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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
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
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
改订了“清史馆职名”;
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
抽换了《艺文志·
序》;
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
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
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
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
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
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
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
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
”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
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
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
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
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
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
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
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
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
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
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
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
1981年印行,两大册。
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
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
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
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
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
”《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
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
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
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
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
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
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
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
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
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
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
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
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
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
”显然,按其本意。
《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
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
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
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
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
易培基在呈文中说:
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
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
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