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在学校教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分析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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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则称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惟一的中坚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而美育一词，也是蔡元培由德文sthetischeErziehung意译出的，并为教育界所认同。
从而，使美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总是把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汇入到自己的美育实践中，并加以积极地推广。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美育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他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他把美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在教育方针上确立了美育的地位。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在此期间，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
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把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旨，改成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项，删去了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尊孔两项教育宗旨。
他强调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并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
他重视世界观教育，即开设哲学课程，目的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
同时，他又主张以美感教育作为世界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以破除人生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为前提的弊害，达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国福民的境界。
他认为这五项宗旨相辅相成，都是“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所需要的。
从这时起，美育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宗旨，付诸实施。
蔡本人为此作了很大努力，如在各级学校开设美学课程，创办美术、音乐的专门学校等。
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进一步提出:
“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
（一）体育，
（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这四项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
”[1]1922年他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又指出:
“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
十年来，渐渐的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
”这显然是从教育方针的层次上说的，形成了“四育”并重的教育思想。
其次，在学校教育中，强调了美育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认为:
“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
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
”[2]“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3]他把美育作为德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为了强调美育的重要，又把它和德、智、体诸育并列而称之为“四育”，认为这是培育“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废的。
蔡元培把美育又称作美感教育，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
他曾对美育及其作用作了这样的解释:
“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
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溪厚，有待
陶养。
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
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
”
后来他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中，对美育作了如下定义: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他认为，“顾欲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
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也。
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
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对美育的特点和作用作了合乎实际的阐释。
蔡元培重视美育，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纯粹的美育，激发、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操。
他曾用“超功利”的美学观点，试图说明通过美育，能够使人们达到这样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即“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3]。
在阶级社会的现实中，这自然只是一种梦幻，但如果脱去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那么，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美感教育，却确是能够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如蔡元培所说不因“见小利，急近功”而“失节堕行”，不因几次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
同时，他认为美育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原动力。
蔡元培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认为两者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这就是说，智育和美育应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推进的。
他曾以“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
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3]来说明科学和美术之间的关系。
他以为人们具备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
这正如他所说的“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4]。
他还认为美育可以革除人们的不良习俗，给人以正当有益的娱乐，以提起治学的兴会。
他说:
“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
”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有些人甚至产生厌世的思想，他们“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
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
[4]总之，蔡元培热切希望国家富强，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因而他要通过美育培养学生具有创业的志向、冒险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事业心。
再次，蔡元培一生致力于科学教育和美感教育，都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救国目的相联系。
他积极倡导美育，不仅是为共和培养健全人格的人才，而且也体现他对社会进步的关注。
他在美育上的两个进步主张，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其一，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针对封建迷信观念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而提出的一项进步主张。
早在1916年，蔡元培就针对当时甚嚣一时的“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说，提出“宗教为野蛮民族所有，今日科学发达，宗教亦无所施其技，而美术实可代宗教”的看法。
1917年，他正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他指出宗教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
他认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
他特别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即以“宗教为之累”的明显例证。
他反复强调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养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于宗教，就会受到它的毒害。
“美育之附丽宗教者，常受宗教所系，失之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产生褊狭性，误人深矣”。
他指出: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5]蔡元培除了为反对宗教愚昧和发扬科学而提倡美育外，还特别针对当时复古派要组织孔教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以任何宗教形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这些都反映了蔡元培要求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民主精神。
1922年前后，在上海由一些教会学校出身的人发起了一个所谓“基督教学生运动”，并在北京设立临时全国总部。
这个运动的发起，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五四以后一般天真的莘莘学子多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有的更中了马列邪说之毒，时闹学潮，走入歧途”。
他们表示要“以基督化品格的青年”，“去改造社会风气”。
[6]其反动政治目的是十分显然的。
他们和国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势力相勾结，决定于1922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三次大会。
蔡元培对宗教势力插足学校深不以为然，他曾就此事提出:
“今年忽然有一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的清华学校开会，为什么这些学生，愿意带上一个基督教的头衔为什么清华学校愿给一个宗教同盟作会场是大不可解。
”[7]
这首先引起上海进步青年的反对，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接着，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决定以会员个人的名义发起非宗教运动，于是北大等一些学校学生和各界人士联合组织了“非宗教同盟”。
这次非宗教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蔡元培等一些社会名流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并被推举为同盟干事。
这时，蔡元培仍积极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1922年3月，在他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
（—）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在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
（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
（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8]
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是他反对宗教干涉教育的三项重要原则。
这一时期，北大校内是没有基督教团契一类活动的。
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召开第一次大会，蔡元培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题为《非宗教运动》的演说。
“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
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
”他还说:
“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引诱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他在演说中重申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出的反对教会干涉教育的三项主张，强调:
“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渗入教育的。
”他驳斥了那种把非宗教同盟运动看作是妨害“信仰自由”的错误看法，认为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他幽默地作了比喻:
“凡事都是相对峙的，有了引人喝酒的铺子与广告，就可以引出戒酒会;
有了引人吸烟的公司与广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纸烟会;
有了宗教同盟的运动，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这是自然而然的。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既然有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着有这种‘非宗教’运动的必要，我们就自由作我们的运动。
用不着什么顾忌呵!
”[7]1923年5月，非宗教同盟还出版了一本《非宗教论》，其中还收入了马克思肖像插页和他的“宗教是人群的鸦片”（按:
今译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并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
这次非宗教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宣传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蔡元培力主以美育代宗教，还和他要求发展科学民主、争取社会进步的立场相一致。
在他看来，任何宗教无不“扩张己教，攻击异教”，“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规则，以为神之所定，可以永远不变”。
宗教所宣扬的这种愚昧、盲从和专制，就不能不是发展科学民主的极大障碍，而“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5]。
他认为，美育所达到的境界，有利于社会的进化，矫正宗教的弊害，因而美育是代替宗教的最好方法。
蔡元培晚年为萧瑜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作序时，叙述了当时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
所预拟的条目有五:
（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
（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
（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
（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
（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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