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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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

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

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

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全世界的焦点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得知苏联军队是为“布拉格之春”而来；

于是，全世界都在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

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这很说明问题：

动乱和造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稳定的。

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继续了10多年：

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

他处处模仿斯大林：

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经常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能占据这样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

就像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捷克斯洛伐克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

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

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构建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

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太平盛世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监督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

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

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

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非法的贪污腐败和合法的特权等级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能感觉到的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

效率低下，技术落后。

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较上年下降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2％；

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

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三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

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像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

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

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

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

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在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

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供需；

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

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是加大了国企领导人权力，而没能改变工人的处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产积极性；

另外，有了自主权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

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

“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产生，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

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学者，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斯洛伐克人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

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学者们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

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有400多名作家出席。

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

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发言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

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

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

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

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

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

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

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

他说：

“审查制度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

反专制主义，要人道精神；

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上台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然后，团长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

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公民了。

　　他说：

“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

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

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

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

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

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需求为止。

例如：

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

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