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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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

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

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

改订了“清史馆职名”；

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

抽换了《艺文志·

序》；

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

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

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

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

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

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

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

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

”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

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

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

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

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

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

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

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

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

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

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

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

1981年印行，两大册。

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

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

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

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

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

”《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

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

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

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

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

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

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

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

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

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

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

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

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

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

”显然，按其本意。

《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

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

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

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

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

易培基在呈文中说：

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

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

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