施，如中央政府规制、社会自治、公众参与或者私有化等，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善治的结果。

[5]环境问题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涉及政府体制障碍、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制衡不足、公众环境意识匮乏、文化认知差异等多个方面。

同时，环境本身又是一个属于特定时空的概念，即使是同一类型的环境问题也会因为所处地域、时间的差异而具有特定的生态系统特征。

正是由于环境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复杂关系，因而不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可以适用于分析、解释和“医治”所有的环境问题。

但是，目前治理理论的理论逻辑、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等并没有体现出环境治理的异质性特征。

[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又称为人类系统）与生态系统（又称为环境系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环形反馈、时滞、遗传效应、阈值、异质性和突变性等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

[7]环境问题源自人口、经济（如全球化、贸易、市场）、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社会力量引起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变化（如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物种迁移、资源收获与消费变化），进而影响了人类的福祉状况。

[8]换言之，环境问题只是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互动链中的一个节点（见图3-1）。

成功实现环境治理的关键是，需要与当地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多样性的制度设计，来化解各种具有不同特质的风险。

[9]而要弄清楚特定治理机制的适用性，决策者必须真正明白环境问题的产生机理，识别出影响治理结果的关键变量。

这就需要在跨学科或者多学科基础上将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起来，去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在不同空间、时间和组织层级上的复杂互动。

[10]

图3-1人类—环境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内部作用机理

对复杂、多层嵌套和动态变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又称为人类—环境系统）进行整合研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不同学科门类使用不同的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和解释其研究领域内所“看到”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既能整合交叉学科（包括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地理学等）中的多种知识，又能容纳社会—生态系统中那些多尺度、非线性、跨时空的变量因子的共同分析框架，将是帮助研究者跨越学术上的“巴别塔”、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的前提。

[11]

最近几年来，国外学术界在社会—生态系统跨学科耦合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发了一系列将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及其相互关系都考虑在内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这些分析框架的出现使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结构化、规范化，因而被大量应用于不同类型的资源环境治理案例研究和实践之中。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指出，这些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在研究目标、学科背景、适用范围（包括时间尺度、空间尺度等）、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等概念的理解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很多研究环境治理的学者不能对各个框架的可用性有整体的认识，不仅导致他们难以选择与其研究问题相匹配的分析框架，也阻碍了对不同研究框架在不同尺度上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

[12]与此同时，目前国内环境治理领域在社会—生态系统整合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尤其是在理论框架方面少有论述。

因此，对国内外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对于促进国内环境治理研究也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性。

在前期的文献调研中，笔者从国内外相关文献（包括期刊论文、书籍、报告等）中挖掘出了10多个可能的框架。

经过初步判断和筛选（筛选标准[13]包括：

第一，框架必须包含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第二，框架必须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对相关概念有清晰的界定和解释；

第三，框架必须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得到学术共同体较广泛的应用），最终选出三个较为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Human-EnvironmentSystemFramework）；

——管理—转型框架（ManagementandTransitionFramework）；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ocial-EnvironmentalSystemFramework）。

本章接下来内容安排如下：

首先，对人类—环境系统框架、管理—转型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理论假设、研究目标、结构设计（如何解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等进行简单的评介。

其次，着重从创立背景（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内容、适用范围等）、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解构、对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解构三个方面，对人类—环境系统框架、管理—转型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最后，本章将根据研究结果，讨论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为环境治理研究带来的新变化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个典型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帮助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清楚地认识各个框架的类型、结构、功能等特性，以便于选择与其所研究问题最适应的研究框架；

进而促进环境治理研究跨越“万能药”陷阱，并最终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二节对三种框架的评介

一人类—环境系统框架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肖尔茨（Scholz）教授及其团队在2003年共同开发的一个旨在研究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构化分析工具。

[14]肖尔茨认为，环境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自诞生以来，总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研究资源环境问题。

这种研究视角通常认为，人类活动会单向地影响环境系统，分析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环境或环境平衡，以期找到消除这些影响的办法。

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种以生态学等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研究视角。

这种研究视角则认为，生态系统会单向地影响人类社会，着眼于将人类系统整合进生态系统的分析中，以实现环境最优化的目标。

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已经毫无争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环境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系统。

因此，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人类社会对环境系统的影响，以及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的反馈。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正是肖尔茨等基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视角而构建的系统分析工具。

在人类—环境系统框架中，人类—环境系统被定义为人类系统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环境系统的统称。

由于不能正确理解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人类对人类—环境系统所采取的规制措施往往并不能有效促进人类—环境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系统理论、控制反馈理论、认知理论和决策理论的深入认识，人类—环境系统框架认为，可以从“结构”“过程”“层级”三个方面去理解由人类行为[15]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背后的规制机理[16]（见图3-2）。

在结构上，人类—环境系统框架将“人类系统”和“环境系统”划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实体。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认为，决策是人类系统最基本的行为活动，因此从决策理论出发，将“人类系统”继续解构为“目标形成”、“战略制定”和“战略选择（评估）”三个决策过程变量，其中“战略选择（评估）”尤其受到所对应的人类—环境系统背景条件的限制。

对于“环境系统”，人类—环境系统框架没有进行详细的解构，仅设置了一个相对模糊的“环境长期动态变化”变量。

这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

首先，基于现有的知识，人类可以监测环境系统的动态变化。

其次，环境系统还包括很多未知的动态过程，而且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预测其长期变化非常困难。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认为，人类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通过“（人类）行动”“环境响应”“环境意识”紧密连接在一起。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基于认知理论认为，不同意识会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将“环境意识”分为三个等级：

a.完全忽视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b.协调融合环境敏感行为与环境变化；

c.完全的环境主义者，以实现环境最大收益为目标。

图3-2人类—环境系统框架的结构—过程—层级

在人类—环境系统框架分析人类—生态系统规制的机理中，“过程”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包含人类—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的过程，一个是人类系统中的“决策—行动”过程，另一个则是环境系统对人类环境敏感行为的“响应—反馈”过程。

“决策—行动”过程相对较为简单，是指在特定社会—环境约束下人类环境敏感行为从决策到行动的过程。

当人类行为发生后，会不可避免地使人类系统和环境系统产生物理上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就形成了“响应—反馈”过程。

人类—环境系统根据决策理论，将“环境响应”定义为与人类环境行为结果有关（时间或者因果）的事件、时期或情景。

“环境响应”可能发生在人类—环境系统中不同的层级，其持续时间取决于等级高低以及对人类的影响程度。

由此产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

如何认知和区分这些“环境响应”对人类系统的反馈作用？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将“响应—反馈”过程分为初级反馈回路和次级反馈回路两种路径。

前者是指直接（短期）环境响应形成的反馈回路，人类经过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短期）环境变化的评估和学习后，改变原先的目标或需求。

后者则是指间接（长期）环境响应形成的反馈回路，人类行为通常会对环境造成意料之外的改变，导致时间上的延迟或反弹效应的产生，并最终影响人类的环境决策。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认为，通过对初级和次级“响应—反馈”回路的分析与学习，人类可以及时对起初所制定的目标和战略做出有效的修正。

但是，实际上，人类—环境系统中从行动到反馈的过程异常复杂。

人类—环境系统框架根据米勒（Miller）的“生命系统理论”[17]构建的人类系统，是一个从个体、群体、组织到社会等不同层级构成的复杂系统，每个人类层级与其对应的环境系统形成了特定的“人类—环境”关系以及规制机理。

而某一个层级人类行动所造成的环境变化不仅会反馈到相应层级的人类系统，也可能会对其他层次的人类系统造成影响，如何监测、评估这一过程仍然是个困难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人类—环境系统框架将人类的行为模式简化为一个从个体到社会自下而上的进化过程，强调研究人类环境行为时应从个体层面开始，选择与之对应的环境系统尺度，然后逐级评估每个人类层级所选策略的预期效用或收益。

二管理—转型框架

管理—转型框架是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克劳迪·

保尔-沃斯特（ClaudiaPahl-Wostl）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共同创建的一个跨学科概念性方法论框架。

管理—转型框架主要用于分析水（流域）系统治理过程和管理体制，旨在提高对水（流域）系统特性的理解和认识，为实现水（流域）系统的适应性管理转型提供支撑。

[18]对于水（流域）系统而言，管理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治理失灵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