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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

2、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

3、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4、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

5、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

6、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

7、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

8、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 、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

9、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

10、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

11、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

12、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

13、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

14、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