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功用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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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功用Word文档格式.docx

”相对于笑话这一民间文化的繁盛来讲,目前对它的研究只能称得上是蜻蜓点水,对于其生成机制和文化功用尤其未有深入的探讨。

本文以我国古代笑话创作的集大成者――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①为语料,从故事中“矛盾”与“契合”的巧妙构造和语言的发展两个角度分析笑话的生成机制,总结出笑话最为主要的四种文化功用,即娱乐、讽刺、引导和文化传播,进而对笑话的定义给予新的界说。

  

  一、笑话的生成机制

  笑话的成因颇多,但究其实质是“矛盾”的制造与解除,进而达至“契合”。

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论讽刺”所言:

“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事情。

”笑话中必须有与现实的常态和公认的规则不一样的“矛盾”才能制笑,而这种“矛盾”又必须是从另一方面回归现实的――这种回归往往在人的心灵深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在诸多方面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大家普遍认同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等,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契约”。

在此前提下,一旦有人不合“契约”,即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笑料。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

“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觉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笑就是这不相吻合的表现。

”笑话只有在“契约”形成并被打破,同时又与人们实际的某种期待相契合时才会发生。

  先民们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和共同生产方式下长期共处,不自觉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由此又衍生出相对固定的交际原则和行为方式,被我们定义为“契约”。

这种契约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制度文化层次和心理文化层次。

  制度文化是指“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制度及组织机构和设施等的总和……是人类在漫长的文化进程中进行自然和社会规范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

制度文化不仅包含着强制性较高的制度规范,如法律、法规等,也包含着强制性较弱的如风俗、习惯、道德等一般社会规范”。

制度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人们相对一致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及心理文化的形成过程。

一旦固定的思维习惯形成,大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的思维模式即囿于其中。

当有人以特别的方式打破这些常规时,其他人会为其不合群而笑。

  心理文化的形成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

“人不是由本能,而是由习惯塑造的。

人受制于其生活其间的文化……社会对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的判断也是由文化背景决定的。

”因为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人们便会对故事中不合常态的现象顿感“失调”,而揭露和讽刺这种“失调”又恰好与自己的内心体悟达到“契合”后便会报之以笑。

另一方面,只有在社会具有心理文化主流倾向的情况下,笑话的创作者才能把握当时主流的“正常的事情”和“可笑的事情”,更好地找到“矛盾”和“突破”之处,创作笑话。

  笑话的产生源自对“契约”的“突破”,这种突破是通过“矛盾”完成的。

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和美学奠基人康德曾指出:

“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感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东西存在着。

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

”如《嘲谑?

不出来》记:

一人被妻子打,无奈,钻在床下。

妻呼曰:

“快快出来!

”答曰: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定不出来。

”我国古代是男权社会,但是“惧内”并不鲜见,甚或如蒲松龄所言:

“惧内,天下之通病也。

”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矛盾。

具体在此则中,丈夫语气上的强硬与心中的害怕又形成一组矛盾。

看到故事中丈夫胆战心惊却又碍于男人威严而佯装霸气的形象,女性们会觉顿获尊严,而男性们也会立即将自己与其区分,进而自豪不已。

无疑,对笑话中男主人公的嘲笑与人们渴望尊严的心理达到了契合。

此外,丈夫所用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制笑之处,他的自我解嘲暗合了我们生活中常以自我满足来掩盖客观事实的心理。

  综合来看,这种“矛盾”大体可分两种,即内容上的矛盾和语言表达上的矛盾。

  《官箴?

下公文》记载:

有急足下紧急公文,官恐其迟也,拨一马与之。

其人逐马而行。

人问:

“如此紧事,何不乘马?

”曰:

“六只脚走,岂不快于四只?

”这则故事是在内容上制造矛盾的例子。

本为加快速度给差役添的马匹却被他牵着走,还自认为脚多就会增加速度,不禁令人捧腹。

我们之所以会笑,是因为我们之前已储备有“马匹是用来载人的工具”“马跑得比人快”的认知。

当人与马在一起,且要加快速度时,我们一般会认为“人必须骑上马”,否则就有悖常理。

这种表面的“矛盾”与人们内心期望看到别人比自己愚笨的心理是契合的,当觉得自己强于他人时就会自然产生自豪感和荣耀感。

正如霍布斯的“突然荣耀说”所言:

“笑的情感只是在见到旁人的弱点或是自己过去的弱点时,突然念到自己某优点所引起的‘突然的荣耀’感觉(suddenglory)。

  《口腹?

合做酒》记:

甲乙谋合本做酒,甲谓乙曰:

“汝出米,我出水。

”乙曰:

“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

”甲曰:

“我决不欺心,到酒熟时,只泌还我这些水便了,其余都是你的。

”显然,此故事在表达上有很大矛盾,主要体现在语用的含糊上。

酒熟前后的“水”有着天壤之别,而甲在表达时有意忽略,致使乙遭糊弄,谋得利益。

我们会捧腹,是因为创作者对他的嘲讽与我们鄙视贪利耍滑的小人和歧视呆头呆脑的愚笨者的心理达到了契合。

  制造“矛盾”并不一定就能达到制笑的目的,表层的“矛盾”必须有内在的“契合”才能制笑。

“美感是人在对象身上关照到自身的力量而产生的,是人对自己的确认、肯定而产生的精神愉悦。

”可见,美感背后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只有当外在事物与接受者的内在体悟、实际期望达到“契合”时才能使人发笑。

如《广笑府》中众多讥刺贪官的笑话,贪官的胡作非为与他们应有的作为形成了矛盾,而慑于威严,普通百姓通常对他们只能逆来顺受。

但是,当有人勇敢地站出来编写故事嘲弄他们时,人们便顿时觉得契合了自己压抑已久的悲愤及憎恶之情,觉察到了这种嘲讽的趣味。

人们乐于接受并传播,这源于他们的内心深处期望贪官受到嘲弄和惩戒。

《官箴?

有天无日》记:

官值暑月,欲求避暑之地,同僚纷议。

或曰某山幽雅;

或曰某寺清凉;

一皂隶曰:

“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

”官问何故,答曰:

“此地有天无日头。

”似在探讨何处乘凉,答案竟在公堂之上。

这极大地嘲讽了官员办事黑暗,表达了对官员的痛恨,满足了广大百姓心愿。

笔者认为笑话中可以进一步解剖出“三个要素”,即创作者、传播者及接受者(往往还是再传播者)。

笑话产生并要成功传播还有赖于这三者的认知方式、思维习惯、审美情趣甚至是人的本性在某个问题上达到一致,正所谓“笑要有共鸣”。

如《九流?

药名》记:

一人久客归,妻已育三子矣。

讶以何以不夫而孕,妻曰:

“思君之极,当是结想所成故命名皆有深意:

长曰远志,想你出行也;

次曰当归,想你归来也;

又次曰茴香,想你回家也。

夫曰:

“我若再做几年客,家里开得一个新药铺了。

”这则笑话只有当创作者、讲述者和接受者三者都同时了解“远志”、“当归”、“茴香”在作为药材名的同时具备的引申义,才能领会到妻子对丈夫的糊弄之意,达到制笑效果。

  由此可见,语言的发展成为了笑话生成的必要条件。

汉语本身是表意文字,且具有多字同音、一词多义等诸多特点,它产生和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和积淀,这使得笑话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制笑之点也更多。

有一则《口腹?

酒令》记:

一人出令曰:

“春雨如膏。

”或疑为糕也,曰:

“夏雨如馒头。

”或又疑为夏禹也,曰:

“周文王像塔饼。

”它的制笑在有赖于汉语中“膏”与“糕”、“夏雨”与“夏禹”的谐音及历史文化上“夏禹”与“周文王”均为君王的事实,这些都是语言积累的结果。

  汉语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表达技巧的增多,这也为制笑提供了多样的手段。

笑话中最常用的就是夸张。

如:

《贪吝?

死后不赊》记:

一乡人,极吝致富。

病剧,牵延不绝气,哀告妻子曰:

“我一生苦心贪吝,断绝六亲,今得富足。

死后可剥皮卖与皮匠,割肉卖与屠,刮骨卖与漆店。

”必欲妻子听从,然后绝气。

既死半日,复苏,嘱妻子曰:

“当今世情浅薄,切不可赊与他。

”乡人死后还想着敛财,最为滑稽的是他还担心妻子赊账与人,于是死而复活。

此处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乡人的极致吝啬,将人性的悭吝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笑话的文化功用

  不仅笑话的生成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笑话生成之后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功用,这正是几千年来它历久弥盛的根源所在。

它的文化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娱乐

  从审美效果来看,笑话应能引人发笑,逗人开心,没有笑便没有笑话,因此娱乐性是它最直接的功用。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论幽默》中认为“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后喜剧性具有释放作用”,这同样适用于笑话。

在冯梦龙所辑录的另一部笑话作品《笑史》的出版说明中著名戏曲家李渔有一段戏说:

“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

”可见,笑话的标题都有了娱乐的功用。

笑话的娱乐性有别于音乐、舞蹈等其它娱乐形式,它引出的笑是一种有意味的笑,是人的生理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常常涉及生活中悖理性的东西,说出来也许有伤雅性,却不至于招致伤害,与人类的美感经验相联系。

  

(二)讽刺

  笑话的生命在于引人发笑,但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种“轻薄”的俗文化。

相反,产生于民众之中的笑话往往从劳动人民的爱憎感情出发,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考察一定时期社会基本状貌较为翔实的材料。

纵观中国笑话的内容及表现形式,足见嘲笑讽刺是它的主要功能,且嘲笑之中,自有褒贬。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

谐隐》篇有记:

“古之嘲隐,振危释惫。

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

”即言喜剧文学一个基本特征是引人发笑,但不能止于此,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应起一定的讽诫作用。

笑话正深刻地践行了这一点。

  《广笑府》中的讽刺多表现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讽刺封建统治阶级、虚伪的道学家、市井腐儒、塾师、庸医、书生、道学先生、不守教规的僧道、吝啬者、惧内者、说大话者、愚昧者等。

如《嘲谑?

卖弄》记:

一亲家新置一床,穷工极丽。

自思好床,不使亲家一见,枉自埋没。

乃假装有病,偃卧床中,好使亲家来望。

那边亲家做得新裤一条,亦欲卖弄,闻病欣然往探。

既至,以一足架起,故将衣服撩开,使裤现出在外,方问曰:

“亲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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