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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及影响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人,唐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

参与王叔文、王侄发起的“永贞革新”,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打击豪强地主集团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宦官、藩镇等势力。

改革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又改为柳州刺史。

柳宗元一生重视教育,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荀况、王充等人的思想,强调德教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他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更重视教育实践,注重教育的施教方法,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只有“顺木之性”才能“以致其性”等等,这是非常精粹的教育思想。

他和同时期的韩愈都强调从师求学,但又有着诸多不同。

韩愈抗颜为师,柳宗元则拒师之名;韩愈力主以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而柳宗元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但不株守儒家经典,主张兼习包括佛道在内的百家之言。

韩愈提出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柳宗元则师友并称,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认为君子不是天生的,强调后天学习,提倡博览群书、博采众长。

他的师生观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精神。

其《种树郭橐驼传》从表面看虽然是只谈种树的道理,但其中却蕴涵着丰富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从教育绩效、教育原则、教育方法,到“顺天”、“致性”,处处闪烁着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富有很高的教育研究价值。

一、“儒佛调和”的思想根源

柳宗元接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儒学是其学术思想的主体。

与韩愈的反佛教恰好相反,柳宗元又宣扬佛教,曾与韩愈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也受到过韩愈的批评。

当时的一般士大夫都喜读佛书,从佛教思想里吸取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里说:

“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他曾自负地说:

“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可见柳宗元是一位极力推崇佛教的人。

柳宗元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宣扬佛教却不迷信佛教,特别注重对佛教教理批判地分析与利用,推崇佛教有益的一面。

中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的斗争与交流推动着当时思想理论的发展建设,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说: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

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唐朝是佛教的鼎盛时代,到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他曾在家庭影响下信佛,对佛学也作了长期研究。

他既学儒又兼学佛,认为儒佛的思想学说有共同因素可以相互沟通,因而主张“统合儒释”。

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山遂游河朔序》中说:

“昔之桑门上首,好于贤士大夫游。

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少逸、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

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

”他称赞自六朝以来兴盛的士大夫与佛门交好,儒、释相互交流的传统,并.

肯定其意义,可见他是把佛道当作诸子学说中的一家的。

二、“期以明道”的教育目的

柳宗元所处的是朝廷政治黑暗,国家经济腐败,皇帝昏庸,宦官专权的残破不堪的社会,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应当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用改革的措施来使统治阶级的思想合于“道”的要求,以使国家长治久安。

因此他提出“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即通过教育手段以期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才。

柳宗元认为教育目就是培养君子,柳宗元所说的君子,除正统儒家学者经常强调的“忠君、孝亲”那一套伦常标准之外,还强调以能否符合“公之大者”的政治要求,以及是否具有“生人之意”的政治理想为标准。

他同韩愈歧异的地方也在于此。

柳宗元认为君子的历史使命是“行道”,“济世安民”。

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其道,外可以行其道,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治道,就居家修养以完善其身。

这是孟子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传统思想的继承。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

辞之传于世者,必由是书。

道假辞而明,辞假道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这就是说,圣人教人,旨在明道。

圣人之言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能明道的缘故。

他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知识是为德育服务的工具。

“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周乎志者,穷踬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变其名”(《送.

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君子“周乎志”、“周乎艺”,志艺两方面都应完备。

宋代的周敦颐受此影响,主张教育以“学为圣人”为宗旨,认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们善恶归善,求得“仁义中正”。

三、“取道之原”的教育内容

柳宗元吸收的是先秦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成分,所受的是佛学教义的影响,他把儒、释、道三家以融为一体,兼其所长,认为这些“皆以佐世”,“要之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所以《诗》、《书》、《礼》、《易》、《春秋》便是教育学生的根本内容,也就是“取道之原”或者说是“准绳”。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之原也。

参之《谷粱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主张教育内容以儒家五经为本,参之诸子之言,但不株守儒家之言,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纳的态度。

柳宗元认为学习百家时,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盲目信古崇古,对古代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

四、“顺天致性”的教育方法

必须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

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谈到一位种树能手郭橐驼,其经验诀窍却非常简单,就是: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也就是要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而“不害其长”。

只要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就可以“勿动勿虑,去不复顾”。

一般人种不好树,往往是因为“爱之过殷。

忧之过勤,旦视而暮抚”,“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

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柳宗元所要表达的是“做官理政”的道理,但听者非常高兴地说:

“我问养树,得养人术”。

一篇《种树郭橐驼传》通过完整的人物故事来婉转地表达“养人”的思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与树人的本质是同一的,柳氏“养人”思想在本质上是“育人”的思想,他的自然主义政治理念必然包含着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

事实上《种树郭橐驼传》的确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包括教育原则、教育方法、教育管理、教育评价等。

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但又不是放任自流,为学生提供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动力是必要的。

“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读书人一是意识方向明确,二是志向坚定不移,有了这两点,就可以“尽力于所及”,而使自己“备四德”,又何必要别人喋喋不休地向他灌输那些教条呢?

柳宗元认为教育儿童的根本方法是“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应按照自然规律教育儿童,不能太过或教育者只能按更不能人为地束缚或戕害儿童身心的发展。

不及,

照儿童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恨铁不成钢,动辄体罚。

近代龚自珍写的《病梅馆记》当受其影响。

这种自然主义的教育观对我们现代教育何尝没有强烈的启迪性?

五、“交以为师”的师生观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

他说:

“举世不师,故道益离。

”(《师友箴》)但他在师生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

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

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

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闯有师,有则哗笑之以为狂人。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韩愈写了《师说》: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柳宗元同意韩愈的“师道论”,认为师道是很重要的。

柳宗元的师道观不同于其他教育家,他认为做教师不在于有没有教师的名分,而在于有没有教师的实质,他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取其名全其实”(《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这虽然是他个人在特殊情况下提出的主张,但在看待教师的问题上,却有着普遍的积极意义。

魏晋以来,教者耻为人师,众人耻学于师,再加上“永贞革

新”失败,柳子被贬南荒,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贬官罪人,常受到政敌种种造谣诬蔑,如果再大张旗鼓招收学生,更会供给政敌以攻击的口实,因此他不愿公开建立师生的名义。

柳宗元力避师名,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这是他“去名取实”的思想根源。

从柳宗元师道观的实质来看,做真正的老师怕的是不能胜任其名,而不是不要教师去教学生,只是不取师之名,是事实上做着教师又能胜任教师工作的教师之实。

柳宗元对教师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师是不易求得的,把师道看得特别重。

他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必须爱自己的学生,对学生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老师,一是“爱学生”。

国子司业阳城在太学任教期间“爱加于生徒”,受到柳宗元的大加赞赏;他在长安时,每天有数十人来门下求教,他虽然忙于政事,但“不敢虚其来意,又长必出之,有不致必基之”(《旧唐书-柳宗元传》);被贬永州十年,全国各地不少青年或写信寄文向柳子求教,或不远千里来永州登门拜访。

《柳宗元全集》中记载有韦立中、严厚舆、袁君陈、韦衍、廖有方、崔黯、吴秀才等;出为柳州刺史,“衡湘以南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先生为师”(《柳先生历官记》),《旧唐书?

柳宗元传》说“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柳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

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

二是“博学多能,不守章句”。

柳宗元在《送易师杨君序》中说:

“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力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

”“专而一”

就是专经典而通达,“新而一”就是有独特见解。

这是柳子心日中教师的形象。

三是“诲人不倦,一丝不苟”。

他继承孔子的“诲人不倦”精神,“有来问我者,吾岂敢嗔目闭口邪?

”“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毫不自私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他在《师友箴》中说:

“不师如之何?

吾何以成!

不友如之何?

吾何以增!

”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实际上就是把师生的教与学结合起来,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鼓励学生要“当仁不让于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师生之间免去师、弟子的虚名,保持融洽的师生关系,相互取长补短,互为老师。

这样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都可以得到教益,古往今来凡是追求真理的人,是没有一个不愿意这样做的。

柳宗元“交以为师”的见解,以师为友,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要求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既能两全,又有两利,既体现对师生关系的辩证思想,比韩愈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解又前进了一步。

这种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这在古代实在是难能可!

贵的.

六、“化人及物”的人才标准

柳宗元对人才的选拔,提出了一个德才兼备、“化人及物”的标准。

这种标准的提出,与他一向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分不开。

柳宗元始终向往“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答贡士元公瑾论进士书》),提出“即及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可见柳宗元的选拔人才的标准是:

不仅仅看他的辞章,还要看他的才能,考查他的知识,能道化黎民、为国家社稷出力做番事业。

这种选拔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标准,只有选拔培养这样一批有才能、有知识、能化人及物的人才,“俗其以厚,国其以理”,“致大康于民”,“生人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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