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经典 重建经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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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没有谁号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重新回到经典的冲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渴求。

　　第二，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都跟重新回归经典有关系。

比如，当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中华文明面临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化的国家呢？

许多儒家士大夫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论语》《孟子》）和解释《五经》的传、记之学，把这些典籍重新确立为新的经典体系，即所谓的《四书》，从而为中国文化又一个高峰的近世文明奠定了人文价值、人文信仰的基础。

　　回归经典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建中华经典学，或者说是重建“现代新经学”。

　　当代中国，我们需要通过回归经典来追求现代人所需求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人文信仰。

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的过程。

这个重建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如何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

我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

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所谓的“经”实质上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比方说，孔子创立的所谓《六经》体系的前身，实际上是夏商周时期的先王们留下的档案、文献等历史典籍，而孔子希望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重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故而从历史传下来的典籍中间挑选、整理出一个《六经》体系。

　　第二，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应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选出哪些典籍作为现代中国文明复兴的经典？

今天假设我们要重新编一套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经典体系，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五经》《四书》。

其实如果我们要建立合乎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经典体系的话，不应该局限于历史上的经典，而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而重建经典体系。

　　当代中国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需要实现两个超越。

一个是超越时代。

也就是说我们重建新的经典体系，应该不再以“三代”圣王为标准，我们除了充分考虑轴心时代的先哲所创作的著作外，也可以延续到汉唐以后，只要是既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价值和意义的文献，都可以进入中华经典体系。

另一个是超越学派。

中国古代的经学，在经、史、子、集里面只有儒家的经典才是经学，其他各家各派的都不是经学，而是子学。

如果我们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新经典体系时，只要具有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均可以成为当代中华经典。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建构和现代需要来看，儒家典籍仍然是中华新经典体系的主体。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超越学派，从中华民族无限丰富的典籍里，为现代中国人构筑精神家园、为中华文明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来建立新的经典体系。

　　第三，我们选出新的经典体系来，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合乎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创造性诠释。

我相信，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学人、当代中国人和千古圣贤打破时空关系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要在这种对话中完成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

这种对话能够实现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人文信仰、人文理性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意义。

　　为了推动相关问题的思考，日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邀请海内外70余位学者，围绕“儒家经典的产生、演变与诠释”“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继承与发展”等主题，分别从经学、四书学以及经典诠释学等角度展开深入交流，其中不乏卓见。

现摘要发表，欢迎读者关注。

《光明日报》（2016年02月29日16版）

　　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

　　从1996年起，我带领一个30余人的学术团队，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重大项目：

《中国经学思想史》。

这套书的第一卷、第二卷于2003年出版，我们得出的结论与蔡元培、范文澜等人的结论完全相反。

我们认为，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儒家经典（也可以称为“中华元典”）是中华文化的“根”，儒家经典中所承载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魂”。

　　有一些人不无忧虑地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很好，但是，搞复古主义也不太好。

这个话听起来貌似公允、全面，实际上骨子里是对“国学热”“经学热”有看法。

我认为“复古主义”从来都是伪命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论什么人物，想“复古”是不可能的。

西方著名的大学很多都有经典学系，而且经典学系成为他们的招牌学科，并没有人说他们复古。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典学系？

我们没有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经典吗？

我认为，中华元典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相比，各有千秋，毫不逊色。

　　这个经典学系可以同以前的经学不完全一样，我主张“大经学”，即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也可以讲佛家、道家、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经典，可以讲西方文化经典。

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着想，要用全人类最好的文化养料去培育他们。

只有这样，我们的高校才有可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我们在人文学科方面还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原因在哪里？

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

我们没有使学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要在现代中国高校中恢复和重建经典文化。

　　就我个人所从事的经学研究而言，第一，我是把经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平台。

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将是在“大经学”的研究平台上向前发展，要“返本开新”。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每一次新发展都是返回到“本”，返回到经典。

它不可能是从子学（诸子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而只可能是从经典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第二，我是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这个平台来研究。

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和“魂”，不能离开经学。

讲其他传统文化而不讲经学，那都是枝枝叶叶。

第三，我是把经学的研究当作今日人伦道德重建的平台。

这些年我们的人伦道德差不多快被摧毁了。

古人非常有智慧，我们没有了解到古人的智慧，觉得道德没有用。

其实道德就是一个大堤坝，不发洪水的时候好像没有用，但是一发洪水就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已经吃了这个亏。

再要重建它，需要漫长的时间。

中华民族精神对儒家经典的吸收

　　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

　　历史上，中华民族精神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吸收和阐释得以体现。

也就是说，经典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主要体现在：

　　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它的形成受到了儒家经典《易传》的影响。

《周易·

贲卦·

彖传》云：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人文即指行礼乐之教。

　　爱国主义精神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吸收表现出来。

《左传·

昭公元年》云：

“临患不忘国，忠也。

”强调在身陷危难的时刻也不忘报国。

董仲舒云：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

董仲舒传》）重视和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

　　仁义思想是儒学最基本的内涵。

以“仁”为根基，以“爱人”为主旨，把仁爱思想推广开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己及人的忠恕精神也通过儒家经典表现出来。

“子曰：

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卫灵公》）孟子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梁惠王上》）主张以己度人、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使天下得到治理。

　　中华民族克己奉公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

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名言上。

程颐加以发挥，强调“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伊川易传·

比卦》），肯定公的价值，主张去私心，治天下以公。

　　此外，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崇尚气节、讲求操守，保持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随时应变以时中、改革日新，和谐等中华民族精神于儒家经典中都有充分体现。

以上可见，中华民族精神对儒家经典有大量的吸收。

今天的人们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中，不应忽视其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

　　诠释学是横跨中外、通达古今的桥梁

　　北京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洪汉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乃是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是中国学人的“自我阉割”。

随着莱奥·

施特劳斯关于古今之争的推介，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将古典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主张一种没有现代性干扰的古典性。

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恰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诠释学就是中西和古今之间的桥梁或中介。

　　首先，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时代性和民族性。

文化的时代性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或相同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的差别；

文化的民族性则指各民族文化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各自的文化传统。

就我国文化来说，应当区分两个不同的时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两个时代。

前一个时代的中学与西学之争，源于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锁国愚民，一些先进人物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发愤图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是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过程，因而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问题。

后一个时代的中西方关系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关系。

我们学习西方是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理论。

这时我们就不是西化，而是国际化，世界化，先进化，普遍化。

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说，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

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

我很赞同我的老师贺麟先生的观点，贺师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

　　其次，对古代经典的理解，需要进行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

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柏拉图已经不是当时的古希腊、柏拉图了，而是我们此时的，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也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

古典型或经典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还是一个现代性概念。

经典型或古典型的真理并不自在持存，而是通过历史的不断参与，即与当代不断进行中介而存在。

经典型或古典型东西就是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

理解永远是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在它们之间建造一座桥梁。

　　在中外关系和古今关系中，凡是学都是学共相，学优于自己的东西，因而是观念的融合过程。

从诠释学观点看，中外和古今的学习关系，都是这种融合过程。

认为借鉴西方哲学来发展中国哲学就是按西方模式建构中国哲学，或者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就是将经典现代化，这都是误解了观念理解的本质。

对观念的理解不同于观念本身，它是要把观念带入一个更大的自己所属的视域中。

这正是古代柏拉图所说的知识是回忆、近代维柯所说的copia（丰富的观察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前结构、诠释学的作为、修辞学的发明和伽达默尔所说的应用。

任何对观念的理解都不是对原观念的复制或模仿，而是把原观念带入我们所处的现实性，使其具有当代性，经受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